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是一个勤劳、勇敢、智慧的民族，也是一个富取博收外来文化并善于融汇创新的民族。一千多年前，满族的主要祖先——女真人就曾在其发祥地白山黑水一带和早期闯关东的汉人及当地的土著诸民族发生过密切的文化接触，形成了许多带有融多民族特色为一炉的地方风俗。1635年，清太宗皇太极之所以同意女真、蒙古、汉人诸臣的意见，把女真改成满洲，就是因为当时的辽东地区已经组成了以女真、蒙古、汉人、锡伯等民族为成分的八旗社团，形成了以建州女真和海西女真文化风俗为主体的新的民族共同体。满族命名仅仅9年之后，多尔衮倾八旗主力入关，带有民族融合特点的满族风俗也就风靡北京近300年。今天的北京，虽然离1911年清帝退位时的北京已经相去80多年，但是长期形成的满族风俗仍然部分地保存着，甚至以满汉(这里的“满”包括早期闯关东、部分女真化、后又入满蒙汉八旗的山东、河北等地汉人，这里的“汉”主要指的是关内明朝留在北京的汉人)融合的形式积极地活跃在京味文化中，成为北京人须臾不可离开的生活要素。下面，我们把现代北京生活诸领域中的主要满族风俗作简单的辨析，从中展现具有丰富营养的京味文化的民族融合性。
北京老哥们喜欢说的一句流口辙是：“一口京腔，两句二黄，三餐佳馔，四季衣裳。”这也是对从清代至今北京人风俗的幽默概括，我们不妨从这里入手，分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方面来挖掘一下满族风俗在京味文化中的痕迹。
一、满族风俗在北京物质生活中的表现
三百多年前，满族兵及眷属从东北进入北京内城，又尽徙原明人去外城(也叫南城)北京城里实际上成了一个移民市区，当然满族风俗盛行。自乾隆朝以后，内外城的界限逐渐被打破，出旗为民的满人进外城，地位升迁的汉人进内城，内外城的满汉民族风俗开始接触、融合。至清末，北京满汉融合风俗广泛流行。到了今天，由于汉文化在北京的大面积影响，纯粹的满族风俗已经不多，大多演变成令人习焉不察的满汉融合型风俗。表现在物质文化方面上的大体有以下几种：
1.满族服饰
满族是一个善于骑射的民族，长袍马褂是他们的日常服装。旗兵的马褂、砍肩最初进北京时只是八旗兵丁的军服，后来为一般的民众所青睐，成为汉族男人的常见服饰。今天的北京，这种马甲式的砍肩还有人穿。满族的长袍即汉人所说的旗袍，是满族区别于汉人的最有特色的服饰标志，因为汉人自古着装大都是衣与裳分开，上身为“衣”，下身为“裳” ，全身并不连为一体，而且“裳”是介于裤子和裙子之间的下身服饰。由于满族上下一体的旗袍的影响，北京在清代风行起一种氅衣礼服式的旗袍。后来这种礼服式旗袍逐渐改善其款式，尤其是女式旗袍改革较快，由宽腰直筒的体式渐渐变成紧身合体的流线型，尤为北京汉族妇女所喜爱。北京妇女穿上这种旗袍以后，又被各地各族妇女所效仿，成为中国妇女特有的服式标志。今天，作为优秀东方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旗袍又成为日本、韩国、东南亚诸国妇女的选用服装。随着服装的变异与发展，北京旗袍已经代表东方走向了世界。
2.满族饮食
满族人喜欢吃面食，尤其是粘面食，又经常把面食做成干粮随身带着，因为远程外出行军或射猎时，这种面食干粮既耐饿又方便，满语nunehun既表示“干粮” ，又表示“行粮” ，即因于此。这种面食干粮后来形状各异，品种繁多，而且制作精巧，统称为“饽饽”。这种饽饽多以粘米面为主要原料，并以豆馅、果仁、蜂蜜、白糖等作为佐料，用炸、烙、蒸等方法制成，不仅风味独特而且买卖兴隆。《清朝野史大观》就曾记载: “满人嗜面，不常嗜米，种类繁多，有炕者、蒸者、炒者，或制之以糖、或以椒盐，或做成龙形、蝴蝶形以及花卉形… … ”清宫廷里有内饽饽房，外饽饽房，北京民间直到民国至解放初，还多设有饽饽铺，其品种有萨其玛、芙蓉、绿豆、豆面卷子(俗叫“驴打滚儿” )、豌豆黄、苏叶饼、油炸等，其面食的副食品有勒克(小炸食)、蜜饯等，这些满族食品在当今的北京大多数还制做着，所以北京直到今天还流行着“满点汉菜”之说法。
著名的“满汉全席”今天又在北京兴盛起来，日本人为吃上满汉全席，愿意花1.8万重金去品尝，因为满汉全席不光是丰富的满点汉菜的饮食，还包括了对满汉音乐、舞蹈、服饰等一系列独特民族文化的享受。“满汉全席”是清宫廷里最高等级的饮食。清朝皇帝即讲究用膳又讲究排场，但礼仪最为严格、肴馔最为讲究的还数宫中大宴。清朝典章制度规定，每逢除夕、元旦、上元、中秋、冬至和皇帝后妃寿辰以及皇帝大婚、大军凯旋、外使朝见时，都要举行宫中大宴，这种宴席分为满席、汉席两种，合称满汉全席。简单地说，满席分为六等，汉席为分一、二、三等及上席、中席五类，各类各等的点菜及价格都有严格的要求，其中还包括群膳、冷膳、热膳、点心、奶饼、奶皮、小菜、青酱，一般要有70多品，每品少则几样，多则几十样，诸品菜肴中往往少不了燕窝、鱼翅、海参、猴头、熊掌、猩唇、鹿尾、驼峰、豹胎等珍禽异兽之肉味。清宫廷御膳房可做菜品四千多种，能制做点心四百多种。怪不得吃满汉全席要花上几天时间呢！今天，满汉全席已作为北京饮食文化的“代表作”，招揽着海内外的宾客。它是满汉融合型饮食给北京文化的巨大贡献。此外，北京还有“满汉大餐”高级方便面，也是利用满汉饮食风俗之名声，成了现代北京物美价廉的快餐饮食。
满族菜肴中的主要肉食是猪肉，猪肉的烹调方法也比别的民族多，比如烧、烤、炖、煮、煨、炒、熏、炸等，其中主要的是烧、烤，所以北京烹调技术有“满菜多烧烤，汉菜多羹汤”之说。北京现代作为炖菜技术的火锅吃法来源于满族先民。一千多年前的辽代初期就有记载。关于火锅的做法和吃法，《清稗类钞》中曾这样的描写到:“京师冬日，酒家沽饮，案辄有一小釜，沃汤其中，炽火于下，盘置鸡鱼羊之肉片，俾客自投之，俟熟而食。有杂以菊花瓣者，曰菊花火锅;宜于水酌。”满族人称这种炖菜为“锅子” ，在较寒冷的东北，多以野兽山禽肉投入火锅中，配之以酸菜、粉条等，大家围在锅旁，既品尝野味，又围火取暖。火锅还适合行军野炊，带有山野粗犷、醇酽的风味。这种做法随清军进入北京而流行，语言上也由满式汉语的“锅子”规范成北京汉语的“火锅” ，还因火锅专炖羊肉片而称为“涮羊肉” ，又依火锅炖菜品种各异而称为三鲜火锅、什锦火锅等，成为风行北京的有名菜肴。
今天北京人喜欢喝粥的饮食习惯，与周围的华北诸地小有不同，这多少与满族旗人喜欢喝粥的饮食习惯有关。满族主食除饽饽外，就是粥食了，米饭是再其次的。清宫廷尤爱粥食，御善房的点心要配以粥食，在《皇帝节次照常膳底档》中，分明记载着皇帝御膳每顿都有几种粥，如粳米粥、小米粥、素梗米粥、薏仁米粥、豇豆粥等。此外，还有应节气的荷叶粥、藕粥、绿豆粥、肉粥、果汁粥、大麦粥等等。北京的满族平民一般喝小豆甜粥、豌豆粥、杏仁粥、八宝粥。现在北京市民不管满汉都喜欢这几种粥类小吃。
3.满族居室
满族式的火墙、火炕过去无论在清宫廷内还是在内外城民间，都是居室建构中必不可少的保暖设施，今天的北京已很少用了，但满族室外民居的四合院却仍然在高楼大厦中显示着它那独特的京味风韵。这种四合院与南方汉族天井式的院落不同，是对古代北京汉族四合院的一种修改。早在满族入关前的东北，满族富贵人家或村中大户，除建座北朝南的正房外，还要围起东西两趟厢房，又建有南向(多是坐南朝北)房把整个院落四周围起来，南向门房中间留有门洞，满式汉语叫“门脸儿”。这种四合的院落象征或昭示着四世同堂。满族人认为，同堂居住的辈数越多越好，分辈分家分居是违反家族规则的。因此，一个家族几世同堂一个四合院，数个家族构成一个村落或一个小城，形成了错落有致的城居格局(满语叫hūtun)。每一四合院紧对门洞的院内，在一定距离后，建一足能挡住院内的方墙，通常墙上画有代表该家族希冀的诗书画，俗称此墙为“影壁”。影壁后树立一根八尺左右大约碗口粗的木杆。杆顶端固定一个锡制或木制的斗子，满族人统称它为“索伦杆子” ，意即神杆。每次举行祭祖或萨满教仪式时都要放入杆顶斗子里一些肉食，据说是为慰劳拯救过老汗王(指努尔哈赤)的喜鹊天鸟。满族进北京后，这种满式四合院居住格局随八旗军进入内城而逐渐改造、保存了下来，只是院内的索伦杆子随着满族萨满教向儒家思想信仰的演变而逐渐不用了。今天的北京二环路以内的东城、西城，原清朝北京西郊“外三营”驻地的蓝靛厂、圆明圆、香山三处，还部分地留有这种四合院式的旗房，这是满族居住风俗在北京生活中的痕迹。
二、满族风俗在北京精神生活中的表现
以满族为主的清朝政府是世居在北京的中国最高统治者，清初决定国家大事的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参加者都是满族军政要人，八旗官兵及眷属也移居进皇城及紫禁城周围的内城，他们实际上成了人上之人的贵族。因此，有清以来的北京，从皇帝到一般旗人，一直成为外城和外地平民百姓所景仰或羡慕的对象。作为皇帝及上层旗人的语言、文学、艺术、体育及思想性格潜移默化地影响京味文化，也就不足为奇了。下面我们仅从四个方面来“扫描”一下现代北京生活中的满族风俗。
1.满语及满式汉语
语言是社会交际须臾不可离开的工具，也是表达、交流思想的媒介。满族人在1644年入关以前，主要说的是以建州、海西女真方言为主并吸收一些汉语、蒙古语借词的满语，进北京后，由于清廷开设八旗官学、宗室觉罗学，鼓励满人学汉语，加之内城满汉旗人间及内外城满汉人之间交际的迫切需要，满人在“入则讲满，出则讲汉” (这是清初满人对当时双语状况的描写)的语言环境中主要通过自学学会了带有满语特点的汉语，由于这种满式汉语既是满族旗人和清廷的贵族语言，又是北京满、蒙、汉、回各族人民的通用语言，它就作为权威方言逐渐覆盖了东北带进来的满语和原明朝北京人迁入外城所讲的汉语，而这种覆盖更多地带有积极融合的性质。今天所说的老北京话，主要就是由明代北京汉语和旗人满式汉语再加上满语借词三部分构成的。自然，其中明代北京汉语里保存了少量土耳其语、蒙古语等借词和华北及南京汉语方言的一些词汇，其中清代满语借词里包括金代中都时的女真语借词，但这三部分由满式汉语来“统帅”确是历史事实。例如，满式汉语丰富了明末北京的化合儿化音，如“队儿”、“棍儿”等，加进了满语转成汉语时的过渡型拼合儿化音，如“花儿”、“式儿”、“藏猫儿”、“便衣儿”等，又把入关时满语京语口语前重后轻的音重律带入满式汉语，产生了北京话词汇中特有的轻音现象，如“东西”、“抹布”、“保定”、“西直门”、“石家庄”等词的第二个音节均为全轻音，但满语借词这部分仍以满语词和满汉融合词的形式明显地活跃在北京人的口语中，我们需举几例，大家对他们会由习焉不察到恍然大悟。
a.满语词
萨其玛(一种糖缠式的糕点)满语读为sacima
勒克(一种小炸食)满语读为leke
和弄(搅拌、混合)满语读为xolombi
搿查(检查、论证)满语读为baicambi
撒目(快看)满语读为sabumbi
玛呼(鬼脸、假面具)满语读为maxū
哈拉(肉、油等变味)满语读为xala
划拉(扫)满语读为xualambi
哈了巴(肩胛骨)满语读为xalba
忽喇(风动声)满语读为xūla
b.满汉融合词(括号内的为满语)
(档)案 军中文书 dangse
(咋)呼 频繁应答 jabu
哨(卡) 哨探 qarun
(鸦目)悄 晚上 yamji
(猫)匿 树木、藏 mo
(压)马路 走、行走 yabumbi
公子(哥) 少爷 age
末(拉拉) 末尾 lala
(吱咋)是 答应声 je
(穀)们 我们 muse
现代北京话里除了前述讲到的有满语发音习惯带入的“轻音”“儿化”词之外，还有大量的因满族风俗而创造的满式汉语词。例如:剃头、抓辫子、捅楼子、旗袍、下嫁、收养
其中的每个词都可以讲出一段有关满族风俗的小故事。
与满族有关的北京语言是个饶有兴趣的课题，北京话中的满语成分也是一个需要深入探讨的语言学学术问题，只有细致考证和辨析，才会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2.旗人作品对北京文学的贡献
随着清初满语向汉语的转换，旗人不知不觉地把两种语言的思维模式和表达才华优化叠置，化为一种带有满语特征的旗人北京话，加上乾隆朝以后，旗人的“国语骑射”渐趋废弛，广大中下层知识分子更热衷于酒后茶余的娱乐消遣，作为吃皇粮的八旗子弟也有精力去追求诗、书、画创作和语言的“侃大山”。这些条件使北京的旗人有能力来玩味、提高语言的表达技巧。特别是清中、后期，旗人用汉语创作的大批作品也把近古汉语的白话文学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峰。这有两个表现形式。
a.子弟书曲词的创作
子弟书即八旗子弟下层知识分子的民间曲艺作品，它兴起于乾隆年间，一直到清末民国，在北京久盛不衰。因为子弟书善讲故事，通俗易懂，为广大下层满汉民众所喜闻乐见。配上鼓曲演唱后，字句幽默风趣，语言典雅绮丽，声韵和谐，抑扬顿挫，加之生动感人的故事情节和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使这种看似不登大雅之堂的民间文学形式占领了清末北京俗文学的舞台。现代北京话之所以如此丰富，北京民间曲艺之所以如此发达，与满族子弟书的发展密切相关。
b.旗人作家的小说创作
几乎与子弟书创作兴起的同时，旗人作家的白话文学创作也进入了成熟期。乾隆年间，以曹雪芹和敦敏等为代表的满族作家群继承了前人纳兰性德、顾太清等满族诗词的创作手法，把满汉两种语言文学风格融为一体，创作了具有高度语文技巧的诗词和小说。清朝著名汉族大诗人袁枚在《随园诗话补遗》中这样写道:“近日满洲风雅，远胜汉人，虽司军旅，无不能诗。”尤其是正白旗包衣曹雪芹的《红楼梦》 ，把古白话小说语言艺术和文学成就都推到了最高峰，成为近古汉语文学形式的楷模。咸同年间旗人文康创作的《儿女英雄传》 ，虽然在思想内容上不能和《红楼梦》相比，但白话文学语言的艺术造诣堪称又一“大腕儿”。此外，清朝满族作家的散文创作也成就斐然，如昭的《啸亭杂录》 ，麟庆的《鸿雪因缘图记》，和邦额的《夜谭随录》，庆兰的《萤窗异草》等，都在有清一代的北京成为富有影响的文学作品。
正因为满族白话文学在清代的巨大成就，才会有现代文学上“人民艺术家”老舍等的一脉相承。老舍的《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茶馆》、《正红旗下》等反映北京满汉民族生活的作品，至今仍被广大北京民众所熟知。满族在小说创作上独领风骚的传统在今天的北京仍然隆隆嗣响。当代满族作家群仍是影响北京文学的一支重要力量，如端木蕻良、舒群、马加、关沫南、寒风、朱春雨、赵大年、王朔等，他们继续为丰富北京的文学做着自己的贡献。
3.满族文体活动在北京生活中的反映
有清以来的北京，富有游牧骑射风韵的满族八角鼓曲艺一直成为北京人喜看爱听的文娱节目，成为老北京人文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八角鼓是满族从东北带下来的一种军旅娱乐形式，其构造方法与八旗军组织寓意相关，这种曲鼓用八块硬木镶银边，蟒皮蒙面，八个面象征着满族的八个旗。它最早源于东北满族民间，后传入八旗军中，又随清军入关带入北京。清代的北京设有很多演唱八角鼓的活动场所，白凤鸣在《弦史话》里曾记载:“在道光、咸丰年间，北京有大大小小很多`八角鼓’票房。”满族八角鼓又吸收了北京民间杂曲、小调及元、明诸宫调等内容，使其更充实，更完善。文学上也由满汉合璧逐渐变成纯汉文，演唱上也由单唱变成三人合演，增设逗哏。至咸同年间，北京能演八角鼓的旗人又开始创演相声。相声发起人张三禄就是编演八角鼓的专业演员(详见云游客《江湖丛谈》之介绍)。从八角鼓和相声与演奏者的连接性来看，满族八角鼓对后来发展起来的相声艺术很可能有影响。北京不仅是相声发源地，而且旗人后裔演说相声的一直很多，当代相声大师侯宝林、常宝，以及著名相声演员常宝华、侯跃文、常贵田等都是北京满族。
满族也是一个喜欢体育运动的民族，如珍珠球、踢毽子、骑射竞技等项目，都在历史上或在今天的满族地区盛行，但今天在北京留有痕迹的，当算作滑冰刀。
满族生活在寒冷的东北，处在白山黑水的林海雪原间，其主要的交通便道是冰冻的湖泊，冰冻的江河，这为他们进行冰上交通和体育活动提供了广阔而便利的条件。当初，满族的先人是用兽骨绑在脚下滑冰，后来改善成用一根直铁条钉在鞋底正中，这就是早期所谓的“冰刀”。这种冰刀即能作为冰上体育运动的器具，又能作为军队移动的器械。据说，金太祖阿骨打和他的女真将士就是脚下绑着这种冰滑子，急行军在松花江面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下辽国的宾州城的。1625年正月初二，清太祖努尔哈赤在浑河跑冰城上主持过冰上赛跑和滑冰比赛。入关进北京后，冰上体育运动被北京满汉市民称作“国俗” ，乾隆皇帝也在“冰嬉赋序”中把冰上体育运动称为“国俗” ，并于每年农历十月都要在北海的冰面上检阅八旗兵丁的滑冰技艺。当时叫“跑冰鞋”或“滑冰鞋” ，后来才叫作“滑冰刀”。表演形式也多种多样，有速度滑冰、花样滑冰等(参见韩旗、林乾《清代满族风情》)。此外，今天北京小孩子喜欢的“溜冰车”、“抽冰嗄” (也叫“抽冰猴”)也是满族从东北传下来的儿童体育，这些满族体育活动丰富了北京的体育生活。
4.融进北京文化中的满族礼节和性格
满族是一个十分重视礼节和礼貌的民族，北京俗话说，“满族人规矩大”，“旗人讲究多” ，盖出于此。清人《宁古塔纪略》载:“旗人重礼节… … ” “相见惟执手，送客则手略屈，久别乍晤，彼此相抱，复执手问安。”有清以来的北京，满族礼节风俗如请安、打千、抱见等，在北京各民族的礼节中独领风骚。满族下辈对长辈，三日一请安，五日一打千。请安为普通礼，见熟人垂手站立，鞠躬唱诺:请某某安。打千为重礼，通常是下对上，男式为先哈腰，左腿前伸并弯曲，右腿曳后;左手扶膝，右手下垂，口中同时唱诺:请某某安。女式是头微低，双手贴腹相交，膝下蹲，同时唱诺:请某某安。今天的北京，请安礼在老人间不管满汉都还偶用。男子打千礼已不用，但女子打千礼在特定的场合下还使用，比如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倪萍1995年7月4日晚在北大演出谢幕时就用了这种礼节，赢得了北大师生更为热烈的掌声。
满族素有“俗尚齿，不序贵贱”的风俗，以前，少辈见到长辈，不分地位高低、贫富贵贱，皆尊称“马法” (mafa，汉译音为老爷子)。在入关以前的东北，从努尔哈赤时代起就有相见时的礼仪回避制，如行进中备御遇参将，则命伞兵回避，只身相见。一般旗人途中遇见长辈，也“必鞠躬垂手”而问“赛音” (满语sain，汉译为“好” )，待长辈走过后，方可行动。骑马遇到长辈还要下马，长者也客气地说:“谢谢阿哥，请马上先行”。这种礼貌待人的习惯今天虽不像清朝那样严格，但在全国各地原清朝统一驻防八旗的满族聚居区仍然明显与当地汉人有别，凡是满族人见到熟人都主动说话，而一些汉人是不太注重这种见面礼的，尽管是熟人，有事说话，无事点头一过，甚至不点头就过去的也不在乎，所谓“点头之交” ，正是汉人的普通礼节。北京的满族人不仅讲见面礼，也十分讲究礼貌语言，近古汉语发展出的第二人称尊称“您”本来是和“你”并用的，对普通听话人用“你” ，对值得尊敬的听话人用“您”。旗人在生气骂人时都是“他妈的，您×××× 。”正如美国人“谢谢”不离口一样，北京满族人是“您”字不离口，进而影响了北京话，使普通第二人称“你”逐渐被第二人称尊称“您”所代替。现代北京人不同于外地的突出用语就是只用“您” ，而外地汉语和普通话汉语仍是“您、你”视尊敬与否而选择使用，这正是满族礼俗在北京生活中的痕迹。另外，今天北京人除官方场合的正式会议外，聚会经常是以年龄长幼排礼节坐次，不问职位高低，少辈见年长者主动问好，平时礼貌用语的使用也明显多于外地，这些似与重礼貌的满族在北京生活近三百年的潜移默化有关。
满族人具有忠诚、直爽、耿介的性格，过去的旗人十分忠于上级，对长辈或上级的指示决不当面辩驳，而是不讲价钱不讲条件地回答“”，并且尽心尽力努力照办。对上级的批评更是勇于接受，富有内疚、反省和自我批评精神。鸦片战争以后，清朝八旗兵用大刀长矛面对英法联军的洋枪洋炮，毫无惧色。革命导师恩格斯曾在《英军对华的新远征》一文中高度赞扬过八旗兵忠于祖国勇敢战斗的精神，并指出，如果当时中国军人都能像镇江保卫战的八旗兵那样，英军绝对占领不了南京。即使是战败了，八旗将士也不埋怨指挥失误的清政府，而总是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这种精神从今天看封建社会似是一种愚忠，但从民族性格的思想性看，它又是一种精神财富。这种精神表现在民间的与人相处上，就体现了直爽对人，耿介豪放，勇于实施不指望索取的给予。满族文学家老舍在回忆他和满族语言学家罗常培的友谊时曾说:“莘田是学者，我不是，他的书我看不懂，那么我们俩为什么老说得来，不管相隔多远，老彼此惦念呢？我想首先是我俩在做人上有相同之点，我们都耻于巴结人，又不怕自己吃点亏。”老舍又说:“记得在抗日战争中，我在北碚，莘田由昆明来访，我就去卖了一身旧衣裳，好请他吃一顿小饭馆儿。”(详见《中国语文》 1959年第1期第23页)这是满族人处世哲学的一个小小缩影。今天的北京，满汉两族的思想性格已经融为一体，在哪个城区里明确划分出满汉人的性格都已经很难，但人们通常说北京人豪放，旷达的性格与上海人有别，与紧紧毗邻的天津人也不同，这种民族融合性的地域性格，不能排除满族人的融合作用。
满族风俗在现代北京生活中的上述表现远不止于此，比如满族的书画、满族的地名等等，但仅仅通过已述的这些痕迹，我们已经看到了京味文化中满族成分的重要性。在北京满汉族缘集团向地缘集团的演进中，确实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型文化结构，我们应该在这个结构中继续挖掘满文化的精华，总结北京满文化的财富，从而为弘扬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多作贡献！
原载于吉祥满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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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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