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访谈·
清史专家李治亭先生
编者按: 李治亭先生是我国著名清史专家，从事研究 50 余年，在清代政治史、 民族史、边疆史，以及人物研究等方面造诣深厚，尤其在清代 “大一统”、明清易代 研究方面成绩最为突出。这两个问题是清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长期作为学界讨论的 热点和焦点。本刊邀请朱昌荣研究员专访李先生，畅谈清代大一统与明清易代研究，以期对相关研究有所推进。
以“大一统”、明清易代问题为切入点，
推进清史研究上新台阶
——访李治亭先生
一、清代 “大一统”研究
问: 由于国际和国内政治环境的改变，近十年来，“大一统”是史学界的研究热 点之一，清代 “大一统”则成为其中的焦点。清军入关后，面临激剧的满汉文化冲 突和对立。清朝统治者审时度势，积极学习中原王朝治国理念， “崇儒重道”，推崇 儒学，并以之指导、推动清初社会重建。其中，对 “大一统”思想的学习和吸收， 至今仍被研究者视作清政府能迅速完成国家统一和多民族统一国家建设的关键。那 么，什么是 “大一统”理论？ 在清朝之前，“大一统”思想又是如何发展的？
答: 说起来，这个问题并不复杂。追踪溯源，“大一统”源自孔子著 《春秋》表 达他的政治理想。该书开宗明义，写道: “隐公元年春，王正月。”据此， 《公羊传》 解释说: “元年者何？ 君之始年也; 春者何？ 岁之始也; 王者孰谓？ 谓文王也; 曷为 先言王而后言正月？ 王正月也; 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 《公羊传》为 《春秋》 解经，对上引孔子的一段话，逐一解析，最后得出结论: 孔子的本意，就是 “大一 统”。可以认为，这是 《公羊传》对孔子 《春秋》本意的高度理论概括。 “大一统” 的理论就此诞生。
孔子特别强调 “王正月”，其意就是尊崇文王为天下共主，在正月，一年即始之日向全国发布政令，而天下诸侯及一切臣民都必须服从文王之令。《公羊传》将此进 行理论概括，定名 “大一统”，十分精准，说到了问题的根本。如果再问 “大一统”的具体内涵，《礼记·丧服四制》给出了最通俗的解释: “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国 无二君，家无二尊，以一治之也。”这是说，天上一个太阳，地上一个国家，一国之 内只有一个国君，一家之中只有一个当家人，此即 “以一治之”之意。这就是 “大 一统”。简言之，国家要统一于一个政权，不要分裂，不要割据。
“大一统”的思想理论形成于西周末。此时期，诸侯纷起争霸，王室衰微，礼崩 乐坏，百姓遭受战乱之苦。齐国管仲最先提出 “尊王攘夷”的政治号召，倡导尊崇 周王为共主，共同抵抗 “夷人”入侵。继其后，始有孔子著 《春秋》，将周王置于最 高统治地位，用以号令天下，表达了国家政权 “大一统”的意愿。至 《公羊传》才正式定名 “大一统”。这正反映了各阶层要求结束纷争战乱的强烈愿望，这符合社会 发展的需要。至战国时期，又有天下 “定于一” “一天下”等主张，都是 “大一统” 思想不同方式的表达。可见，“大一统”的思想是社会演变的产物，是适应时代的需 要而产生的一种新理念，是推进社会发展的一种精神与理论的指南，亦成为历代政治 家的政治追求。
在 “大一统”的思想理论传播了数百年之后，至秦才第一次将这一思想理论变 为现实，这就是秦始皇废分封，设郡县，实行中央集权，首次实现华夏 “大一统”。
汉承秦制，一个可称为划时代的大变化，就是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首次把 儒家 “大一统”定为治国的指导思想，如 “独尊儒术”的倡导者董仲舒说: “《春 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 ( 《汉书·董仲舒传》) 以汉为开端， “大一统”为历代王朝所奉行，历两千余年而不衰，显示出强大的政治生命力。
问: 有人认为，中国 “大一统”的思想和实践，在清代具有独特性，与前代是 有所不同的，您对此是怎么认识的？
答: “大一统”行千百年，是否有变化？ 可以说，以清为界，是有所不同的。在 清以前，历代所行 “大一统”，大多为 “华夷之辨”背景下的大一统。清代打破 “华 夷之辨”的旧民族观，创建华夷一体、不分内外的新民族观，构建新型的 “大一统” 政治理论。清入关前，皇太极首倡 “满蒙汉一体”的新民族观，打破千百年来 “华夷之辨”的思想束缚，开创中华民族关系的新局面。入关后，顺治朝执行皇太极的 遗策，继续推进华夷民族大一统。至康熙朝，做出一项战略性决策，这就是圣祖于康 熙三十年发出 “上谕”，决定自此废弃长城: 既不再修理，也不再驻兵防御。他说: “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 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敢当。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所谓众志成城者是 也……且长城延袤数千里，养兵几何，方能分守？”( 《清圣祖实录》卷一五一，康熙 三十年五月丙午) 废长城的历史意义就在于，将限隔华夷的这道长墙给废弃了，实现圣祖反复阐述的 “中外一体”“天下一家”的政治理想。废长城，换个说法，可称 为 “开放长城”。千百年来，历朝历代尤以明代为甚，重兵守御，封闭长城，禁出 入，圣祖将长城开放，才使长城内外华夷合为一体。
自顺治，经康熙、雍正、乾隆恪守 “中外一家”的治国理念，实现 “华夷一家”的 大一统，就连嘉庆也一再宣称: “我朝中外一家，无论蒙古，民人皆系臣仆赤子……朕一 视同仁。”( 《清仁宗实录》卷六七，嘉庆五年五月甲申)
清朝新 “大一统”理论，当推世宗给予完整地阐发，予以准确地理论概括。他 说: “我朝肇基东海之滨，统一诸国，君临天下，所承之统，尧舜以来中外一家之统也; 所用之人，大小文武，中外一家之人也; 所行之政，礼乐征伐，中外一家之政 也。”( 《清世宗实录》卷一三〇，雍正十一年四月己卯) 又说: “自古中外一家，幅 员极广，未有如我朝者也”; “今六合成 ‘大一统’之天下，东西南朔，声教所被，莫不尊亲” (《清世宗实录》卷八三，雍正七年七月丙午) 。世宗还有诸多的精辟阐发，不便多引。以世宗的系统论说，可以确认，他完成了清代 “大一统”新理论的 论证，从而构建成 “中外一家”大一统的理论。如果与明太祖朱元璋及晚明一些思想家的言论相对比，真是天地悬差。
清代 “大一统”并非是空泛的理论说教，他们努力将此理念付诸实践，根本性 的变革，就是把南北东西的各边疆地区完全纳入国家直接管辖的行政管理体制之内，行使国家主权，设机构，驻军队，派官吏，纳赋税，行科举，设学校，实现与内地一 体化。这才真正完成了对边疆及少数民族的大一统。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次空前飞 跃。清朝创建 “大一统”新理论，并付诸实践，其结果是，“中国”版图定型，多元 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化形成，多民族统一国家就此确立。
长期以来，学界对 “大一统”的内涵，罕有讨论，即便有，也不免误读误解。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 “改革开放”后，举凡中国通史，大都不见 “大一统”之论述，至多在论春秋孔子的儒学时，才提到 “大一统”。如范文澜、蔡美彪《中国通史》(第1册，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76页) 引述《礼记·坊记》孔子说: “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最后一句话: “以一治之也”，给删 掉了。这段文字本是 “大一统”之意，《中国通史》却解释为: “实际意义就是土地 一级一级自上而下归一个人所有。”此种解说，与 “大一统”本意背道而驰。
20 世纪 90 年代末，我曾应台北 “中研院”之邀，赴台参加 “中国历史上统一与分裂学术研讨会”，专论清代西北之乱，首次触及“大一统”，限于初识，没有深入阐述此一理论的深刻内涵。此后十余年间，我发表了多篇有关清代“大一统”与边 疆问题的论文，在我主编的 《清史》中，深入阐述清代 “大一统”的理论与实践(《清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与此同时，著名学者杨向奎于 2011 年出版《大一统与儒家思想》( 北京出版社) ，指出大一统 “是一种向心力，是一种回归的力量”(第1页) 。从“大一统”理论的起源及它的内涵给予深刻的论证。
这期间，学界几无人语及的 “大一统”，至最近十年间，突然成为热门话题，成为一句口头禅，无论哪门断代史都谈 “大一统”。专论 “大一统”的文章频频出现。实际上 “大一统”并未被真正认识，例如，该理论之起源、演复，特别是清代 “大一统”理论的新发展，等等，还是模糊不清，误解误判时时出现。清代 “大一统”研究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我从个人研究 “大一统”的学术实践中，深刻认识 “大一统”是解读中国历史的一把钥匙，不识 “大一统”，难识中国历史。同样，不识 “大一统”就不识清史，就不能正确评价清史。
二、明清易代的思考
问: 如果说清代 “大一统”是清史研究的热点问题，明清易代则是基础问题， 是研究清史绕不开的议题。自 “改革开放”迄于今，已历 40 余年，有关明清易代的研究不断，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延至 21 世纪初，曾几度掀起研究热潮，新的研究成果大量涌现，彰显出明清易代研究的深入程度。那么，何谓“明清易代”？所包含的
时间段始于何时，终于何时？
答: 明清易代，又称明清鼎革、明清交替，如果强调时代的意义，则称为 “明清之际”。无论哪个说法，其包涵的内容就是一个: 明亡清兴。上引的几种说法都正确，且无根本差异，不过是用词修饰不同而已。明清易代，作为一个重大历史事件，或者作为一个历史时期，必有终始时间的规定: 始于何时？ 终于何时？ 清史学界没有给予明确的解释，似乎约定俗成，不言自明。为规范学术，有必要对这两个时间作出 界定。
明清易代，是一个过程中的两个方面，互为依据，缺一不可。当努尔哈赤登上中国历史舞台，自建国家政权，国号大金，史称 “后金”，宣布与明决裂，进而向明宣战时，标志 “明清易代”的历史进程就此开始: 这一年，就是明万历四十四年，即后金天命元年，也就是公元 1616 年。这里，提出一个问题: 努尔哈赤于万历十一年即公元 1583 年起兵，至建国前，共 33 年，是否是 “明清易代”的时间？ 严格地说，这段时间不宜计入。道理很简单，努尔哈赤既未建国，也未与明脱离政治隶属关系，他的身份仍是明朝所属的一个女真边臣，因此，“明清易代”尚未开始，只能计入清朝肇兴的历史。当然，如果不割断历史，将明清易代的起始时间向前延伸到努尔哈赤起兵之时，也是可以接受的。
明清易代的结束时间，毫无疑问，当明亡之时，已完成了 “易代”，也就归于终结。这个时间，已为人们所熟知，就是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公元 1644 年，以当年五月清 “入主”北京为标志， “明清易代”到此结束。这里，也提出一个问题: 南明算不算明清易代的组成部分？ 正好与努尔哈赤建国前向前延伸的时间相反，南明恰是向明亡后延伸。这同样不宜。南明只是朱明后裔建立的几个小朝廷，不具有与明亡前一样的政治统治地位，而且又有李自成大顺与张献忠大西两个政权，与之并列为两大政治军事集团，由清对三方展开征战，因此，南明不足以与清并列为一方代表。真正称之为明清易代的历史，原则上应以 1616 年为起点，以 1644 年为终点，历时 28 年。
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在明清易代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哪些方面？
答: 明清易代，是一个重大的学术命题。它的内容极为丰富，又以多种多样的事件、民族冲突、种种矛盾，以及形形色色的人物，交织在一起，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历史景观。概括地说，它的核心内容，就是清兴明亡。其中值得研究的内容很多。其一，清朝以一个弱小、人数又少的民族，何以兴起而无敌于天下？ 其二，明与清(后金) 的战争，是明清易代的主要手段与途径，一直是学界研究的重要内容。其三，民族的变化也是这段历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在明清易代的过程中，在东北地区的辽东形成一个新的民族即满洲 ( 族) 民族共同体，其满洲文化同时形成。这个新民族的出现，显示出她的蓬勃生机与创造力，直接改变中国历史进程，重新改写中华民族史。应该说，满洲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应视为明清易代的一项重要结果。明清易代另一项重要结果: 中华民族关系大变动，突破千百年来 “华夷之辨”的旧民族观念，形成新型的民族关系的新格局。其四，明清易代历程中，明与清及满蒙诸族都涌现出形形色色的人物，各具个性，作用各异，如何评价、定性？ 值得深入研究。其五，明清易代，是一个封建王朝取代另一个封建王朝，与此同时，西方正进行资产阶级革命。对比一下，何以东西方发展道路迥然有别？ 这一重要问题，迄今很少有学者进行认真探讨。
以上所举，都是明清易代的历史内容，也是学术研究的问题。与这些内容相关联的问题，还有很多，如，明晚期与关外的清 ( 后金) 政权，双方民族观念及民族政策有何不同？ 满洲 ( 族) 与汉官及汉民共处清政权的政治体，是否接受 “汉化”？ 两种文化又包括蒙古族等多民族文化如何共容共存？ 等等。
问: 那么，研究这段历史有什么样的历史和现实价值呢？
答: 研究明清易代，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与现实的启示意义。
清入关前史是清史的 “源头”。有清一代的八旗制、政治体制，开创 “满蒙汉一体”的民族新格局，皆源自入关前，清代 “大一统”的理论与实践亦始于东北地区。凡此种种，无不与入关前史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正确认识清前史是解读清史本质的一把钥匙，也是正确评价清史的重要依据。把清前史置于中国通史中考察，与历代王朝的开国史或建国史作比较，就会发现清前史有诸多新创造、新发展，如“满蒙汉一体”的新理念，实属历史性的变革。
清朝兴起的过程，也是明朝失国的过程。明朝是怎样失国的？ 非常值得探讨。比之明以前历代亡国的原因，明更具特殊性。历代亡国各有原因，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明亡较之往代不同，可以说，它集历代亡国原因之大成: 诸如吏治败坏、上层统治集团溃烂、太监祸国、党争乱政、天灾频仍、西北十年无雨、瘟疫流行，加之与关外清政权历年战争不息，致库存财赋耗尽，再征辽饷、练饷、剿饷，广大百姓负担之重，受苦之深，又超过前数代百姓苦难。故而造成百万农民大起义，又超历代农民起义的规模与水平。最后，都城被农民军攻占，崇祯帝被逼自杀殉国。如此结局，也为历代所罕见。
清兴、明亡，各自包涵极为丰富的内容，值得重视，值得大力展开研究，以期获得对明清易代的本质认识。从理论上看，清是一支新生的力量，初起虽然弱小，却充满了强大的生命力，在适宜的条件下，施以种种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的举措，便迅猛发展起来。明是一个行经 200 余年的旧王朝，一切制度都已陈旧落后，却不思变革，更严重的是，整个统治集团皆已腐化，吏治失控，经济崩溃，人心思乱。
明亡清兴给人的启示，历来受到人们的重视。特别是明亡，尤其应该警惕。明亡的一个严重教训，是统治集团腐败，以致失民心，而后又失天下。从清到民国，都在以明亡为警示，短期内确有成效，终因无法摆脱旧制度的桎梏和陈旧思想的束缚，仍陷入覆亡的归宿。至今，无论明亡，还是清兴，仍有现实的启示意义，足资借鉴。
问: 明清易代研究，并未达成共识，而是歧见纷出，争议迭起。这在明清史研究乃至各断代史研究中，并不多见，换言之，明清易代是分歧较多的一个领域。这些分歧主要在什么地方？
答: 学界分歧的地方很多，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如何解释明清易代。有学者总结一百多年来有五种 “解释模式”: 民族革命、王朝更替、阶级革命、近代化、人与自然互动关系。如辛亥革命提出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20 世纪 20 年代萧一山 《清代通史》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公开声明该书贯彻民族革命思想。这就是民族革命的 “解释模式”，把清朝的兴起与入关统治、汉族的反抗解释为民族革命斗争，这种解释模式是有局限的。另外四种 “模式”不同，各自给出不同的解释，内中充满了矛盾与争论 ( 刘志刚 《时代感与包容度: 明清易代的五种解释模式》，《清华大学学报》2010 年第 2 期) 。其实，所谓五种 “解释模式”，也只是表面现象，与明清易代的历史真相相去甚远。
其二，明走向衰亡开始于何时？ 今之学界对此不甚明确。林金树认为明自万历十三年至二十年从衰弱走向败亡 ( 《万历帝》，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 年) 。黄仁宇把明亡的开始定格在万历十五年 (《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1982年) 。今人论明亡，皆指崇祯帝亡国。崇祯帝亡国与其前的天启、万历有没有关联？ 范金民论及神宗万历十七年前后实况，再及天启、崇祯二朝事，认为这个王朝自万历十七年前后已 “迈向覆亡边缘”( 《迈向覆亡边缘的大明王朝———朝鲜人眼中的晚明社会》，《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 年 3 月 3 日) 。但是，万历、天启、崇祯三朝与明亡的关系，包括明亡始年及三朝各自承担的责任，学界并无详细讨论，迄今也未形成共识。
应该说，还是 《明史》给出一个明确的说法: “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明史·神宗本纪(二) 》)如史家赵翼进一步说明: “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云。”(《廿二史札记》卷三五 《万历中矿税之害》) 显然，清人论明亡，把责任全推给神宗一人承担，这既不符合事实，也失公允。
我认为，明之亡，非亡于神宗，而是始于神宗 ( 《明亡于神宗辨》， 《史学集刊》1998 年第 2 期) 。就是说，明亡国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即从神宗开始。具体时间当定于万历十一年。这一年，张居正刚去世，神宗即废除其变法，形势急转直下; 同一年，努尔哈赤起兵亦即清兴之始，这两个事件巧合于同一年之内，故当定为明亡开始之时。
其三，明缘何而亡？ 前已指出，明亡原因之多，实集历代亡国之大全，换言之，举凡历代亡国，都可在明亡中找到相同或类似的原因。今之论者，多取其一端，其他罔顾，至多是点到为止。如，明以 “学术亡国”，没参与 15 世纪 “全球化”以致亡国，等等，皆主一因或二因，不足以揭示明亡之历史真相。
我认为，应综合各个方面因素，且阐明诸因中之主因即主要矛盾方面，在明亡过程中如何演变，直至明亡之时，才能把明亡的真实历史说清楚。明亡的过程应是: 神宗懒政，国势趋亡。熹宗乱政，朝野溃烂。崇祯无政，失策失国。三朝三帝为政及他们的素养与个性，才真正是导致明亡的深刻原因。
其四，对清入关如何评价？ 对明清易代中降清的人物如何价？ 对清入关的评价，充斥着各种声音，批判、声讨、否定，见诸报刊论著，明确表达他们对清前史，包括对满洲史的不同史观。试举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 把明清易代看成是一场 “惨祸”; 后金 (清)自立为国，就是“分裂国家”; 清朝取代明朝是历史的大倒退，这源于满族统治者对汉族的武力征服，其结果，使汉族“亡国灭种”，以夷灭夏、天崩 地解。清朝入主中原，摧毁了生产力，尤其造成社会经济严重倒退。满洲贵族野蛮的军事征服，延缓甚至中断了新生产力发展的进程，出现了背离整个世界发展大潮的倒退。还有更尖锐的评论，说后金 ( 清) 的所作所为，凶残野蛮，代表了黑暗和邪恶。如此等等，难以尽引。
我认为，满洲(族) 本是中国东北地区土生土长的民族，不应被看成是 “外来民族”。她与明争战，乃至入关，不是对中国的 “征服”，不是对汉人的“征服”，而是对中国的重新统一。
其五，对明清易代人物评价的争议，集中在降清人物如何论是非。对于降清人物，学界争议较大，有肯定者，有否定者。我认为，满洲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个成员，她崛起，建政权，与明争夺全国统治权，是一国之内的政权之争，其中一些人投入敌对政权，这在历代王朝更迭中是常见的现象，不足为奇。
其六，对清取代明的认识，学界分歧较大，概括起来，主要有三个: 一是当清取代明主天下，明人一派恐慌，惊呼天崩地解。在明人看来，清朝入主，如同 “狼来了”，视同大灾大难。二是有一种观点认为，明清易代是中华民族内部落后的、人数不多却又剽悍的满族上层人士，勾连汉族中部分官绅地主利用矛盾坐收渔人之利，窃取了农民大起义的胜利果实。这是站在大汉族的立场上，否定满洲(清)取代明朝的合法性。三是将满洲视为“入侵者”“征服者”，“外族” “异族”等，这是西方“新清史”的观点，也被国内学界部分学者所信奉，不断阐发此类观点。
问: 面对学界上述种种的分歧，您认为应该如何更好地进行明清易代研究呢？
明清易代，是中国历史上一场空前规模的历史大变革，矛盾之多，斗争之激烈，人物之形形色色，错综复杂。今之论者难免各出己见，各持一端，难成共识。
我以为，欲正确解释明清易代的历史变革，应坚持以下四原则: 第一，不要站在一个王朝的立场，去反对或否定另一个王朝，而应站在客观的立场，以是否顺应中国历史发展大趋势为评判的依据。第二，不要站在一个民族的立场，去反对或否定另一个民族，而应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各民族一视同仁，权利均等。第三，不要站在“忠君”的道德立场，以其道德评判是非，而应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实践的社会效果来确认功过是非。第四，不要站在西方的立场，用西方标准来评判中国，应立足中国，从中国历史的进程中考察明清，是否比前人或前代有所前进或倒退。此四条原则，化为一句话: 坚守并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克服陈旧观念和认识上的偏狭，化解歧见，有望形成共识。
明清易代，体量庞大，内涵丰富而复杂，不仅需要大量史料提供证据，尤其呼唤理论做出科学解释。学界尚需继续开拓进取，不断破解疑难，将此项研究引向深入，取得突破，超越前人，启迪来者。
问: 经过对您的访谈，我们对清代大一统这个热点问题和明清易代这个争议较大的议题有了更深的理解，对这两个问题也有了新的思考。谢谢李先生。
(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 朱昌荣采访整理)
( 责任编辑: 李成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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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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