清太宗皇太极
作者：朱令
( 内蒙古大学 蒙古历史系，内蒙古 呼和浩特)
［摘要］多尔衮和多铎在清太宗朝中都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们与清太宗皇太极关系的演变对清朝政治有重要影响。皇太极作为大汗和皇帝，在三者的关系中是以皇太极为主轴、中心，天聪年间，皇太极笼络、重用多尔衮和多铎，用以抗衡三大贝勒的势力，三者形成了稳定的同盟关系，到了崇德年间，皇太极则对多尔衮和多铎采取不同的态度，对多尔衮继续拉拢和重用，而对多铎则采取重用和打击相结合的政策，同时分而治之，不让多尔衮和多铎过于接近，三者的政治关系有明显的变化过程。
和硕睿忠亲王多尔衮画像
皇太极、多尔衮、多铎均为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儿子，皇太极为孝慈高皇后所生，多尔衮和多铎均为努尔哈赤的继妃阿巴亥所生，为同母兄弟。努尔哈赤时期，皇太极已经随父兄征战了，政治、军事上得到磨练，朝鲜人李民寏在《建州闻见录》记载“红歹是勇力绝伦，颇有战功，所领将卒皆精锐。”所以“天命元年，太祖以上为大贝勒，与代善、阿敏、莽古尔泰共理机务。”［1］( P24)这期间，皇太极显示出卓越的政治、军事才能，得以位列四大贝勒之一，确立其在后金国政权中的地位。多尔衮和多铎大致经历从幼年到成年，期间几乎未参加重大的政治和军事活动，史籍关于三者的关系记载也很少，这期间三者还谈不上有任何政治关系。
一、天聪年间：稳定的同盟
努尔哈赤死后，经过一系列的斗争，最终皇太极获得了多数人的支持，“辞至再三”“众坚请不已，然后从之。”［1］( P24)皇太极最终得以继承努尔哈赤的汗位，年号天聪，是为天聪汗，但努尔哈赤去世前由于诸多原因，并未明确指定继承人，而是“尔八人可为八固山之王，庶几同心干国，可无失矣。”［2］( P171)努尔哈赤给后金政权留下了八和硕贝勒共理国政的遗命。皇太极自己也说“皇考无立我为君之命”。［1］( P24)太宗嗣立，非太祖之命，这就对皇太极继承汗位的合法性带来很大质疑。“上即位以来，历五年所凡国人朝见，上与三大贝勒俱南面坐受。”［1］( P150)四大贝勒共治的情况明显分割了汗权。同时，代善、阿敏和莽古尔泰三大贝勒均与皇太极有诸多尖锐的矛盾。大贝勒代善是努尔哈赤元妃所生，还是皇太极的兄长，正红旗旗主，
地位显赫。努尔哈赤死后，代善子岳托、萨哈廉兄弟在已经定议拥立皇太极为大汗后，才告诉其父，四贝勒“才德冠世，深契先帝圣心，众皆悦服，当速继大位。”［1］( P24)代善在其子的胁迫及自身“夺嫡”无望的情况下，只能表示“此吾夙心也”，拥立皇太极是被迫的选择，并非出于真心。二贝勒阿敏是努尔哈赤弟弟舒尔哈齐之子，毫无疑问属于爱新觉罗家族的旁支，按理是排除在汗位继承者之内的，但阿敏有着很大的野心，据皇太极回忆，早在努尔哈赤时期，“二贝勒父子欲擅离我国，往据一方自立，自皇考劝之不听。”［1］( P110)，“乃阿敏嗾其父，欲离太祖，移居黑扯木地。”［1］( P100)阿敏父子很早便有脱离后金国的独立倾向了。在拥护皇太极继位时阿敏竟然提出了“我与诸贝勒议立尔为主，尔即位后使我出居外藩可也。”的条件。［1］( P641) 分裂后金国的企图昭然若揭。三贝勒莽古尔泰在大凌河之战中，公然对抗皇太极，“於御前露刀大不敬”。［4］( P1491)对于想要加强汗权的皇太极，以上3人都是皇太极强有力的制约者、竞争者。同时在皇太极继位初期多尔衮、多铎的政治地位并不高，这在有关盟誓、贺表中的排名有明显体现。在皇太极继位的盟誓中，“……我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三人若不教养子弟……我阿巴泰、德格类、济尔哈朗、阿济格、多尔衮、多铎、杜度、岳托、硕托、萨哈璘、豪格等若背父兄之训而弗矢忠……［3］( P214) 多尔衮、多铎不仅排在三大贝勒之后，而且在其余诸贝勒中排名也不靠前，仅仅排在作为努尔哈赤孙辈的杜度、岳托、硕托前面，属于努尔哈赤子侄中的末尾。这是由于在努尔哈赤时期，战争频繁，诸贝勒的个人地位更多是取决于个人军功和才能，嫡庶之分的影响较小，多尔衮和多铎虽为太祖嫡子，但尚未建功立业，按理排名应该靠后。
和硕豫通亲王多铎
为了抑制三大贝勒的权力，集权大汗，便有意识的抬高多尔衮和多铎的地位。如天聪二年二月，多尔衮从征有功，“赐号墨尔根岱青”［5］( P22)天聪五年，皇太极命多尔衮掌吏部事。［6］( P783)同样，天聪二年二月，多铎因从皇太极征多罗特部有功，赐号额尔克楚呼尔。［5］( P42) 天聪三年，皇太极借口“一切机务，辄烦诸兄经理，多有未便”，提出“嗣后可令以下诸贝勒代之”“傥有疏失，罪坐诸贝勒。三大贝勒皆称善。遂以诸贝勒代理直月之事。”［1］( P67)取消了四大贝勒按月当值的传统，而以多尔衮、多铎等诸小贝勒代替。在分封八旗方面，“昔太祖分拨牛录与诸子时，给武英郡王十五牛录，睿亲王十五牛录，给尔( 多铎) 十五牛录，太祖亦自留十五牛录。”［1］( P618)北方民族有嫡幼子守产的传统，所以按照传统，努尔哈赤死后的财产、人口应由多铎继承。皇太极对这一点也进行了确认，“朕以为太祖虽无遗命，理宜分与幼子。”［1］( P618)使多铎成为领有一整旗的旗主。并借小事，“……( 阿济格)仍革固山贝勒任，以其弟贝勒多尔衮代之。”［1］( P59) 突然革去了阿济格镶白旗旗主之位，而以多尔衮代之。虽然天聪年间，皇太极将原两黄旗改为两白旗，原两白旗改为两黄旗。① 但皇太极只是依据大汗统领两黄旗的传统，换旗也仅仅是互换旗纛，各个旗主仍领有旧有旗人，所以对多尔衮、多铎所领的人口、财产并未有实质上的影响，所以多尔衮、多铎并未反对。
皇太极有意提升多尔衮和多铎的地位，而多尔衮和多铎对于皇太极与三大贝勒的斗争也选择站在皇太极一边。天聪四年，皇太极“以贝勒阿敏等败绩师还”，不让入城，“于十五里外立营。”［1］( P99)后秉承皇太极的旨意，“诸贝勒大臣等议大贝勒阿敏十六罪状具奏。”［1］( P100) 借永平之败，列阿敏十六大罪状，贝勒阿敏虽“已自服罪”，
“于是众贝勒大臣等合词请诛，以彰国法。”［1］( P104)包括多尔衮、多铎在内的众贝勒大臣竟无人替阿敏求情，反而一致请求诛杀阿敏。阿敏刚愎自用，四面树敌，没有稳定的同盟者是此结果的重要原因。出于稳定政权，团结内部的需要，“上不忍加诛，从宽免死，幽禁之。”［1］( P104) 皇太极将阿敏幽禁，至死未放出。② 至此，阿敏贝勒退出了政治舞台。如前文所说，大贝勒莽古尔泰由于御前露刃，“议革去大贝勒，降居诸贝勒之列。”［1］( P139)，“六年十二月，以暴疾卒。”［5］( P225) 莽古尔泰死后，正蓝旗旗主由莽古尔泰同母弟德格类继任。天聪九年十月，德格类也去世了。很快皇太极“以所属冷僧机追首莽古尔泰朋谋不轨事，削贝勒，黜宗室，爵除。”［5］( P166)莽古尔泰奴仆冷僧机告发莽古尔泰、德格类等谋反，皇太极借机对原属莽古尔泰的正蓝旗进行清洗，正蓝旗被皇太极、豪格父子吞并。冷僧机也得以“改隶正黄旗，授三等男，世袭。”［5］( P225) 对于冷僧机告发莽古尔泰、德格类等谋反这一事件，“贝勒阿巴泰、阿济格、和硕额尔克楚虎尔贝勒多铎闻之皆怒。”［1］( P334)表面是对莽古尔泰、德格类等谋反的愤怒，更深入的一层意思是支持皇太极对正蓝旗的清洗，只有贝勒硕托认为“贝勒德格类焉有此事，必妄言也。”［1］( P334)多尔衮对此事的态度则更加深可玩味，据记载，德格类是在天聪九年十月初二因病死去的［7］( P132)，就在同月的“二十六，墨尔根戴青( 贝勒) 去科尔沁娶汗的大福晋的妹为妻。”［7］( P140)在众人送来多尔衮的妻子时，“汗的大福晋率众贝勒的福晋们迎于五里外，设大宴，入城了。”［7］( P150)满洲贵族的婚姻是其政治地位的重要反应，多尔衮不仅迎娶了皇太极福晋的妹妹，而且迎娶时皇太极给予了很高的待遇，而正好这期间发生了冷僧机告发莽古尔泰、德格类事件，在多尔衮未对该事件明确表态时，皇太极的举动明显具有讨好、拉拢多尔衮之意，所以皇太极和多尔衮达成某种默契也是可能的，这样就明显减轻了皇太极惩处、兼并莽古尔泰等正蓝旗势力的阻力。同时从最终冷僧机“背朕迎合睿王以乱国政。”［8］( P494)而伏诛的情况看，善于政治投机的冷僧机与多尔衮的关系很好，冷僧机正是看到在清洗正蓝旗势力上，多尔衮和皇太极达成了默契这一点，才敢于首告莽古尔泰、德格类谋反。①代善见阿敏和莽古尔泰接连受到打击，便明确表达“傥皇上不令臣与议事之列，臣亦何敢违背上命。”［1］( P342) 代善以兄长之尊，对皇太极表现出恭敬和服从，并逐渐退出了权力中心，才避免了阿敏和莽古尔泰同样的命运。
从上可以看出，从皇太极继位以来，不断提高多尔衮和多铎地位，以抗衡三大贝勒的势力，巩固自身的权力。多尔衮和多铎在皇太极和三大贝勒的斗争中也给予支持，但是自身没有直接对抗三大贝勒，而总是顺水推舟，很巧妙的呼应了皇太极。正如姚念慈所说，皇太极利用了多尔衮、多铎等诸小贝勒对皇权的某种需求，联合他们，实现皇权独尊。②在清除三大贝勒势力中，多尔衮和多铎是起了重要作用的。皇太极、多尔衮、多铎三人政治上形成了稳定的同盟关系。
二、崇德年间：皇太极对多尔衮、多铎“分而治之”
到了崇德年间，三大贝勒的势力基本被清除，皇太极得以称帝，地位已经稳固，这时皇太极和多尔衮、多铎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崇德元年，“分叙诸兄弟子侄军功”，多尔衮封为和硕睿亲王，多铎封为和硕豫亲王。［1］( P371)虽然多尔衮和多铎继续保持在清朝政治中的重要地位，但皇太极对二者的态度则变得有所不同。对于多尔衮，皇太极表现出继续拉拢和重用，而对多铎则更多表现出压制的态度，同时防止多尔衮和多铎过于亲密，希图将多尔衮和多铎“分而治之”。皇太极曾公开对多尔衮说“朕爱尔过于群子弟”［6］( P7785)。事实也确实如此，在崇德八年八月征明大捷的贺表中的位次中，多尔衮仅仅排在皇太极密友济尔哈朗之后，是诸贝勒大臣中的二号人物。皇太极在执政后期对多尔衮和多铎的不同态度，一方面是由于多尔衮的军事和政治才能确实突出，军事上征服朝鲜，松锦之战中大败明军，擒获洪承畴等胜利，同时政治上多尔衮也表现的较为成熟，习惯于韬光养晦，如围锦州时皇太极不满多尔衮“移营就牧”，对皇太极这一显示自身皇权权威的举措，多尔衮马上自行议罪，“王奏：臣识庸虑短，背违圣旨，罪应死”。［5］( P25) 表现出对皇权权威的尊重和服从，对自身政治地位有清醒的认识，所以皇太极并未处死多尔衮，“上命降和硕睿亲王多尔衮为郡王，罚银一万两，夺两牛录户口。”［1］( P737)等到松锦之战结束后，凭借巨大的功劳，多尔衮“叙功，复爵和硕睿亲王。”［5］( P26)对比来看，多铎虽然具有杰出的军事才能，但政治才能较弱，这突出表现在他行为狂悖，率性而为，缺乏政治敏感性，如崇德三年九月，多尔衮领军伐明，诸贝勒大臣都来欢送，而多铎却“乃假托避痘为词，竟不一送。私携妓女，弦管欢歌。”［1］( P619)被皇太极严厉申斥。又“元旦庆贺，( 多铎) 以疲马进上。”［1］( P620)毫无君臣之礼。崇德三年十月，皇太极征明，命多铎在宁锦一带策应，“阵亡九名，失马三十三匹”［1］( P582)，皇太极借中后所之败，严厉惩治了多铎，三分之一的牛录、财物被多尔衮、阿济格瓜分，爵位也被连降两级，“降和硕亲王为多罗贝勒”［1］( P620)。在随后的松锦大战中，多铎虽然立下了巨大的功劳，但“叙功，晋封多罗豫郡王。”［5］( P45)仅仅晋封为郡王，此后终皇太极在位，多铎都未能恢复到以前的亲王爵位。另一个方面，在实力上，多铎是强于多尔衮的，皇太极不得不防范多铎。多尔衮和多铎虽然都为八旗旗主，但多铎却领有正白旗一整旗，而多尔衮和其兄阿济格同在镶白旗，多尔衮不领有一整旗，受到其兄的掣肘，并且在政治上多尔衮唯皇太极马首是瞻。政治地位上，多尔衮和多铎虽都为努尔哈赤的嫡子，但多铎为嫡幼子。如上文所说，北方民族有“嫡幼子守产”的传统，在努尔哈赤未明确继承人的情况下，若多铎利用其嫡幼子的优势政治地位图谋不轨，将对皇太极的皇位形成很大的挑战，所以皇太极不得不对多铎有所防备，不会放过打击多铎的机会。
皇太极选择对多尔衮和多铎“拉一个打一个”，“分而治之”也有离间二人，防止二人联合对抗皇权的考虑。这从《清太宗实录》中记录的崇德年间几场重要战役中多尔衮和多铎的活动中，我们可以看出其中的一些端倪。
表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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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
事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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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德元年八月 |
往征明国) 多尔衮率右翼兵，由中后所入。多铎率左翼兵，由锦州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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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德元年十二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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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征朝鲜) 多尔衮、豪格分统左翼满洲三旗、蒙古三旗、外藩蒙古左翼兵从宽甸 路入长山口。多铎、硕托、尼堪率护军千人继马福塔、劳萨往围朝鲜王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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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德三年正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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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太极率领多铎、阿济格、阿达礼、岳托、固山贝子、众大臣及护军亲征喀尔喀。 代善、济尔哈朗、多尔衮、杜度、阿巴泰等留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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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德三年八月 |
( 两路征明) 多尔衮为奉命大将军，以豪格、阿巴泰副之，统左翼军。岳托为扬武大将军，以杜度副之，统右翼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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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德五年四月 |
以济尔哈朗、多铎率师围明宁锦等处。多尔衮、豪格、杜度、阿巴泰及众贝子、大 臣等留守盛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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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德六年六月 |
济尔哈朗、阿济格、阿达礼、多铎、罗洛宏等与更代之多尔衮、豪格等两军合营。 左翼兵向松山之东，右翼兵向松山之西。 |
从表一可以清楚的看到，在崇德年间的历次战争中，或者是多尔衮和多铎一人出征，另一人留守，不同时出征，或者是二者同时出征而分别在左右翼，未见多尔衮和多铎共同出征共事，再也没有出现像天聪年间两兄弟并肩作战的情况。② 同时据白新良考证，《八旗通志》中八旗左右翼的划分在皇太极继位后就形成了，而且特别重要的是指出了根据左右翼的分布情况，多尔衮和多铎分别所在的镶白旗和正白旗应该均在右翼。［9］( P128)那么多尔衮和多铎出征作战时理所应当同在右翼，而事实却相反，两人总是不在一起。显然这是皇太极有意为之，因为皇太极深知若多尔衮和多铎长期战斗在一起，必然形成深厚的战斗情义，两者关系则更加牢固，反应在政治上便是多尔衮和多铎可能形成联盟，结党营私，图谋不轨，反对皇权，形成尾大不掉的情况，这对皇太极是十分不利的。所以皇太极打破常规，在崇德年间的对外作战中避免多尔衮和多铎同时出征，即使同时出征，二者在分别在左右翼，不让二人的关系过于紧密，从而避免二者结盟的可能。同时，崇德四年太宗训戒多铎时说：
“……及太祖升遐，武英郡王、睿亲王言太祖十五牛录，我三人宜各分其五。朕以为太祖虽无遗命，理宜分与幼子，故不允其请，悉以与尔……由此言之。则武英郡王、睿亲王或宜怨朕。尔独何心而亦怀怨耶？［1］( P618-619)
说明在确认多铎对努尔哈赤财产的继承时，皇太极也施展其权谋之术，巧妙的在多尔衮和多铎之间制造嫌隙，挑起纷争，离间二人，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
又“多罗豫郡王多铎与和硕睿亲王多尔衮不协。曾令苏三、纳木往吓多尔衮属下多拜云，尔遣多人采蜜，我必首告。多拜欲白之多尔衮。令苏三、纳木少待。二人竟不相待而回……乃遣人扬言恐吓，藐视亲王。多铎应加倍坐以应得之罪。苏三、纳木谎称多拜未曾令其少待，是以竟还，应各鞭七十。又宜喇木擅以多尔衮牛用以祭神，应鞭一百，贯耳鼻。奏闻。上命多铎坐以应得之罪。”［1］( P906)
这是明确表明作为同母兄弟的多尔衮和多铎在崇德年间的关系很恶劣的记载，两者的矛盾甚至到了不加掩饰的程度。皇太极看似处理客观公正，照顾各方的利益，但皇太极是乐于见到此种情况的，因为多尔衮和多铎关系恶劣最大的受益者毫无疑问是皇太极，既可以避免多尔衮和多铎结盟，威胁皇权，又可以让他们分别与皇权接近，皇太极施展高超的权术，将二人分别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扩大自己的势力。所以崇德年间，多尔衮和多铎的关系远不如人们预想的那么好，多尔衮和多铎的交恶，与皇太极不无关系，皇太极选择继续拉拢多尔衮而压制多尔衮，同时在二者之间制造嫌隙，防止二者过于亲密。
三、结语
综合以上，天聪年间，皇太极主要面对的是大汗与三大贝勒的矛盾，所以皇太极采取联合多尔衮和多铎，扶持二人以抗击三大贝勒的政策，多尔衮和多铎也选择追随皇太极，两者的政治地位有了很大提升，皇太极、多尔衮和多铎在政治上形成了同盟，可以说皇太极和多尔衮、多铎的关系同时处于蜜月期，而崇德年间，皇太极面对的主要是皇权与旗主权力之间的矛盾，多尔衮服从皇权，继续得到重用，而对于反抗皇权的多铎，毫无疑问是皇太极的打击对象，皇太极对多尔衮和多铎采取不同政策，既打击旗主中对皇权形成挑战的势力，又起到对多尔衮和多铎分而治之，避免两者过于亲密的作用。总的来说，皇太极与多尔衮具有更多的共同利益，两者的关系更加紧密。三者关系变化源于皇太极、多尔衮和多铎不同的性格、才能和客观形势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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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郭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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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8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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