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昭陵（沈阳北陵）

清昭陵是清朝第二代开国君主太宗皇太极以及孝端文皇后博尔济吉特氏的陵墓，占地面积16万平方米，是清初“关外三陵”中规模最大、气势最宏伟的一座。位于沈阳（盛京）古城北约十华里，因此也称“北陵”，是清代皇家陵寝和现代园林合一的游览胜地。园内古松参天，草木葱茏，湖水荡漾，楼殿威严，金瓦夺目，充分显示出皇家陵园的雄伟、壮丽和现代园林的清雅、秀美。昭陵除了葬有帝后外，还葬有麟趾宫贵妃、洐庆宫淑妃等一批后妃佳丽，是清初关外陵寝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座帝陵，是我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帝王陵墓建筑之一。

景区布局

盛京之陵，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就是昭陵。

沈阳昭陵陵区建筑布局大致是这样的：陵区四周设有红、白、青三种颜色界桩，其南面还备有挡众木（又叫“拒马木”）四百四十二架。陵区南北狭长，东西偏窄。陵区最南端是下马碑，其次，为华表和石狮。计有下马碑四座，华表一对，石狮一对，它们分别立在道路的两旁。石狮之北建有神桥。神桥之西原有涤品井一眼。神桥往北为石牌坊。石牌坊东西两侧各有一座小跨院。东跨院是皇帝更衣亭和静房（厕所）。西跨院是省牲亭和馔造房。石牌坊以北是陵寝正门——正红门，此门周围是环绕陵区的朱红围墙，又叫“风水墙”。正红门内有一条南北笔直的石路叫“神道”，神道两侧由南往北依次立有擎天柱柱一对，石狮子一对，石獬豸一对，石麒麟一对，石马一对，石骆驼一对，石象一对。这些石兽统称“石象生”。再往北，在神道正中有神功圣德碑亭一座。碑亭两侧有“朝房”，东朝房是存放仪仗及制奶茶之地，西朝房是备制膳食和果品之所。碑亭之北是方城，方城正门曰“隆恩门”，城门上有楼，俗称“五凤楼”。方城正中是隆恩殿，两侧有配殿和配楼。配楼俗名“晾果楼”，晾晒祭祀用果品之处。隆恩殿后有二柱门和石祭台，再后是券门，券门顶端有大明楼，步入券门是月牙城，月牙城正面有琉璃影壁，两侧有“蹬道”可上下方城，月牙城之后是宝城、宝顶，宝顶之内为地宫。宝城之后是人工堆起的陵山——“隆业山”。另在陵寝西侧、与宝顶遥遥相对还有一组建筑叫“懿靖大贵妃、康惠淑妃园寝”，是安葬太宗众妃的莹地。除此之外，在陵寝东西两翼各三里许有陪葬墓，左侧有武勋王杨古里墓及奶妈坟，右侧有贞臣敦达里及安达里殉葬墓。这种以功臣陪葬的形式是古代陵寝制度，体现了封建君王“事死如事生”的愿望，也体现了忠君思想和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

另在陵区之外还有藏经楼、关帝庙、点将台等建筑。昭陵建筑布局严格遵循“中轴线”及“前朝后寝”等陵寝规制，陵寝主体建筑全部建在南北中轴线上，其它附属建筑则均衡地安排在它的两侧。这样的设计思想主要是体现皇权至高无上，同时，达到使建筑群稳重、平衡及统一等美学效应。

昭陵的管理有文武两大衙门。一个叫总管衙门，一个叫关防衙门，管衙门主要负责陵区的防卫，关防衙门负责祭祀和陵寝建筑的一般修缮。

清朝逊国之后，昭陵虽然仍由三陵守护大臣负责管理，但由于连年战乱，国库入不敷出，对昭陵无力做大的修缮，以至陵园建筑残破凋零。当时有位文人写过这样一首《游北陵》诗：“涉足昭陵户与庭，辉煌眩目未曾经。莓苔满径无人管，杨柳山中犹自清。”写出了当时昭陵的真实面貌。清代“陪京（沈阳）八景”里有“北陵（昭陵）红叶”。金梁在《奉天古迹考》中说：“北陵多枫柳，西风黄叶红满秋林，故名北陵红叶。”

总的来看，沈阳昭陵主体建筑仍保存至今，地下基础完好，规划、布局依然完整，古建筑与遗址未受后人过多的干预与改变，自然环境也基本保持原始状态，真实性与完整性程度很高。

陵名典故

古代皇陵都有各自的名号，这些陵号的来源，或体现对皇帝一生功业的总结和赞誉，或者是带有吉祥和祝福的含义。

清代陵名一般由嗣皇帝钦定。其次，清代还有一项制度，如果遇到陵名与地名重复时，必须将地名换掉，这叫避讳。可见，帝王陵名是极其神圣的。

昭陵一名是顺治元年八月初九太宗驾崩一周年火化梓宫时确定的。昭陵陵名的来历前人有两种不同解释，一种解释认为是仿效唐太宗李世民的昭陵，另一种解释说与古代昭穆制度有关。提出清昭陵仿唐昭陵者是乾隆皇帝。他在东巡盛京祭扫昭陵时表达了这个见解。其实，这不过是乾隆的附会之言，昭陵在定名时正是大清刚刚打败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占据北京，此时明朝及李自成仍有很强势力，鹿死谁手尚难定论，很难想像有把清太宗与唐太宗相提并列的必要。乾隆皇帝所以把清太宗与唐太宗并列在于他政治的需要，李世民被历代统治者奉为帝王楷模，他在位二十三年，礼贤下士，纳谏兼听，国富民强，史称其时代为“贞观之治”，为盛唐时期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奠定了基础。乾隆把今祖与李世民相提并论旨在告慰世人，大清江山也会如同汉唐一样会出现一代新的盛世。

其次，说到昭陵出自昭穆制度的说法也欠妥当。昭穆是古代宗法制度，此制用于墓葬的排列顺序以及大庙种位的排列9其法以祖宗位居正中，其它各辈分按左昭右穆顺序依次类推。盛京有永、福、昭三座陵墓，其中一永演为祖陵，地位最高，福陵次之，昭陵排列第三。如果按昭穆制度排列，永陵应在正中，福陵在其左（东）称为昭，昭陵在其右称为“穆”。而现行永福昭三陵，永陵在最东，福陵在中，昭陵在西，三座陵寝根本构不成昭穆关系。

昭陵的名可能是出于对“昭”字含义本身的选择。古人以昭字作“彰明”、“显扬”解。昭陵陵名的含义就是将太宗文德武功彰明于世．并使之显扬了后的含义，大至不过如此。

节庆活动

祭祖．是昭陵一项根本活动。其名目分为“大祭”、“小祭”、“皇帝东巡致祭”等等。其中，仅小祭一项每年要举办二十多次。祭礼频繁。祭品丰奢，形式僵化，千篇一律，兴师动众，损耗巨大。

大祭

昭陵每年举行七次大祭。时间是清明、中元、十月朔、冬至、岁暮以及太宗忌辰、孝端文皇后忌辰。其中，清明、中元、冬至、岁暮又称“四时大祭”，是祭祀中等级最高、礼制最繁琐、祭品最丰盛的祭把形式。

清明：明清之际已将清明做为陵寝大祭礼的举行时间。清明大祭最有特色的一幕是“敷土礼”。所谓敷土礼就是往宝顶上添土，这与民间培土修坟的习俗也是大同小异，只是繁简奢俭之别罢了。乾隆二年（1737年）以前，敷土礼相当繁琐，每次要敷土十三担，承祭官、总管、掌关防官等十三人同时登上宝顶添土。乾隆皇帝继位之后，对这项制度做了改变。原因是有如此多的人登上皇陵宝顶，有失对祖宗的敬重。乾隆曾就此事发圣旨说：“清明山陡增土十三担，向沿前明旧制、并无取义似觉太烦。今拟各陵增上一担，俱令承祭官跪上土于宝顶。庶践履不至多人，益用诚敬。”

中元：古人以正月十五为“上元”，七月十五为“中元”，十月十五为“下元”。古人将中元节做为祭日上坟扫墓。明清两朝已将“中元”做为祭祀盛典的举行之日。清朝顺治八年，福临亲政。制定祭陵把典规定：中元大祭用“羊一，献果酒，供香烛，焚帛，读祝文。”

冬至：冬至也是自然节气，时间在十一月下旬前后。古人对冬至极为重视，因为它是昼夜长短更替的转折，所以在冬至这天走亲”访友，预备丰盛的食品，祭奠先世等等。顺治八年六月，福临钦定冬至祭陵“用牛、羊、猪、献果酒，上饭，上羹，供香烛、焚帛、读祝文。”

岁墓：岁墓指一年终了。崇德二年已见岁暮“遣官致祭”福陵，“用牛一只”的记载。昭陵首次举行岁暮大祭是顺治元年十二月。

十月朔：十月朔是十月初一。民谚有“十月一，送寒衣”之说，对已经故去的先人也要送去棉衣防寒。十月朔大祭除正常祭礼之外，还要烧“寒衣”。所谓“寒衣”，是用各色纸张做的皮、棉、单、各类衣裳。

忌辰：忌辰是皇帝、皇后的驾崩日。忌日虽然也是大祭，由于是国丧之日，祭祀必然有丧礼气氛。祭扫者要穿戴孝服，而且有若干“不宜”的规定。

昭陵忌辰大祭每年举行两次，一次是八月九日皇太极丧日，再有四月十七孝端文皇后丧日。乾隆元年，康熙皇帝忌辰，弘历（乾隆）发谕旨，将康熙忌辰升为大祭，举行大飨礼。从此，成为一项定制。

各时大祭虽然名目不同，内容不完全相同，但有些礼仪是共同的。

小祭

小祭又叫“常祭”，“朔望祭”，时间是每月的初一和十五两天。昭陵每年小祭二十二次。

顾名思义，小祭比大祭无论就祭祀现模还是承祭官的品级等方面都低。首先，祭礼时不请神牌，只打开神龛的门和幔帐，对神龛而祭。祭品也不像大祭那样丰盛。其次，承祭官也不劳宗室将军等人大驾，仅由昭陵关防衙门的掌关防官主祭。参加祭礼的人数也比大祭少得多。总之，此礼与民间给神佛烧香上供的作法类似，所以叫“常祭”。

东巡致祭

大清统治者敬天法祖的传统观念很深。在他们看来自己的一切都是祖宗给予的，甚至连自己的命运也受到祖宗在天之灵的制约。基于这种观念，他们对祖光的陵墓、祖宗遗迹、遗物，甚至包括世居的故乡都十分崇敬。特别是对盛京感情更为深厚和淳朴，因为盛京是大清开国“龙兴”之地，山陵在焉。清帝东巡的主要目的在于祭祀祖宗山陵。其祭祖场面最盛大，礼制最隆重。皇帝亲祭昭陵一般分为二天举行（只有康熙皇帝例外），第一天举行“展谒礼”，第二天举行大飨礼，两种祭礼不同。

其它祭礼

昭陵每年举行大、小祭祀以及皇帝东巡临时告祭之外，还要举行若干次其它名目的祭扫，如每年皇帝或皇太后生日举行的“万寿告祭”，为皇太后加徽号举行的告祭，或出征凯旋向陵告祭，或皇子每隔三年来此行礼，此外还有途经盛京的官员或者到盛京上任的新官也要到昭陵拜谒等等。

昭陵轶闻

庄妃因何未入葬昭陵

本来，在昭陵之内还应该修一座独立的“庄妃陵”。如果是那样的话，今天的昭陵规模要更加庞大和宏伟。然而，这座“庄妃陵”却未修在沈阳，而是修到远离沈阳千里之外的河北遵化马兰峪去了（即昭西陵）。

庄妃又称“孝庄文皇后”。她是一位来自蒙古草原的姑娘，姓博尔济吉特氏，名叫布木布泰，亦作本布泰（意为“天降贵人”），出生在明朝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二月初八，她的父亲是蒙古科尔沁部落酋长，名叫宰塞，是元世祖忽必烈后裔。清太祖开创后金国之后，出于政治需要很重视与蒙古各部的关系。庄妃的家乡科尔沁与后金国疆域比连，而且军事力量比较薄弱，屡次受到强部察哈尔部的凌虐，所以也极力向后金靠拢，愿意与它交好。满蒙习俗讲究赠婚互好，甚至结几层亲戚，认为这是最真诚最可信赖的友好方式。所以科尔沁部多次嫁女给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仅皇太极就娶了三位科尔沁贵族女子。这三位公主除庄妃本人之外，还有她的姑母和姐姐．姑母即孝端文皇后哲哲，姐姐是关雎宫宸妃海兰珠。一家两代三女同侍一夫，这是原始群婚制度的首余，在清初屡见不鲜。庄妃于天命十年（1625年）二月，在哥哥吴克善台吉陪送下，从蒙古草原来到后金国都辽阳公京城的，嫁给了当时尚称“四贝勒”的皇太极。这时她仅是十三岁的少女。本布泰嫁给皇太极的翌年太祖驾崩，皇太极继承后金国汗位，改年号为天聪，庄妃遂成为后金国汗的侧福晋。崇德元年，皇太极获得元传国单建国当上了崇德皇帝，册封五宫后妃，本布泰被封为庄妃，定居在永福官，又称侧西宫妃。崇德三年正月三十，庄妃生皇九子福临。当时，皇太极正沉浸在关雎宫宸妃生的“皇太子”夭折的苦闷之中。德六年，皇太极最心爱的关雎宫宸妃海兰珠病故。皇太极悲痛欲绝，生了一场大病。清朝出于维护封建礼教，不提倡后妃干政。但在实际生活中，皇后做为后宫之主，不可能不对皇帝的言行乃至政务有所影响。庄妃也是如此。据《清实录》、《康熙起居注》评价庄妃时说她“赞助”太宗．“肇造丕基”。这些话虽然是程序式的“公文”。但也绝不会是史官望风扑影无中生有之载。

崇德八年八月，清太宗驾崩。六岁的福临继承皇位。改年号顺治。因为顺治皇帝年幼，以叔父九王多尔衮及郑亲王济尔哈朗摄政。皇后哲哲从此被尊封为皇太后，庄妃并无太后称号，不久，多尔衮联合明将吴三桂大败以李自成为首的农民军，占领北京。顺治元年九月，清朝统治中心从盛京迁移北京，庄妃与福临从此告别盛京皇宫。相传，摄政王多尔衮自恃是太祖嫡子，战功卓著开国有功，野心膨胀，萌生篡位企图。庄妃到燕京后见多尔衮在专横跋扈，忧心忡忡，庄妃为控制和拢络多尔衮，巩固福临皇位，多次谏言多尔衮。

顺治十八年，福临宴驾，以幼子玄烨继位，是为康熙皇帝。尊庄妃为太皇太后。玄烨很早丧母，由祖母庄妃抚育成人．祖孙两人感情颇深。对此，康熙本人直言不讳，康熙曾说：“忆自冲龄，早失估恃，趋承祖母膝下三十余年，鞠养教诲，以致有成。设无祖母太皇太后，断不能有今日成立。”正因为如此，康熙对祖母也极尽孝道。史书载有他的这样几件事：每当康熙皇帝扈从祖母外出巡幸出游，遇上坡路时，康熙总是下马步行，至祖母御辇旁，亲自为她扶辇；康熙东巡盛京时，还将他亲手打的鱼浸入羊脂中保鲜，命驿传以最快速度送至太皇太后面前。康熙还在信中说，只要祖母见到这些方物时“俯视一笑”自己也就心满意足了。当太皇太后临危之时，康熙皇帝经常守护在卧榻旁以表示孝心，康熙又在神前许愿，愿以自己的寿命折给祖母，希望延长祖母的天年，并在各寺庙布施银两，求神佛保佑。总之，庄妃一生辅佐世祖、圣祖两朝，她是清初十分杰出的后妃之一。

按照清朝陵寝制度规定，皇后死在皇帝之前，要等皇帝驾崩与之合葬，而死在皇帝之后，则要在皇帝陵帝旁另建皇后陵。庄妃死于太宗之后三十几年，理应在昭陵建孝庄文皇后陵。庄妃之所以未葬人昭陵，据说有以下理由：其一，庄妃生前曾留有遗嘱，其遗嘱大意是说，太宗在盛京已经安葬很久了，不要再为我打开地宫与之合葬了，将自己葬在孝陵（顺治陵）之旁就可以了，因为惦念你们父子（指顺治和康熙），不愿远离。于是，康熙遵照祖母的嘱托在孝陵旁另建庄妃陵，名为“昭西陵”。再一种说法是庄妃已下嫁九王多尔衮，与太宗已经结束了婚姻关系，不可再葬入太宗陵。不过，庄妃下嫁是否确有其事尚未成定论。第三种说法是，清初盛行火葬制度，例如太祖、太宗及其他后妃都已火化，庄妃晚年已废除火化制度，但是如果葬到昭陵去也必须按旧制火葬。庄妃恐怕自己被火化，所以提出改葬在关内。事情真象到底如何，有待新史料证实。

神碑幻影

“神功圣德碑”的背面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每当阴雨天气，上面会隐隐约约显现出人的形状，其形好似一身材修颀、头拥高警、容貌俏丽、身着宽衣大袍、飘洒如仙的“靓女”。你越是仔细揣摩，这个人形就越加清晰。因此，古往今来不知引起多少文人墨客达官显贵们的兴致，因而引出许多传闻。甚至把它“神化”为清代的《留都（沈阳）十景》之一，做为盛京景物加以渲染，名曰“神碑幻影”。《陪都纪略》还有一首诗赞誉此景说：“古石成形瑞气全。胜似丹青巧手镌。两陵（昭陵、福陵）背后生神像，可入陪都志略篇。”（刘士英：《陪都志略》）道光九年有一位叫何汝霖的大臣随宣宗皇帝东巡昭陵祭祖，也因为听说此碑奇特，特意在祭陵余暇来此观赏，据他揣摩之后说此种的人形很像“观音大士”（如来佛）。何汝霖夸赞其形象逼真，甚至“衣指皆具”，真乃神物，是“天造地设”（《何氏沈阳纪程》）。《沈阳县志》也称此碑为“神碑”；金梁在《奉天古迹考》一书称此碑为“美人石”、“观音石”。但也有人认为碑上的人形不是女身，如《沈故》说，其碑的人形和发很象“汉寿亭侯”诸葛亮；还有人说它的形象很象关帝。总之，这都是揣摩之言，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

这种碑石显形现象不仅见于昭陵的神功圣德碑，其它一些碑石也有类似现象。史书记载，昭陵的另一石碑——大明楼上的圣号碑的背面也会显现人形，有人揣摩它很象传说中的“麻姑”。民国年间军阀冯德做担任奉天山陵守护大臣时，特意派画匠按照碑上的纹理把这位“麻姑”描绘出来，并涂上各种颜色，画成一幅“麻姑献寿图”，不伦不类，令人啼笑皆非。尽管后来油彩被涂掉，石碑也因为雷火被烧。不过，现今仍可以从上面看出一些痕迹。再如，《沈故》记载，辽南耀州庙有一座石碑，此碑能显现出一尊“韦驼神像”。

《新民晚报》1992年5月22日报道，四川省仁寿县黑龙滩风景区唐文化遗址处，有两块隐形碑，此碑乍看上去，碑石光洁无痕，然而泼水其上，右侧碑石上，立即显现出一行“楷书大字，风格雄劲；左侧碑石上显现一幅功力深厚的墨竹图，神韵飘逸。碑上的字和画随水气消尽而复隐。传说这两块碑上的字画，均出自宋代大文豪苏东坡表兄文同之手。文同，字与可，是当时有名的书法家、画家和散文家。曾任断州（仁寿）刺史。据《仁寿县志》记载；“两壁摩岩，隐隐若有光、与可据怪石墨竹于此，无墨迹与雕痕，用水涤石。点画犹新。”《北京日报》也载，北京半壁店森林公园有块石碑，每逢雨天石碑上会显露一只“熊”。此碑直径约两米。形状不规则，厚约0.5米，石料是河北曲阳出产的汉白玉石。石碑正面是陈云同志的题词：“半壁店森林公园”。类似的例子还有、不—一列举。那么，这些碑石为什么会在受潮的条件下显现出各种图形？这个谜题至今不见有人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不过，依照笔者的推测。可能是因为这些碑石的纹理是由一种密度小、善于吸收水分的干松石质组成的，所以每当阴雨天气，空气潮湿，碑石纹理因为受潮湿颜色加重，纹理显得突出。例如，北方农村使用的一粗磁大缸，因为它密度小，质地松散每当空气湿润，它的下半部就会出现“穿裙”现象，有些人以此做为下雨的先兆。所以古人也说“月晕而风，础润而雨”，就是这个道理。石碑受潮显现图形的道理可能与此相似。当然，这只是推测，事实现象究竟如何，还是留待科学家们来正确解释吧。

“白大侠”阿尔萨兰及“小使”商熙

每当昭陵举行大祭时．在隆恩殿内的供案两边各站着一位身穿朝服，腰跨配刀全副武装的“侍卫”。这两人一位被称是“白大侠”，一位被称为“小使”。大侠、小侠平日无别的职事，唯一的职责是在大祭时充当“御前侍卫”。可是，他们的爵位品级却很高，白大侠的官势是“世袭头等侍卫兼轻车都尉”，品级为正三品，与昭陵最高长官总管大人并列；小侠是“世袭头等侍卫兼骑都尉”，品级是从三品，比昭陵关防官大人还大半品。大侠、小侠都是世袭罔替，辈辈相传，第一位获得大侠封号的是“阿尔萨兰”，小侠名叫“商熙”，他们都是太宗皇太极生前的御前侍卫。

阿尔萨兰本名叫‘们都”，姓博尔济吉特氏，是元世祖忽必烈的后裔。“阿尔萨兰”，是皇太极赐给他的荣誉封号，汉语的意思是“狮子”。门都其人体格魁伟，“臂力绝伦，擅长摔跤，力大无比，确实有如“狮子”一样勇猛有力。

关于门都是如何成为太宗皇太极驾前侍卫一事，正史未见记载，民间却有这样的传说：

据说，门都最初是一个无业游民，他力大无比，身怀绝技却受不到重用。所以总想找个机会在皇上面前显示一下自己。有一天，他听说皇太极行驾要经过一座石桥，石桥桥头有两个大狮子，阿尔萨兰将一只石狮从桥头搬到石桥中间，挡住去路。然后，他藏身到桥下等待。时过不久，皇太极在文武大臣和八旗官兵前呼后拥下来到了石桥。可是，大队人马无法通过，皇太极问明情况之后，传旨要周围的武将去将狮子挪开，然而，谁也搬不动。皇太极十分恼火，并说，这是那个大胆狂徒敢如此妄为，传旨捉拿挡驾之人。桥上发生的事，阿尔萨兰在桥下听得一清二楚。于是他不慌不忙从侨下走出来，到皇上面前跪下请罪，呈明情况。皇太极虽然正在发怒，不过，他心里想，此人既然能搬动如此沉重的石狮子，必然是一力大无比的勇士。如果他真是一位奇才，把他收在驾下定然为我效力。遂对阿尔萨兰说，你如果将狮子挪回桥头，朕可以赦你无罪。阿尔萨兰听罢，叩头谢恩，然后，站起身来，走到侨中间的石狮子旁。他紧紧腰中扳带，伸伸手脚。遂开双臂，一弯腰，一叫力便把石狮子抱起然后迈开虎步，来到桥头，将石狮子轻轻安放到石座之上。只见阿尔萨兰面不改色，气不重嘘。皇太极见了十分惊异，四周文武大臣也各个目瞪口呆。皇太极见此人果真是一个难寻的奇人。遂即将阿尔萨兰收在驾下做贴身侍卫。（据顾广清搜集：《阿尔萨兰献技求官》）

这虽然只是一段民间传说，但是，阿尔萨兰力大无比，是一位擅长摔跤的奇勇之人确是史实。摔跤在满语中叫“布库”，是蒙古及北方少数民族中很流行的一种体育娱乐活动。每当节日或其它喜庆场合都要举行这类比赛。阿尔萨兰（门都）自投身皇太极驾下成为侍卫，他的名气越来越大。国内外都知道皇太极身边有这样一位大力士和“布库”能手。皇太极本人也为有这样一个奇才而自豪，每当蒙古诸王来盛京朝见，他总要门都在场露几乎。当时，蒙古各部也有两位摔跤好手，一个阿鲁部的特本德赫，一个是四子部杜尔麻。他们对门都也早有耳闻，总想找机会与他较量较量。以验虚实。天聪初年，太宗与蒙古各部在“三洼会盟”共同讨伐察哈尔林丹汗。特木德赫、杜尔麻跟随蒙古王爷来到三洼朝见皇太极，皇太极在举行盛大的欢迎宴会上，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之后，皇太极先发制人对蒙古王爷说，我听说你手下有两位“布库”能手，今天机会难得，可让他们出来与我的侍卫门都比试比试。相互切磋，以祝酒兴。此事正中下怀，蒙古王爷和二位摔跤好手早有此民，随后，门都与特木德赫、杜尔麻三人出来先向皇太极及蒙王爷行礼叩见，三人又相互见礼。皇太极提出比赛方式分为两场，第一场由特本德赫对杜尔麻、先分胜负。第二场由优胜者与门都比赛。三人换好“搭路”，来到行殿前面的草地上，他们先做了一会跳跃动作活动活动筋骨，然后，首场竞赛开始。持木德赫与社尔麻各个使出全身解数，你钩我拌，你背我问十几回合之后，杜尔麻抓住待尔德赫前胸大襟反身一个有力背跨将持木德赫摔倒在地，全场立即爆发一片拍手叫好的声音。接着是杜尔麻与门都的比试。杜尔麻虽然取得首场胜利，可他在大名鼎鼎的门都面前却自惭形秽，身矮一截，加上他的体力及技法与门都相差甚殊，所以，门都几乎不太费力，只走了两三个回合便将杜尔麻轻轻按倒。在场蒙古王爷以及全体随臣无不为门都的表演折服，交头接耳连称“名不虚传！”皇太极更是喜悦，奖赏特木德赫与杜尔麻。皇太极回沈阳之后，向三位布库能手赐名。赐给门都的称号是“阿尔萨兰土谢图布库”，赏给他豹皮衣一件；赐给特木德赫的名号是“巴图鲁布库”，赏虎皮衣一，大刀一把，缎子一匹；给杜尔麻的称号是“詹布库”赏虎皮衣一件。皇太极又重申，从今往后只准叫他们这个御赐名号，不再叫他们的原名，有谁叫他原名，要给予处罚。

天聪八年正月，蒙古土谢图济农巴达礼、扎萨克图杜棱布齐、噶尔珠寨木尔等三位蒙王王爷到沈阳向皇太极恭贺元旦。他们久仰皇太极身边有一位叫阿尔萨兰的布库奇才，但是半信

半疑，所以，这次他们带来部内最好的六位布库能手，准备会会阿尔萨兰。皇太极依然和往常一样在皇宫中殿举行宴会，招待远方来客。宴席问三位王爷问是太极提出，他有六名布库好手，想见见阿尔萨兰，向他is敌。皇太极看出三位蒙古王爷的用意，把阿尔萨兰到面前，要他拜见蒙古王爷，然后大声告诫他，比赛时手下留情，不要伤着六位客人。而蒙古王爷心想，你阿尔萨兰再有能耐也好虎架不住群狼。没想到，阿尔萨兰果真出手不凡，一交手，六名摔跤手有的被阿尔萨兰摔个仰面朝天，有的被阿尔萨兰双手举起扔出圈外，六名摔跤手方才还趾高气扬，各个狼狈不堪而面露愧容。三位蒙古王爷有些不好意思，从心里往外佩服阿尔萨兰，连连说他，真是“奇勇”之才。

崇德八年，皇太极驾崩，世祖福临继承皇位，改年号顺治。翌年，摄政王多尔其与明将吴三桂打败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占领北京。不久，世祖福临迁都北京。阿尔萨兰“随龙”进关，这时，他年事已高，又十分怀恋生长的故土。于是，他在顺治初年上书给世祖皇帝，请求归老盛京，为太宗皇太极守陵。世祖皇帝考虑到他是太宗生前最得力的随侍，事迹见载《太宗实录》，所以，对他世守昭陵的请求感到十分欣慰。钦准这一请求。给他加官晋爵封他“头等侍卫世袭阿达哈哈番”（轻车都尉）。与阿尔萨兰一起被批准回盛京守护昭陵的还有太宗生前的另一名叫商熙的侍卫，商熙也受到世祖的加封。阿尔萨兰、商熙携带家小拜辞世祖回到盛京，在昭陵附近建房定居。

阿尔萨兰此时虽然年过花甲，而勇力却不减当年。有一次昭陵立碑，因为碑石过重，众石工“架千斤”却怎么也无法将石碑安进碑座。正在为难之际，正巧阿尔萨兰走了过来。他看了看碑石后对大伙说，不要着急，大家先把碑立起来，我用背背着就可以把它挪到座位上。石工们根本不相信眼前这位老人有如此大的神力。但见阿尔萨兰态度坚定、从容，也只好试试。结果，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竟真的将这块千斤碑石背起，在众人掺扶下将碑卯隼相合立得十分牢固。众石工见阿尔萨兰“年老力不衰”，各个惊奇不已。这段佳话在沈阳至今仍在流传。

阿尔萨兰死后被葬在昭陵以北二十里自家地产上。世祖福临闻奏，传旨赐给他一座“双狮碑”，即碑头由两个狮子组成。这在清代碑制中是绝无仅有的特例。福临赐此碑，是遵照其父皇太极赐名“阿尔萨兰”（狮子）的缘故。阿尔萨兰墓地在现在的沈阳市于洪区造化乡白家屯村，此墓又称“白家坟”。晚清之际许多满蒙人家改称汉姓，因为他姓“博尔济吉特氏”，改汉姓取原来姓氏第一个字，“博”的谐音为“白”。清代中期这里已聚成村落，地名“白家坟”，近些年改名“白家村”。令人惋惜的是阿尔萨兰墓连同那前形制特殊的双狮碑一块在“十年动乱”期间被毁。值得说明的，1983年夏，阿尔萨兰后人，家住沈阳于洪区造化乡旺牛屯的白世忠老人携带一块他精心收藏的双狮碑碎块找到笔者，要求我们为他想想补救办法，笔者现把阿尔萨兰史事钩勒出来，权为一点“补救”，仅此而已。

据史料记载，阿尔萨兰的“世袭头等侍卫二等轻车都尉”世职，年俸白银二百三十两，傣米一百一十七石五斗。这一官职其家族共传承“十余世”。据白世忠老人说，光绪年间阿尔萨兰的后人有名叫“虎同阿、虎同里、虎同豹”三兄弟。虎同阿曾做过三陵总理衙门总管，官阶四品，白世忠是虎同阿的曾孙。白世忠祖父白玉德、父名白文福。他家改姓白是从祖父白玉德起始的，时间在民国之初。阿尔萨兰的后代除了性白之外，还有姓英和姓班的二枝。姓英的始自一位叫白英元的入，后人“随名姓”而改姓英。查《承德县志书》，光绪、宣统年间袭阿尔萨兰世职者确有叫“英元”的，说明白世忠老人提供的资料可信。

另外，关于“小侠”商熙史料记载很少，只知道他姓“莫尔吉及待氏”，是元朝皇族后裔。商熙“以战功”成为太宗皇太极侍卫。顺治初与阿尔萨兰一起从京回盛京卫护昭陵，被世祖赐封“世袭头等侍卫兼骑都尉”，他的后人继承此职“十余世”。其家世居沈阳“小北关”附近。

披甲“叩阍”案

在介绍这件轶闻之前．需要对汁么是“叩阍”故一点解释。据朝野史大观说、古时、凡是受到冤狱，或其它什么冤屈，如果控诉到本省衙门不能秉公执法处置，再控诉到刑部，刑部又不能按法律公平而断，在这种上天无梯入地无门的情形下，冤案家属只得铤而走险，冒死直接问皇帝叩诉，这叫“叩阍”。“叩阍”是一件极难的事情。首先叩闻者事先要查清皇帝出行的时间和经过的道路，并写好状纸。在皇帝经过之前他要不顾污泥浊水提前藏在御路旁的“阴沟中”，等皇驾经过此处！一边手举冤状．一边高喊“冤枉”，侍卫闻声将叩间人捉拿至御前。皇帝也可能看“冤状”，也可能不看，也可能简单问一下冤情，区将叩阍者交刑部或本省重新处理。不过，受冤人通过叩阍有了皇帝的口谕或御批，各级刑官一般不敢弄虚作假，因此冤案往往因此而得到公正处置。然而，叩阍人却因为冲突銮驾而获罪，受到惩处。有的地方官也因此受到连累。《大清律》规定：“御驾行巡地方，有叩阍者，该管步军校罚库六个月，步军副将罚津两个月，该汛步兵鞭八十”。可见，叩阍计划必须在秘密下进行，不能暴露，否则地方官兵也不会放过。法律对叩阍者的惩治也很严厉，一般要发配边远地区充军做苦役。然而，尽管如此，叩阍事件还是屡屡发生，因为它毕竟可以使受冤人获得一条生路。据说还专门有一种职业叩阍者，他们专靠替别人叩闻，得取一些钱财维持其家眷的生计。可见叩阍现象是封建专制时代社会黑暗的真实体现。

昭陵和福陵在康熙十一年（1682年）曾发生一次罕见的披甲/守陵骑兵集体叩阍的案件。昭陵、福陵有披甲人八十名，专门负责山陵保护，每日巡山查路、任务繁速责任过大，月食银二两。这些人从成丁开始入缺，只要不病故、阵亡，一辈子只能当一名披甲，直至年老退役。没有其它发展的机会。因此两陵披甲人对此十分不满，是就想藉康熙皇帝东巡祭陵之机，集体同皇帝“叩除”请求给他们开一线升迁之途。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三月玄烨率大队人马来到盛京，这天，当皇帝在昭陵、福陵行礼之后，两陵披甲入乘机齐跪皇帝驾前纷纷向御前呈进过八。也许因为“注下责重”或者是康熙的恩典，不仅没有对谈兵进行惩处，反而表示任同。康熙在圣旨中说：“此等守陵兵了回，忍住年久，终身并无升迁，殊为可悯。”决定破除惯例，给他们增加一条升迁之路，即，每隔一定时期从披甲中选拔若干“强健、俊拔之人”或在福陵、昭陵，或去京师充当拨什库（又叫领催）及骁骑校员缺。

一年之后，两陵披甲人又以房屋居住困难．请求工部盖建房舍。康熙皇帝得知再次给与关照，钦命盛京户部出资一四千八百两”，分给两陵披甲每人银十两，“自己盖房”，并由“钦天监选出房场”，昭陵房场选择在陵前东侧盖房四十间，定名东营房。

福陵、昭陵披甲兵集体叩阍案，在清代陵寝制度史上是罕有的事情，官书对此事很隐讳，所以记载不详。但从零星史料中仍不难钩索出这一重要事件。

灵芝草与龙袍的传说

昭陵隆恩殿内的一角原先有一只大樟木箱子，据说，这只木箱是专门盛道光皇帝的三件龙袍和三棵灵芝草用的。对此，民间有一段传说：

故事发生在道光九年。道光东巡盛京祭陵之前。关防官按制派出所有人丁打扫四处环境，清扫灰土，拔除杂草，清理杂物。特别是对隆恩殿打扫得尤其仔细，因为此处是皇帝主要祭祖场所，理应小心翼翼。关防官在壮丁清扫完毕后又亲至这里反复检查，见没有发现任何漏洞，这才放心。第二天，道光皇帝带领诸王贝勒大臣前来昭陵隆恩殿行大飨礼。正当他登上殿前月台，等候导引官引他叩拜神位时、忽然看见月台东南角长着几棵杂草，心中大为不悦，心想：祭陵大典关防官尚切如此粗心大意，其常务可想而知。这时，站在一旁的昭陵有关人发现了这些杂草，心里十分惊慌，连忙跪在道光面前， 道光皇帝又一想，陵官既然能把其它地方打扫干．项思段如此重要地方焉能忽略，此草必然非同一般。包三年即前侍卫，将草拔下送朕验看。道光接草在手定睛一看，现乃是三棵“灵芝草”，这是祥瑞之象，遂转怒为喜，于是赦免关防官的过错。又把灵芝草交给关防官，要他把此宝收藏好．每当大祭时请出，放在供案之上。不久，道光巡幸盛京礼成。在他即将告别祖宗龙兴之地起驾还京前夕，忽然又想起昭陵三棵灵芝草，感到这是他东巡盛京遇到的一件很祥瑞的事情。于是他命内臣把自己穿戴的三件龙袍留下，交给昭陵关防官，与灵芝草，块尊藏。此后。每当六月六晒龙衣节之际，关防官便把道光龙袍和灵芝草从樟木箱子请出．放在隆恩殿前月台上通风晾晒，大祭时请出供祭。光绪二十六年，沙俄官兵入侵盛京，龙袍和灵芝草从此不明下落。（苗文华：《北陵志略》41页）

以上是流传在昭陵附近的一段民间传说，但是这段传闻并不完全是扑风捉影凭空编造的“瞎话”，有些情节确有历史事实为依据。据《黑图档》记载，昭陵的确藏有皇帝龙袍。不过此袍不是道光皇帝的，而是乾隆御袍。事情经过是这样：乾隆四十八年，皇帝弘历第四次东巡盛京祭祖祖陵。一天，乾隆在昭陵行完大飨礼之后，传旨给内大臣，叫他把自己一件上好的“金钮绝丝龙袍”送到昭陵，交给关防官，要关防官“敬谨尊藏”于隆恩殿。以后每当大祭时将这件龙袍请出供奉。乾隆皇帝此举有他的用意，因为，乾隆此时已是七十二岁的老人了。盛京距离京师道路遥远，交通不便．自觉已很难再来盛京。再有，从东巡制度上来说，他的祖父康熙大帝一生也只四次来盛京巡幸祭祖（最后一次由雍亲王恭代），他做为康熙的后辈不应超越祖父。乾隆在百思之下想出二个变通办法，将自己最好的一件御袍留下来，以后，每遇大祭礼将这件御袍供在太宗神位之旁，表示自己永远侍奉祖宗，以尽孝道。因此，传说中的道光龙袍很可能是这件乾隆皇帝留下的龙袍。当然，也不排除昭陵有道光皇帝龙袍的可能性。因为，清代皇帝有个不成文的规制，比如，前一代皇帝办了一件什么事情，后继皇帝也往往要照此办理，因为这是“祖制”，必须效法。这样的事情很多。比如，昭陵石象生中的白马，由于乾隆皇帝写过“白马歌”之后，嘉庆皇帝、道光皇帝来盛京祭祖时，也都要写这样的白马歌。因此，乾隆皇帝留下龙袍，道光皇帝也有可能效法祖制。只是此事尚未见档案记载。

昭陵保护

清昭陵是清太宗皇太极与其皇后博尔济吉特氏的陵墓，位于沈城北部，因此也俗称北陵。

清昭陵始建于清顺治元年（1644年），顺治八年（1651年）初建完成。此后，康熙、乾隆及嘉庆各朝又曾多次改建和扩建并形成最后面貌。

清昭陵（北陵）

清昭陵保护区占地48万平方米，现存古建筑38座（组）。建筑群以神道为中轴线对称分布，平面布局规整，层次分明。由南向北依次为下马碑、华表柱、神桥、石碑坊、正红门、神功圣德碑亭、方城、隆恩门与隆恩楼、角楼、隆恩殿、东配殿、西配殿、明楼、宝城、宝顶。陵区庄严肃穆，灵秀清幽。皇陵建筑雄奇壮丽，亭阁峥嵘。建造在高台之上的隆恩殿，城堡式的方城，高矗的隆恩门，别具特色的方城角楼，充满神秘色彩的石像生，气势非凡的功德碑及碑亭等，均为昭陵颇具代表性的建筑，是中国古代建筑中的精美杰作。

清昭陵作为皇室祖陵在清代受到严格的保护，朝廷在这里设有专门的机构管理和保护皇陵，每年都要举行大小不等的祭祀活动，清朝入关后，更有康熙、乾隆、嘉庆、道光四朝四帝先后十次亲祭昭陵。

1927年，以昭陵古建筑群为中心的皇陵被辟为公园对公众开放。1982年国务院公布清昭陵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4年7月1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批准清昭陵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