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佟悦
一、人口简况
沈阳是清朝的发祥地，三百多年来满族始终是这里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而且大多数分布在农村县区。于洪区的满族与东陵、苏家屯以及辽中、新民两县相比，人数略少，相对较少，1953年统计（当时称西郊区）为8350人，1964年为12037人，1971年为14111人，1982年为18454人，1990年为24450人。从具体分布情况看，以造化、平罗、马三家、于洪、北陵几个乡镇街道人数较多，但集中度并不高，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时，本区尚无满族人口超过2000人的乡镇，而当时东陵区有11个，新城子区有3个，苏家屯区有1个，新民县有3个，辽中县有2个，这种情况表明，于洪区的满族村屯的密度并不高，虽然有一些村满族居民比例较高，但这样的村分布比较比较分散，根据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沈阳满族志》所记，老边乡西老边、三台、高台、门台、前集体（原名两家子）、后集体（原名燕贾窝棚）等几个村满族人口相对较多，分属于几十个姓氏，但其他乡镇这种情况并不多见。
以上只是就近年调查所述，而满族是现在于洪境内少数民族中历史最古老的民族，其在近400年的岁月中经历了很丰富的变化。明朝的女真人（满族的前身）主要居住在抚顺以东和开原以北地区，在努尔哈赤起兵之前，一些女真骑兵也经常越过边墙进入辽东汉人居住区掳掠人口财物，但来去都很迅疾，而且多只是到达沈阳城东的抚顺、城南的奉集堡（在今苏家屯区陈相屯境内）和虎皮驿（今苏家屯区十里河镇）、城北蒲河（今沈北新区蒲河镇）、懿路（今沈北新区清水台镇与铁岭交界处），而更多的则是在明朝人设立的抚顺、开原“马市”，与汉人进行贸易，所以极少到达城西的于洪境内，更没有人定居在这里。
二、从外来者到土著民
满族人正式进入于洪地区是在后金天命六年（1621），这年春天，努尔哈赤率八旗大军进入辽沈地区，攻占辽阳、沈阳等大小七十多个城池城堡，其中自然也包括现在于洪区境内的一些军事要地。比如清代乾隆年间《盛京通志》中记载，章义城（现彰驿镇）、净烟堡（即明静远堡，现马三家镇静安堡）等，就是“太祖高皇帝辛酉年征明抚降之”。当年努尔哈赤迁都辽阳后，将辽沈一带的新占领区，分别划分为八旗的管辖范围，据1622年的满文档案记载，其中镶红旗负责管辖沈阳、蒲河、平虏堡、十方寺、上榆林、静远堡、武靖营、长宁堡、会安堡、虎皮驿、长永堡、长胜堡十二城，这里的平虏堡（今平罗堡）、静远堡（今静安堡）、上榆林（今尚义林）、长永堡（今高花堡）都在于洪境内。此后，这一带又曾换由两蓝旗驻守。天命九年（1624）初，努尔哈赤还曾到彰驿站围猎，并在此设宴款待从蒙古带领部众前来的驸马恩格德尔和前往迎接的八旗诸贝勒，并入彰驿站城居住，此后又让恩格德尔驸马在平罗堡一带定居，驸马、公主去世后，也安葬在平罗乡上蒲河村。
虽然在清入关前满族人已开始在这一地区居住，但从有关记载中可以看出，此处仍与明朝年间一样属于向西防守的沿边地区。所不同的只是明朝的防守对象是边外的蒙古人，而入关前的后金（清）政权主要是于此警戒辽西的明朝军队。如从《满文老档》中几次提到彰驿站城的史事看，这里仍是距边外很近的地方，天聪元年（1627）五月皇太极继位之初从沈阳往锦州进攻明军时，上榆林堡（解放乡大尚义村）一带，仍是其大军“出边”的地方。这里所谓的“边外”就是指由明朝控制的辽西和明边墙外辽河河地区套蒙古人经常出没的地方。1625年努尔哈赤定都沈阳后，后金（清）政权的满族统治者也逐渐加强了对沈阳西部地方的经营，最突出的是为了打通向辽西和蒙古地区的交通线路，修筑了从沈阳城通往老边的叠道和途中的永安桥，使这里成为由沈阳西行最常途经的交通要道，这样其附近自然要驻守兵丁保护和修缮，此外，沈阳西北的避痘所（即后来的御花园长宁寺）、法轮寺旁的城北教场等场所，也都是皇帝及王公大臣们常去的地方，于是也使这一地区在后金占领后又有了新的定居人口，在当时“八旗即是国家”的社会体制下，这些新居民自然是以身在八旗之中的满族人为主。
顺治元年（1644）清政权迁都北京，在此后统一全国的过程中，山海关外大部分八旗军民“从龙入关”，沈阳地区的满族人口骤然减少，只有少部分八旗军兵留守盛京城及山海关旁、辽南沿海的一些战略要地，于洪区境内只是在今北陵乡和陵东乡境内的一些村屯，居住着少量负责清太宗陵寝（即昭陵）防卫和管理的八旗军兵和夫役，此外便是在通往北京方向的叠道和重要关隘等处，设少数兵丁防守，而其他地区则很少有人居住。这种情况直到康熙中期才发生转变，一方面，关内局势基本稳定，大量八旗人口返回盛京地区，另一方面，清政府为补充八旗兵员，在康熙十八年（1699）、二十二年和三十八年，三次将黑龙江、乌苏里江一带的一些原始部落编入八旗，称为“新满洲”，其中的一部分被调往沈阳周边驻防，也使当地的满族人口数量有所增加，并在此后得以稳定发展。当时，盛京（沈阳）城内及周边农村的区域都按八旗划分，其周围四境的具体分布是：
南至十里河大道（通往辽阳），东为正红旗界，西为镶红旗界；
北至懿咱大道（通往铁岭），东为镶白旗界，西为正黄旗界；
东至抚顺大道（通往新宾），南为正蓝旗界，北为正白旗界；
西至老边大道（通往山海关），南为镶黄旗界，北为镶蓝旗界。
其中南、西、北三个方向都涉及到现于洪区，其向西大道即是清代的“大御路”，其位置大体与后来的沈山线铁路和“304国道”相当，则铁路北为镶蓝旗、南为镶黄旗；区境东南部则为镶红旗界，东北部属正黄旗界。但根据实际调查，于洪境内满族所属旗分并不完全与上述分区相符，其原因，一是近代以来迁移所致，二是一些属于清宫内务府和贵族庄园的土地，并不来严格按上述界限划分。
三、主要群体及其分布
于洪区境内满族，按其来源分，大体有以下几个类型。
一是留守盛京八旗群体的后代。即在清入关前随努尔哈赤入居沈阳地区，但并未随顺治皇帝迁都北京的土著满族。他们的氏族或是当年留守盛京，或因负责保卫和管理福陵、昭陵（即所谓“在陵上当差”），或因其祖先当时尚未达到当兵的年龄，因而并没有“从龙入关”的经历，始终住在沈阳地区。如翟家乡大于堡、小于堡（旧称大于什堡、小于什堡或榆树堡）的满族肇氏和章氏，据调查即是从清太宗皇太极时期就居住在那里直至现代。其中小于村章氏满族老姓为章佳氏，据其家谱记载，其始祖居于长白山，名穆都巴颜，二世祖章库时归附努尔哈赤，迁居新宾，到其四世祖撒木湛时即迁至小于村，隶属于镶蓝旗占泰牛录，按时间推算就是在1625年后金迁都沈阳前后，此后便一直居住在这里，至清末已传至第十九代。至本世纪初居住在该村的分松、文、奎、继、世、永、家七代，共数百口人。再如居住在今平罗镇秋家屯村的萨克达氏，（满洲镶黄旗，后改汉式姓礼、里、李），为清入关前大臣舒赛后裔，原居住在沈阳城西南部。也应是在顺治、康熙年间迁至西北部的。
类似情况还有居住在北陵附近一些村落的“守陵户”，也包括看守御花园（长宁寺查看批注）等皇家建筑者，他们有的是爱新觉罗成员，如看守长宁寺的努尔哈赤长子褚英后裔的一支，住于尤家荒，后改汉式姓“金”或“尤”；有的是伊尔根觉罗氏、叶赫纳拉氏、乌喇纳拉氏等皇亲，多是皇太极姨父或舅父家族的后代，清代称为“国戚舅姨子孙”，因看守昭陵而一直居住在附近。如陵东乡的陵堡子（陵东乡陵东村）等村屯。此外，一些清初满族王公大臣墓所在的村屯，也都有其族人或家仆作为守坟户（都在八旗属下）居住。如杨士乡汪家河子清代大学士傅恒家族墓（满姓富察氏，后人用汉式姓“富”、“傅”）、北陵乡罗家坟（西老爷屯）的安达里墓（满姓叶赫颜扎氏，后人用汉式姓“闫”）陵东乡瓦子峪（瓦子窑）村的杨古利家族墓（满姓舒穆禄氏，后人用汉式姓舒、徐、孙）、杨士乡揽军屯的安费杨古墓（满姓觉尔察氏，后人用汉式姓“肇”“赵”），陵东乡柳条湖的图鲁什墓（满姓依尔根觉罗氏，后人用汉式姓“赵”）等等，其所在村屯也都应该是满族人较早居住的地方。
二是康熙中期以后从关内撤回的八旗官兵和从北部调防盛京的“新满洲”，这是占沈阳地区满族人口大多数的部分。按照一些家谱的记载，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并不是回到自己的祖居之地，而是在本旗范围内指定地方的无主荒地“跑马占荒”，实际上就是清代以来本村屯的第一批居民。满族的八旗组织有特定的固有形式，按规定是其基层组织为每三百个男丁组成一个“牛录”（汉译“佐领”），五个牛录组成一个“甲喇”（汉译“”“参领”），五个甲喇组成一个“固山”（汉译为“旗”）。因为八旗是军事、生产、行政合一的组织，所以其各级组织中既包括规定数量的兵丁，也包括他们的家眷，而且这些兵丁是“上马为军，下马为民”，所以八旗官兵同时也是种田的老百姓，他们的土地也按照所属的旗或牛录来划分，传说沈阳西部（应包括辽中、新民）所属者共七十二个牛录。由于这种特点，八旗人居住的一些村屯往往也以其组织名称命名。比如于洪乡境内的红旗台村、解放乡的红旗堡（现称佟李家村），就应是属于镶红旗居住区域而得名，而另一些则直接以八旗基层组织牛录命名，如也什牛录（又称太平牛录，即今大兴乡全胜村）、坡什牛录（即今大兴乡大兴村）、高花牛录（即今高花乡高花堡）、诺木辉牛录（即今沙岭乡诺木辉村）等等（其中也有锡伯族或蒙古八旗牛录）至清末民初之际，懂满语者越来越少，“牛录”一词也很少有人知道其原来的含意，以至于出现以汉语“牛”的意思来解释村名的笑话，如坡什牛录改称为坡牛录堡子，后又被简称成颇堡子、破堡子，变得与原命名之意凤马牛不相及，到了民国十七年（1928），终因嫌其名不雅，改成了大兴屯。又如也什牛录，被简称为也什牛（这种简称法在以牛录命名的村很常见，如辽中的乌伯牛、新民的昂邦牛、法哈牛等等），但后来由于谐音的关系村名又成了“噎死牛”，并根据其汉语意思派生出相关的传说，叫来叫去，当然会嫌其名不雅，至上世纪50年代时终于改成了“全胜村”的“雅称”。这种变化，也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满族文化的融合过程。
当然，更多的村落虽然由当地的满族人为主开创，但完全使用汉语名称，其中仅有少数尚具有一些满族文化的特点，如平罗镇的那家窝棚（因同治年间满族那拉氏自望花迁此而得名）、造化乡的关家窝棚（因满族人关佛柱、关喜柱家族在居住得名），只是因为那（纳喇氏）、关（瓜尔佳氏）是满族著姓，才可以从中看到一些满族村屯的影子，而更多的满族村屯则很难从地名上看出其居民的民族成份。根据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调查，除以上提及者外，于洪境内至少有下列村屯的最早居民是满族人或以满族人为主：
于洪乡：于洪屯
解放乡：四台子、双树子、佟家窝棚（佟李家）
平罗镇：青堆子（倒树子）、白辛台、误兵林子、那家窝棚、后辛台、上三家（郎三家）
老边乡：门台（双树子）
陵东乡：观音屯（关家坟）、上岗子（妈妈坟）
北陵乡：大韩屯、沙河子（等子园）、下坎子
造化乡：关家窝棚、高力屯
马三家镇：古城子、西三家子（卜三家子）、静安堡
大兴乡：黑林子（赫林子）
沙岭镇：沙坨子，高明台、团结村（雅图岗子）
杨士乡：郑家洼子（烤猪屯）、汪家河子、余粮堡（吾粮堡）
翟家乡：翟家堡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清代许多一些汉族人加入八旗组织成为汉军八旗，有的后来成为满族共同体成员，有的在清代中期以后解决“八旗生计”问题时“出旗为民”，不再属于八旗系统。这类人中有的是清入关前就加入八旗的“老汉军”；也有的是在清入关后“随旗”的汉人，他们原来的身份可能是八旗户下家仆，或者从事放马、守坟、看守边台的兵丁及其家属，情况十分复杂，后来申报满族和汉族的都有。此外，于洪区境内靠近沈阳城西北议程的一些村屯，原有属清代盛京内务府管理的荒地，如大兴乡一带俗称“四十八家荒”的大片地区，多用作放牧马、牛等牲畜，相关人员多属于内务府“上三旗”（镶黄、正黄、正白），或内管领管辖，散处于附近各村屯。
应该说明的是，至清朝道光年间以后，由于国家政治的腐败和列强的入侵，八旗制度也不像清前期那样体系严整，供给充裕，满族人虽然有规定的俸禄（民间俗称“铁杆庄稼”），但往往不能按时足量发放，许多人家尽管终年劳碌，家庭生活仍然相当拮据，与其他各族人民在生活境况上并无很大差异。入旗当兵，享受俸禄的特权，并非人人都可获得，要经过满语和“弓刀石马步箭”的考试合格，等待出缺（空额）才可以补入。所以并非像一般人想象的那样都是不劳而获，终日提笼架鸟、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八旗子弟”。虽然他们仍然在八旗组织内生活，并还保留着一些本民族特色的生活习俗，如服饰、婚姻、祭祀、亲属称谓等等，但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接受汉族文化影响。民国以后，由于政治和社会环境的变化，又经过几十年的融合和发展，终于和其他各族人民一起，融入新中国的民族大家庭。（内容来自瑞雪烹梅）
原载于红缨满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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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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