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隆裕太后颁发《清帝逊位诏书》113周年
撰稿：恒毅
2025年2月12日（农历乙巳年正月十五日），是大清隆裕太后代表清廷颁布《清帝逊位诏书》的113周年纪念日。这一事件不仅终结了清朝268年的统治，也标志着中国两千余年君主专制制度的落幕，成为近代中国从传统帝制向共和政体转型的关键节点。
隆裕太后颁布的清帝逊位诏书
一、逊位诏书的历史背景
1. 辛亥革命与清廷危机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后，全国18省中有15省相继宣布独立，清廷实际控制的区域仅剩直隶（今河北）、河南等地。面对革命浪潮，清廷试图通过启用袁世凯镇压革命，但袁世凯借机攫取权力，以“逼宫”方式迫使清帝退位。
2. 隆裕太后的角色
隆裕太后（叶赫那拉·静芬）作为光绪帝的皇后、皇帝溥仪的法定监护人，是清廷最后的实际决策者。她虽无政治才干，但在内外压力下，最终选择接受袁世凯提出的《优待条件》，以皇帝逊位的形式结束清朝统治，以避免大规模内战和列强干涉。
二、《清帝逊位诏书》的核心内容
1912年2月12日颁布的诏书全文仅319字，但蕴含多重政治意义：
1. 政权转移的合法性
诏书明确“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将清朝统治权“禅让”给新生的中华民国，为政权合法性提供了传统法统依据。
2. 对共和政体的认可
诏书强调“人心所向，天命可知”，承认共和制为历史趋势，避免以“革命”名义彻底否定清廷，为后续政治妥协奠定基础。
3. 优待条件的绑定
诏书与《清室优待条件》捆绑生效，保障了溥仪保留皇帝尊号、暂居紫禁城、每年400万两岁用等特权，这一安排也为后来的张勋复辟埋下伏笔。
三、逊位诏书的历史争议
1. 法理意义的再探讨
—“禅让”还是“投降”？
诏书以“禅让”形式完成政权转移，既延续了中国传统王朝更替的“天命”话语，又避免了暴力革命对法统的彻底断裂。这一设计被部分学者视为中国近代“和平转型”的尝试（学者高全喜的“立宪时刻”理论）。
—国际法视角看诏书
诏书明确清廷“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从法理上确保了中国领土的完整性和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性，对维护边疆主权意义重大。
2. 对《优待条件》的反思
—妥协的代价
优待条件使清室在紫禁城内维持“小朝廷”，导致1917年张勋复辟和1932年溥仪投靠日本建立伪满洲国，凸显了妥协性政策的长远隐患。
—民国政府的困境
民国政府长期拖欠优待经费，1924年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并废除优待条件，标志着这一过渡方案的彻底失败。
四、113周年纪念的现实启示
1. 历史记忆的复杂性
逊位诏书既是中国近代化的里程碑，近年来学界更关注其“和平转型”的宪政意义，而非单纯视为“革命胜利”的附属品。
2. 国家统一的法理基石
诏书对“五族共和”领土完整的强调，至今仍是中国维护主权（尤其是对台湾、西藏、新疆主张）的重要历史依据。
3. 传统与现代的张力
清廷在最后一刻选择“以退为进”，试图通过法统让渡保留部分特权，这种保守改良主义的失败，折射出近代中国转型的艰难。
五、纪念与反思
—学术动态
近年新发现的清宫档案（如隆裕太后与袁世凯的往来电报）显示，清廷内部对退位的分歧远超以往认知，部分宗室甚至主张“联蒙抗汉”，但最终被现实压力压倒。
—公众认知
民间对隆裕太后的评价逐渐多元化：她既是终结帝制的“历史推手”，也是被时代洪流裹挟的悲剧人物。
结语
113年前的一纸诏书，终结了一个旧时代，却未能真正开启新时代的稳定之门。重审《清帝逊位诏书》，不仅是对历史细节的还原，更是对近代中国转型逻辑的深刻反思——如何在传统与现代、革命与改良、统一与分裂之间寻找平衡，仍是值得深思的命题。
参考文献
- 溥仪《我的前半生》
- 高全喜《立宪时刻：论〈清帝逊位诏书〉》
- 李启成《清帝逊位诏书在近代中国的法律意义》
- 英国《泰晤士报》1912年2月对逊位的报道（外媒视角）
-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宫电报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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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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