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思治
四、好学与勤政
康熙好学不倦，孜孜以求的精神在历代帝王中是不多见的。
康熙自五岁开始读书，十三岁能下笔成 文。他自幼苦读，祖母孝庄文皇后恐有伤身体，曾加劝止说：“贵为天子，岂欲应主司试而勤若乃尔![44]”但他仍然嗜读不辍。亲政后，“听政之暇，即在宫中披阅典籍，殊觉义理无穷，乐此不疲”[45]。他说：“一刻不亲书册，此心未免旁鹜”,因此终日手不释卷[46]，无间寒暑，惟有读书写字而已。
康熙学习的范围十分广泛，举凡史乘，诸子百家。吕律、数理、佛教经论、道书，无不涉猎，对自然科学十分爱好。但他认为最有用的却是经学史乘，因为儒家经籍是“记载帝王道法，关切治理”,而史乘则是“事关前代得失，甚有裨于治道”。康熙九年十月，他下令举行“经筵大典”。这是沿袭以往朝代由经筵讲官给皇帝讲解四书五经的制度。自开经筵后，康熙一早在乾清门御门所政；辰时，至弘德殿听讲官进讲，非有特殊情况，从不间断，即使在他出巡、狩猎时，也不辍讲。酷暑季节，有人奏请暂停日讲，康熙不允，认为学问之道不可间断，无论寒暑，应照常进行。“三 藩”战争爆发之初，曾一度停讲，但很快就恢复。康熙十三年九月谕熊赐履等曰：“日讲关系重大，今停讲已久，若再迟，恐致荒疏。日月易迈，虽当此多事之时，不妨乘间进讲，于事无所废误”[47]。可见，即使在清王朝的统治面临严重挑战的时候，康熙仍然惟恐学业荒疏，故而学习十分认真。每当讲官讲毕，他回到宫中， “不时温习，未有间断”。于“进讲以后，仍再三阅绎，即心有所得，犹必考正于人，务期道理明澈乃止”[48]。为了搞清道理，康熙有疑必问，他公开承认自己从讲官处学到很多不懂的东西。他说：“朕闲时与熊锡履讲论经史，有疑必问。继而张英、陈廷敬以次进讲，大有裨益”[49]。康熙由于学习勤奋，二十二岁以后，他对讲官的成说已感到不能满足。 自这一年(康熙十四年)四月起，规定在讲官进讲之后，由他复讲，“如此互相讲论，方可有裨实学”[50]。实际上就是互相讨论。这时，他自信对经书已融会贯通，对待讲学士张英说： “朕于四书究心已久，汝可试举一章，待朕讲解”[51]。
康熙的记忆力极强，所学多能成诵，遇事辄能记忆。据常在康熙身边的传教士法国人白晋说，他能“背诵大部分被中国人认为是圣书的儒家著作或其一些原著”[52]。他能诗、能文， 写得一笔好字，又能很熟悉历史，曾纠正《明史》编纂官的某些错误。康熙的舅舅佟国纲在与噶尔丹作战时，战死于乌兰布通，负责撰写祭文的翰林院学士用典失误，甚至连精晓历史的礼部尚书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张英都未发现，却被康熙发现了，这说明他的历史知识相当丰富。康熙嗜学敏求，使他成为既通晓儒家“帝王之学”,而又熟悉历史的封建君主。
康熙与高士奇的一次谈话，可以说是他自己对学习的综述。康熙二十三年第一次南巡视河，他每日于行殿读书写字辄至三鼓。高士奇劝说道：“诚恐圣躬过劳，宜少自节养”。康熙说自己自五龄就知读书，八岁即位后，“辄以学庸训诂询之左右”,必懂其意而后快，每日所读者皆能成诵，从来不肯自欺。熟读四子之书且贯通之后，又读《尚书》,“于典谟训诰之中，体会古帝王孜孜求治之意，期见之于施行”。“圣人扶阳抑阴，防微杜渐，垂世立教之精心，朕皆反复探索，必心与理会，不使纤毫扞格，实觉义理悦心，故乐此不疲”。至于史籍、诸子百家、内典(佛经)、道书，无不涉猎。惟独于《易》虽用心研究，但“终未洞彻耳”[53]。
康熙读书的目的十分明确，他对讲官说：“朕孜孜问答，无非欲讲明义理，以资治道”, “务期躬行实践，非徙为口耳之资”[54]。又说人君讲究学问，“若不实心体会，徒应故事，讲官进讲之后，即置之度外，是务虚名也，于身心何益？”[55]，总之，从儒家经籍中体会古帝王孜孜求治之意，促使康熙好学敏求。因此，康熙与讲官在弘德殿讲论儒家经籍，常常就是君臣讨论帝王治国之道，如讲官熊赐履、孙在丰、喇沙里进讲“子曰其言之不怍一章，陈成子弑简公一章”[56]后，康熙即发表感受说；“人主势位崇高，何求不得，但须有一段敬畏之意，自然不致差错，便有差错，也会省改。若任意率行，略不加谨，鲜有不失之纵佚者。朕每念及此，未赏敢一刻暇逸也”[57]。他确乎从古圣先贤的教悔中学到了如何为君之道。
康熙对西方自然科学也有着极浓厚的兴趣。他接触到西方自然科学并产生兴趣，是由于康熙七年当他十五岁时， 一次因天文历算的激烈争论而引发的。
清初曾就采用中国传统制历方法，还是采用耶稣会传教士带来的西方历法，展开了长时期的争论。杨光先曾上疏评击耶稣会士日尔曼 人汤若望“依西洋新法”制定的历书(名“时宪历”),被任命为钦天监监正，但杨光先不学无术，其所推算错误甚多。康熙七年，耶稣会士南怀仁(比利时人)指出了杨光先的错误。清廷大多数官员不懂天文学，但却支持杨光先；钦天监内则有人支持南怀仁。大臣会议请求皇帝“圣裁”。康熙召杨光先、南怀仁，命二人做一个明显的实验，以便人们能够一目了然看清楚东西方天文学哪一种正确。南怀仁建议由二人分别测定日晷的投影达到什么位置是第二天的正午。康熙表示同意，命大学士李蔚主持“预测正午日影所止之处”的试验，结果南怀仁多次推算无误，杨光先则有差误，于是康熙命南怀仁审查杨光先所造历书，南怀仁指出其“种种差误”。康熙再一次命康亲王杰书、大学士图海、李蔚到观象台主持测验，结果南怀仁“逐款皆符”,杨光先、吴明恒则 “逐款不合”。康熙乃任命南怀仁为钦天监监副，杨光先被痛斥，罢官回籍，死于途中。
这次争论激发了康熙学习西方自然科学的强烈愿望。耶稣会传教士南怀仁、白晋、张诚 (法国人)、安多(比利时人)等人被召为康熙讲解自然科学。他们献给康熙一批仪器，并为他编写了实用几何学纲要、静力学、天文学的讲稿。传教士们用满语或汉语讲解。康熙“听课”、复习，并亲自绘图，“提出不懂的问题，练习计算和使用仪器”[58]。康熙努力学习科学的热忱，使这些传教士惊讶不已。
康熙曾患疟疾，御医久治无效，传教士送给他金鸡纳霜(奎林),服后痊愈。他因而对 西方医学感兴趣，传教士给他讲解患病的生理原因和解剖学。他曾指令一个画家专画人体解剖图象，并在宫中建立了一个由传教士主持的用化学方法制造药品的“实验室”,制造出一批药品。[59]康熙对数学特别爱好，传教士所献的仪器中，他最喜欢的是水平仪和望远镜，认为有裨于实用。康熙三十八年，他第三次南巡视察黄河，二月底沿高家堰、归仁堤至清水口视察，途沿用水平仪测量，发现河高于田，由于黄河水位高，逆流入洪泽湖，湖水无法溢出，因而泛滥沿湖各州县。康熙指出：“此灾所由生也，治河上策惟以深浚河身为要。诸臣无言及此者”[60]。康熙用水平仪测量获得了坚实的依据，因而他不同意“不治其源，徒治下流”的方案，认为如此治理“终无益也”。于是指派施工，命于成龙绘图呈览。康熙还指出，如何运用数学计算流量，他说：“算数精密，即河道闸口流水，亦可算昼夜所流分数”。 方法是先测算出闸口的宽窄，“计一秒所流几何”,然后“ 一 昼夜所流多寡，可以数计矣”[61]。望远镜则是康熙指挥战争的有利工具。康熙三十五年，他二次亲征噶尔丹，五月，抵克鲁伦河。康熙原来估计，克鲁伦河乃噶尔丹所必争，大战迫在眉睫。他登高“执圆镜远望”,观察地形，分布队伍，指挥军队占领要地，“争先据河”[62]。康熙因能学以致用，提高了军事指挥才干，也使他能名列清代治河专家。
勤于政务是康熙为政的突出表现，他在位六十一年，御门听政成为常朝制度。每日清晨，康熙至乾清门(多在乾清门东暖阁或懋勤殿东暖阁),听部院各衙门官员面奏政事，与大学士、学士集议处理折本；若出巡外地，则于晚上与扈从官员处理折本。除特殊情况外(如生病、大典等),从不间断，所谓自亲政以来 “务在精勤，厉始图终，勿有间断”。康熙每天未明求衣，辨色视朝，数十年“早夜孜孜， 有如一日”,“日与大小臣工，用熙庶绩”[63]。他对大学士说：“朕与尔等昧爽视事，惟恐有怠政务”[64]。即使在严冬季节也是如此。御门听政时，各部院衙门官员必须分班启奏，他们或勤于政务，或偷情安逸，察其早朝奏事情况，便可了然，因而实际上又成为康熙对官吏的考勤，他说：御门听政时“朕亦可鉴其贤否”[65]。但是，康熙发现严寒季节一些老臣为 赴早朝清夜即起，不胜风寒之苦，于是在康熙二十一年九月，谕大学士曰：“朕御朝太早， 各官于三四鼓趋赴朝会，殊为劳瘁。自今以后，朕每日御朝听政，春夏以辰初刻，秋冬以辰正刻为朝”[66]。
御门听政时，康熙处理政务常常询问有关官员或熟悉情况者的意见，然后作出决断，他说：“部院诸事，朕向与诸臣商酌之”。为了鼓励官员发表己见，康熙强调“凡公事皆宜尽言言之而当固善，即言之不当，亦复何防”。以消除臣下顾虑。对缄默不言、依遣随众者，往往严加训斥，说这种人有如“用一无用之 物，于国家何益”[67]。由于康熙鼓励各官言无不尽，因而不少大臣敢于坚持己见，如杜立德 “廷诤之状，即如与朕(康熙)抗衡一般”。“李蔚、卫周祚若有所言，亦不让步。张玉书、熊赐履凡有上谕， 一字未妥，必行改正， 不肯草率放过”[68]。有人甚至敢于用鄙俚之言面奏，如说“文官不要钱，如妇人不养汉”之类。康熙鼓励臣工大胆直言，当然无损于“乾纲独断”的封建君权，相反，却使他在处理政务作出决断时能听到各种意见，这就是他们说的“精勤政务”。
大学士明珠说：“皇上每日御门所言，皆系国政”。因此在集议国家大政时，康熙不允许臣下说空话、套话。郎中苏立泰在回奏派往总河王光裕处有关事宜时， 一开头就说“臣奉旨谕总河王光裕毕，光裕奏云：臣本微员，蒙皇上殊恩，特擢受兹重任”。康熙立即加以制止，指出“此皆套语，不必陈述。尔即将看过河工具奏”[69]。于此也可见其务实而不务虚名。
御门听政作为常朝制度，形成为各官入朝 集议国政，回衙之后根据康熙的决断各理部务，提高了行政办事效率。
有清一代封建皇权高度强化。康熙说：“今天下大小事务，皆朕一人亲理，无可旁贷。若将要务分任于人，则断不可行。所以无论巨细，朕心躬自断制”[70]。事无巨细皆须听命于皇帝。由于事必躬亲，康熙惟恐因事烦而处理失误，故遇事必反复思维，务期考虑成熟。他对高士奇说：“朕于政事无论大小，从未草率。每在宫中默坐，即以天下事经营筹画于胸中。简任督、抚时，又必详加察访，盖一方大吏能自足表率僚属”。[71]康熙坚持当天政务必须当日处理完毕。出巡时，规定一应本章三日送到行在。一次，南巡视河至沂州大石桥，当日本章未按时送到，他频频催问，坐等至二更天，急不可待，谕扈从阁臣曰：“奏章关系国政，最为要紧”,不能一刻稽延，迟误将予重处，谕令：“今日奏章不拘时刻到来，尔等即便进呈，朕宵兴省览”。当夜四鼓本章送到，康熙即披衣而起， 一直审阅到天明，将折本处理完毕。[72]
康熙“夜分而起，彻曙听政”,表明了他勤于政务的精神和励精图治的意志。
五 、 晚年的苦恼与吏治废驰
康熙不愧为一代杰出封建君主。但在其晚年却经常陷于十分苦脑之中。康熙四十七年发生了两件大事， 一是废皇太子事件，一是康熙随即生了一场大病，几乎不起。这两件接踵而来的事件，对康熙来说产生了无法逆转的影响，使他的身心受到了极大的损伤。
康熙自幼习武，身体强健，臂力颇佳，能挽十五力强弓，发十三握箭，骑射娴熟。但随着年事日高，昔日驰骋沙场亲征不臣，冲风而行，临危不惧的锐气已经大减，在他年过五十以后，甚至连越渡波涛汹涌的大江也不免心悸，他已深感年岁不饶人。[73]老之将至的皇帝，又遇上了皇太子允礽不忠不孝，暴虐无 忌，甚至在随康熙去围场时，每夜逼近康熙所居幔城的“裂缝向内窥伺”,行踪诡异，使康熙惊恐不安，恐遭不测，他说：“今朕未卜今日被鸩，明日遇害，昼夜戒慎不宁”[74]。康熙四十七年九月，于鹫和洛行宫将太子废黜。在封建时代，皇太子被视为国本，废太子是头等大事。康熙痛哭扑地，六昼夜未赏安寝。由于对皇太子允礽的行事愤懑过甚，遂病，“肌体癯瘦，自分难于调治”[75]。自以为死期将至。自此次大病之后，康熙的体魂每况愈下，渐至右手颤抖不能写字，以左手批答奏章，后来视力衰退又兼重听，“以致目不辨远近，耳不分是非”。康熙五十七年时，六十五岁的老皇帝更是病魔缠身，“心神恍惚，身体虚惫”,时时头晕，步履艰难，转动都需有人扶掖，加之遇事健忘，常常神不守舍，[76]故对政务已是精力不济，力不从心了。然而，使他形神交悴更主要是皇太子的废后复立，然后又再废，于是诸皇子中希冀储位者各结党羽，相互排陷，明争暗斗。康熙甚至担心在他死后，尸骨未寒而诸皇子已“束甲相争”[77],为争夸皇位而兵戒相见。皇位继承问题使他劳心焦思又无妥善办法，牵制了他很多的精力。他虽然对诸皇子屡加训诫，宣谕曰：“诸阿哥中有钻营谋为皇太子者，即国之贼，法断不容”[78]。但始终无济于事，允祀、允禟、允䄉、允禵为一党；胤禛(雍正)、允祥为一党。
康熙四十九年九月，第二次废皇太子允祁后，鉴于诸皇子互相排击，康熙不再谈立皇太子之事。五十二年，赵申乔请立太子，康熙十分慎重，宣谕群臣，剖白他之所以不立皇太子的原因。他说自己对皇太子允礽从幼教训，“心血耗尽，但成年之后，暴虐无忌，无所不 为，不忠不孝，可见“太子幼冲尚保无事，若太子年长，其左右群小结党营私，鲜有能无事者”。而且，“今众皇子学问见识不后于人，且年俱成长，已经分封，其所属人员未有不各庇护其主者，即使立之能保将来无事乎?”到那时就将是“不复能拘制矣”[79]。他心目中今后若立太子，其标准应该是：“必能以朕心为心者，方可立之”[80]。皇子中何人符合此条 件？他虽然在观察，但始终未能作出决断，因而“数年之内，极其郁闷”[81]。皇太子问题成为康熙晚年无法去掉的胸中块垒，而诸皇子各结党羽希冀储位，兄弟阋于墙的可怕征兆，更使他忧心忡仲。
垂暮的老年皇帝，由于未能安排好皇储， 身体又多病，对身后之事实在放心不下，萦萦系念，其心境悲凉凄楚。康熙五十六年四月，朝鲜使清的冬至副使南就明归国后，朝鲜国王召问：“皇帝(康熙)诏书辞旨荒杂无归宿， 而太子无复位之理矣”。南就明曰：“归时得见皇帝所制歌词，语甚凄凉，其志气之衰耗可见矣”[82]。康熙时常念及自己往日的功业，这时与他多年相处的老臣相继谢世，更使他触景生情，因而每有老臣乞休或病故，他往往痛哭流涕，对皇子和朝臣常说“朕已老矣”[83]。有时甚至感到做皇帝不胜其苦，他说自己数十年来，殚心竭力，有如一日，“此岂仅劳苦二字 所能该(概)括耶!”年老之后，为臣者尚可致仕归养，抱子弄孙，得以优游自适，但为君者辛勤一生却无偃息之地可退，这才真正是鞠 躬尽瘁，死而后已[84]。而“诸臣视朕如驾车之马，纵至背疮足瘸，不能拽载，仍加鞭策，以为尔即踣毙，必有更换者，惟从旁笑观，竟无一人怜恤，俾其更换休息者”[85]。康熙五十六年底至翌年初，他又一次重病，“寝卧几及五旬”,十分憔悴[86]，心情也更加沮丧，手书谕旨，以代遗诏。他说，今有臣下奏请立储，以分理政务，“此乃虑朕有猝然之变耳。死生常理，朕所不讳”。“立储大事，朕岂忘耶!” 倘若能将天下神器付托得人，自己能释此重负，得以息肩，无一事牵挂于心，优游安适，“便可望增加年岁”。但因不得其人以立储， “朕今血气耗减，勉强支持”,想到昔日的功业，惟恐有误万机，“则从前五十七年之忧勤，岂不可惜!朕之苦衷血诚， 一至如此”。他说自己担心的是“福尽祸至，泰去否来。元首丛脞而股肱惰，至于万事隳坏而后，必然招灭灾人害，杂然并至”。倘若出了大的乱子， 到那时“虽心有余而精神不逮，悔过无及，振作不起，吟呻床塌，死不瞑目，岂不痛恨于未死!”他所希望的是：“倘得终于无事，朕愿足矣。尔等大小臣邻，念朕五十余年太平天子，倦倦叮咛反复之苦衷，则吾之有生考终之事毕矣。此谕已各十年，若有遗诏，无非此言，披肝露胆，罄尽五内，朕言不再”[87]。这篇手书谕旨，康熙向诸臣倾吐了肺腑之言，情切凄苦，惟求“得终于无事”而已。此后，他的病情虽然有所好转，但毕竟已屈暮年，不可能再象壮年时日夜孜孜。康熙五十八年四月，谕大学士九卿詹事科道曰：“朕临御以来， ……少壮时精力有余，不觉其劳。今血气渐衰，精神渐减，办事殊觉疲备，写字手亦渐颤，仍欲如当年事事精详，则力有不能，若草率办理，此心又有未安”[88]。他担心各级官吏“见朕血气精神渐不如前，因以为奸”。然而，他的担心却成为事实，封建宫僚政治的种种痼疾，在康熙晚年日趋严重，政治日渐废驰。
吏治败坏首先反映在贪风日炽。康熙四十九年，户部贪污大案暴露。户部尚书希福纳等人数年来侵吞银二十余万两。商人金璧供称，得银之户部堂官等一百十二人，共侵蚀银四十余万两。[89]督抚府州县官贪污成风，有的省份甚至激成民变。江南江西总督噶礼(曾任山西巡抚),“赃款内三百四十余口家人俱入官，查出房产七十五处，地一百余顷，当铺十三所，其价本银两并金器皿，俱注册送交户部。此外，隐匿房产、土地、人口、财帛等项，俟发觉再议”[90]。噶礼贪污巨大，令自尽。其原来属下太原知府赵凤诏婪赃银十七余万两，于康熙五十七年问斩。至于上官勒索下属更是肆无忌惮。康熙五十八年，安徽颖州知州王承勋首告凤阳知府蒋国正勒索银一万一千八百两，安徽布政使年希尧勒银五千八百余两[91]。督抚进京陛见也是公开要钱大捞一把的好机会。贵州巡抚黄国才于康熙五十八年十月奉命进京陛见，司道各府共送盘费一万四千余两。[92]由于督抚勒索府州县官，府州县官又敲榨百姓，在河南激成民变。巡抚李锡任意殃民。阌乡县令白澄私加火耗，贪赃六万余两；宜阳县令张育徽婪赃四千余两。更有甚者，河南府(府治在今洛阳)知府李廷臣，私征滥派，毙伤良民，于是阌乡等县爆发了以亢铤为首的人民武装抗争，拒敌官兵[93]。康熙说：“李锡任河南时， 任意殃民，恣行科派，几致酿成大事”[94]。类似的情况各省时有发生。山西临汾县令宫懋， 酷刑厚敛，百姓群起破门入衙署，将其眷属裸体缚之于柱，令宫懋跪于堂下。[95]康照晚年，由于官吏酷刑厚敛，阶级矛盾已有日趋激化之势。康熙六十年，台湾百姓因不堪官吏“株连需索”,朱一贵等聚众起义。
文官私征滥派，武官则吃士兵空额。康熙说：”各省文官私派加耗，武官空粮等事，朕颇得闻知”[96]。他们甚至敢于扣剋出征将士军饷。时准噶尔部汗策旺阿拉布坦又复称兵新疆，康熙命皇十四子允禵为抚远大将军，驻兵西宁。奉命料理西宁兵饷的户部侍郎色尔图，令家人与笔帖式戴通等包揽运米，上下其手，“通同扣剋银两，将满洲，绿营兵丁苛刻，情殊可恶”[97]。而官军沿途索勒官吏、骚扰百姓更是司空见惯。
由于贪风日盛，“各省钱粮亏空甚多”[98]。礼亲王昭学说：“康熙间，仁皇宽厚，以豫大丰享以驭国用，故库帑亏绌，日不暇给”[99]。 康熙末年，国家财政十分拮据。其时，“生民乏食，物价腾贵”[100]。雍正帝即位后，综核名实，整顿吏治，惩治贪污，理财是用。
康熙六十一年(1772年)十一月初七日， 康熙帝发病，十三日逝于畅春园，年六十有 九，谥“仁皇帝“,庙号“圣祖“,葬景陵(在今遵化县马兰峪清东陵)。
(全文载完)
（文章原载于国家哲学科学学术期刊）
［44］《康熙起居注》,第2册，第1254页。
［45］《清圣祖实录》卷41,第9页。
［46］《康熙起居注》,第1册，第125页
［47］同上，第174页。
［48］同上，第101、86页。
［49］《清史稿 ·圣祖本纪》。
［50］《康照起居注》,第1册，第203页
［51］同上，第312页。
［52］白晋：《康熙帝传》。《清史资料》第1辑，第 218页。
［53］《康熙起居注》、第2册，第1249—1250页。
［54］同上，第1册，第310页。
［55］同上，第86页。
［56］见《论语》《宪问篇第十四》。“陈成子弑简公” 发生在公元前451年，陈成子即由成子(田恒、田 常)。田成子与监止为齐国左右相，田成子攻监止，齐简公出奔，被俘，后被杀。此即春秋末年著名的“田民代齐”,历史随即进入战国时代。
［57］《康熙起居注》,第1册，第127页。
［58］白晋：《康熙帝传》。《清史资料》第1辑，第223页。
［59］同上，第230页。
［60］《清圣祖实录》卷192,第14页。
［61］同上。卷154,第4页。
［62］同上，173卷，第11— 12页。
［63］《康熙起居注》,第2册，第1180页。
［64］同上，第850页
［65］同上。
［66］同上，第899页。
［67］同上，第1572页。
［68］同上，第3册，第2235页。
［69］同上，第1册，第81页。
［70］王先谦；《东华录》康照91。
［71］《康熙起居注》,第2册，第1250页。
［72］同上，第1240页。
［73］《清圣祖实录》卷227,第4页。
［74］同上，卷234,第4页，
［75］同上，卷236,第16页，
［76］同上，卷275,第10 — 11页，
［77］同上，卷235,第9页，
［78］ 同上，卷234,第23页，
［79］同上，卷253,第8页，
［80］同上，卷253,第9页。
［81］同上，卷261,第9页。
［82］昊晗辑：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10 册，第4344页。中华书局版
［83］《清圣祖实录》卷254,第2页；卷275,第13页。
［84］同上，卷275,第8— 12页，
［85］《康熙起居注》,第3册，第2375页，
［86］《清圣祖实录》卷277,第2页，
［87］同上，卷275,第11-13页。
［88］同上，卷284,第3页，
［89］同上，卷243,第16页，
［90］《康照起居注》,第3册，第2084页。
［91］《清圣祖实录》卷286,第14页，
［92］同上，卷286,第4页。
［93］同上，卷278,第25—26页。
［94］《康熙起居注》,第3册，第2463页。
［95］“汪景祺：《读书堂西征随笔》《西安吏治》条。 上海书店，1984年版，第40页。
［96］《清圣祖实录》卷282,第7页，
［97］同上，卷283,第21页。
［98］同上，卷283,第7页。
［99］昭梿：《啸亭杂录》卷1《理足国帑》。中华书局版，第9页。
［100］《清圣祖实录》卷299,第24页。
本文作者 ：王思治 ，男 ， 四川省自贡 市人，1929年生，教授。1953年四川大学历史系毕业。1956年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毕业 。现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工作。著有《 两 汉 社 会 性 质 及 其 他 》、《 宗 教 制 度 浅 论 》、《 关 于明清之际 历 史 人 物 评价问题 》、《多尔衮摄政与满洲贵族内部的冲突与斗争》等，并主编《清代人物传 稿 》 上 编 第 一 卷 、 第 三 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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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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