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札记
李凤民（作者：沈阳故宫博物院馆员）
《福陵觉尔察氏谱书》(以下简称《谱书》)［1］公布以来，在清史及满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从所发表的论述来看，研究焦点在于姓氏来源问题，特别是与爱新觉罗氏的关系方面。其中比较“先锋”的观点有二：一是“爱新觉罗氏是出于觉尔察氏”［2］；再是相反——觉尔察氏出自爱新觉罗的“德世库”［3］总之，都认为觉、爱两氏有共同的血缘关系。
笔者对《谱书》作了粗略研究，得出拙见如下：“景祖”觉昌安第五子塔察篇古(以下简称“塔察”)并非亲生，乃是瓦尔喀部索尔火后裔；而觉尔察氏则是塔察子嗣的一支，因“冒犯”太祖努尔哈赤被从“爱新觉罗”黜出，移居觉尔察城以地为氏。
一、塔察并非“景祖”亲裔
塔察是“景祖”觉昌安第五子。这在清史上言之凿凿，从来无人怀疑。然而，《谱书》的出现使这件“史实”受到挑战。原来，塔察是瓦尔喀部索尔火五世孙，因与 “宁古塔”贝勒争锋失败而归附 “景祖”。
(一) 清史对塔察的表述及疑点
1.清官书对塔察的记载极其简略：“景祖生子五：长礼敦巴图鲁，次额尔衮，次界堪，次即显祖宣皇帝讳塔克世，次塔察篇古”［4］；天命九年（1624）四月“太祖以辽阳既定，建都东京，奉移景祖、显祖、孝慈皇后及皇妃、皇伯父、皇弟、皇子诸陵墓于东京”。在迁移名单中亦见其名；顺治十年（1653）六月塔察被追封为“多罗贝勒，谥恪恭”；顺治十五年（1658）九月“迁东京祖陵于兴京”永陵，罢积庆山祀典。塔察与其兄武功郡王礼敦陪葬永陵；塔察生四子，长祜尔哈齐，次达尔祜齐巴克式，三、四子无嗣。仅此而已。至于塔察生卒何年，有何业绩等具体历史均不详于载。
2. 塔察的几点可疑之处
其一，满族习俗大都以最小之幼子继承家业，称为“不分家子”［5］。可是，“景祖”却以第四子“显祖”塔克世为“不分家子”，父子同住赫图阿拉城，而对自己最小的儿子塔察却未见提及。万历十一年（1583）的“古勒之役”，明军围攻古勒城，城主阿台之妻系景祖女孙，景、显父子前往营救，结果双双罹难。如此重要家事亦不见塔察随行。
其二，“景祖”五子，长子礼敦巴图鲁被追封为武功郡王；次子额尔衮被追封为慧哲郡王；三子界堪追封为宣献郡王；四子塔克世被追封为“显祖宣皇帝”。唯独塔察被追封为贝勒。
其三，景祖五子有四人入享太庙；崇德元年（1636）四月创建盛京太庙，显祖入享太庙正殿，武功郡王礼敦入享太庙后殿，大清入关移盛京太庙于北京后，显祖设位于太庙正殿，顺治十一年（1654）三月武功郡王礼敦与慧哲郡王额尔衮、宣献郡王界堪三兄弟配享太庙中殿东庑。唯有塔察被排斥在太庙之外。
其四，是否陪葬东京陵记载不清。天命九年（1624）四月迁葬 “景、显”二祖及“皇叔、皇弟、皇子、皇侄、皇妃”等至东京陵，在迁葬名单中只提“皇叔塔察篇古之子贝勒祜尔哈齐”，塔察是否迁葬 《清实录》表述不清。
其五，陪葬永陵只是“三缺一”需要。永陵最初是“宁古塔”贝勒以其父都督福满立主的家族墓葬。崇德元年（1636）太宗皇太极因建国大清，追尊远祖孟特穆、高祖福满、曾祖觉昌安、祖塔克世为 “四亲”，设立“四祖”陵墓（兴京、东京各“二祖”）。顺治十三年（1656）“钦天监地理官奏称：兴京皇陵系第一福地，请仍迁景祖、显祖” 于兴京陵。顺治十五年（1658）正式迁葬，仍以原设于正位之兴祖福满立祖，“景、显“二祖按昭穆设位于兴祖两旁，作“品”字形排列，肇祖“衣冠冢”设于兴祖之东北角，地面不存封土。另在“四祖”陵墓之下设二层台地，附葬礼敦及塔察。关于因何以礼敦、塔察附葬史无明文。笔者推测：礼敦原在东京陵处于显位，而迁并兴京陵后失去了位置，礼敦在历史上功勋卓越，所以只好将其附葬在“四祖”陵下。但是，仅以礼敦陪葬于形式上不对称，而其二弟额尔衮、三弟界堪均 “绝嗣”，按制绝嗣者不可进入祖陵，在这种“三缺一”情形下，将塔察“抬出”陪葬礼敦。以上种种迹象显示，塔察在兄弟之间似乎“低人一等”，其中可能存在某种隐情？
（二）塔察出自索尔火
1. 《谱书》世系辩证
《谱书》开篇称：“溯自始祖索尔火，于明世中叶迁于长白山觉尔察地方，践土而居，因以为氏”。然而，《谱书》对其家族世系却有两种不同表述：一是以福各开头，一是以索尔火开头。在论证塔察身世问题之前，须对这个重要矛盾辩解明了。
（1）以福各开头的世系
《谱书》上卷“原案奏章”记载：“（先是正黄旗包衣佐领觉尔察七十）恳祈王大臣等具呈：我们觉尔察入在宗人府蓝档子上，祈为转行满洲正黄旗下。来文从宗人府衙门送来，等因。乾隆元年二月十七日，王大臣批示等情：考察从瓦尔喀以来，觉尔察之高祖兄弟二人，兄名福各、弟名福押努。福押努不知有后无后，其福各生一子名他克什。他克什生子七人，知道四人之名，其三人之名不知道。四人之名： 长索尔火，次图穆布鲁，次塔察飞扬武，次塔郎阿。此四人原住长白 山之东……”
这个“世系”是乾隆元年（1736）宗人府根据正黄旗包衣佐领觉尔察七十之请，经由王大臣批示“转行正黄旗的一份蓝档子”。当时觉尔察七十正在筹备编纂《福陵觉尔察氏谱书》。不过这份“世系”颇有疑问，明显的错误是把本为末子的“塔察飞扬武”列为五子中第三子。而且仅有所谓前“三世”，三世以下不明。也许因为这些原因，觉尔察七十在编纂《谱书》时未将其作为正谱编入谱系。本文因此不采信这个“世系”。［6］
（2）以索尔火开头的世系
索尔火原氏不详，仅知原居瓦尔喀部。索尔火一族世系载于《谱书》下卷：“奉旨开载觉尔察起头的高祖讳索尔火（始世祖），子二，长阿喀，次考巴颜……”［7］（见下表）“以索尔火为起头”这是圣祖皇帝钦命，必定有根有据；乾隆四年（1739）觉尔察七十编纂《谱书》亦遵旨行命；此谱从始祖至十七世，其中一部分是嘉庆十二年 （1807）及光绪三十年（1904）续修，谱系完整。本文以此为据。
2.塔察是索尔火五世孙
“塔察”是其名，“篇古”是其在兄弟中排行最小，即 “老疙瘩”。“塔察篇古”在《谱书》中又作: “孙扎七飞扬武”、“塔察飞洋武”、“孙扎七飞扬武”、“扎钦飞扬武”，这是满汉语音对译的不同写法。塔察在谱系中列为“五世三祖”（即“孙扎七飞扬武”）［8］，是始祖索尔火五世孙。
3. 塔察的 “双重身分”
《谱书》有两处指认塔察与觉尔察的祖孙关系。其一，康熙五十七年（1718）副都统觉尔察十一世扎勒呼就祖宗得官缘由“写给皇帝奏章后”，圣祖降旨：“《实录》之草稿（指《太祖实录》—笔者注）与将军永各那看。将扎勒呼高祖得官之地方查奏。钦此。”
永各那奉旨恭阅《实录》草稿后奏称：“景祖生的五子塔察篇古，就是我们祖宗。”［9］这可能是扎勒呼在奏章中提出与塔察的关系，而圣祖皇帝对此事语焉不详，所以命永各那恭阅《实录》草稿予以认证。其二，同年七月二十七日，内务府中堂玛起奉旨核查“永各那等查送觉尔察祖宗们的名字”后奏称：《玉牒》内载：“四祖的子之内有塔察飞洋武之名（即恪恭贝勒，坟在永陵——原注）。”［10］这些事实说明，塔察既是觉尔察氏的祖宗，又是“景祖”第五子。塔察的 “双重身分”显示他从索尔火五世孙，到“景祖”第五子的曲折经历。也显示他与“景祖”并非同一血脉。再有，《谱书》记载塔察生一子阿金那穆都；《爱新觉罗宗谱》记载塔察生四子：长祜尔哈齐、次达尔祜齐巴，三子与四子无嗣。也就是说阿金那为塔察归附“景祖”前所生；《爱新觉罗宗谱》四子为归附后所生。塔察在《谱书》是觉尔察氏；在《爱新觉罗宗谱》是爱新觉罗氏。
4. 塔察因部族争战归附“景祖”
女真社会在明朝中后期“各部蜂起，皆称王争长，互相战杀，甚至骨肉相残” 的混乱局势越演越烈。当年追随凡察、董山迁移到苏子河流域的瓦尔喀部索尔火等族势力渐强，开始置董山后裔“宁古塔”贝勒于不屑，自行坐大，扰害四方。《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之一记载：“彼时有一人名灼沙纳，生九子，皆强悍；又一人名加虎，生七子，俱骁勇，常身披重铠连跃九牛，二姓恃其强勇，每各处扰害。”“宁古塔”贝勒面对强敌不甘示弱，景祖觉常刚 （觉昌安）有才智，其子李敦又英勇，遂率其本族六王（“宁古塔”贝勒）将二姓尽灭之。自五岭迤东，苏苏河迤西二百里内诸部尽皆宾服，六王自此强盛。“灼沙纳”不知其何族，“加虎”则是索尔火后裔。《谱书》对其与爱新觉罗这场部族争战虽然未作正面记载。但是在谱系中确有“加虎生七子”的名字：长岁顺，次都吉呼，三额图，四郎图，五额书勒勒，六沙克达某奇纳，七那敏。而且在名字后面明确标注：“以上七位祖绝嗣［11］，他们显然是在与“宁古塔”贝勒的争战中“被灭”。谱中同时期族人中绝嗣者还有“伍什白”、“胡什吞”、“左巴都吉呼”， “膝陈”、“巴郎阿”等多人，可能都是争战的牺牲者。可以想见这是一场规模不小，很激烈的部族争斗。在这场争战中“宁古塔”贝勒以绝对性胜利，维护了建州左卫的正统领导地位。塔察是加虎的同宗兄弟，定然也参与了那场部族争雄，他之所以成了敌方——“景祖” 之第五子，必然是“加虎生七子”被“尽灭”而被俘或投诚。
以战俘（包括抢夺）为“子”的现象在清初历史比较多见，五大臣额亦都第八子忠义公图尔格即如此，图尔格本是乌喇部八世祖约兰之子。在清太祖兼并乌喇部的战争中被俘，太祖为奖励额亦都将其作为战利品赐与。［12］
塔察身世的揭示，也是对爱新觉罗家族史以及清朝开国史的一个补证。
二、觉尔察氏从塔察析出
《谱书》对其姓氏来源一再表示说，明代中叶索尔火从瓦尔喀直接迁抵觉尔察，践土地而居因以为氏。有的研究者也相信了这个说法。其实，这是《家谱》之类私著通常采用的“倒踩年月”记述方式。觉尔察氏始出是在其迁居苏子河百年之后，在这之前该族并无此姓存在。
(一) 析出原因
先是康熙五十七年（1718）圣祖皇帝听到臣下议论，盛京副都统扎勒呼言称:他的祖宗曾与太祖皇帝相邻而居，因获罪被削去红带子降为觉尔察的传言。遂即降旨给扎勒呼曰：“是你的何祖，因何事抽了红带子为陈满洲？将传说听见的事情具奏。钦此。”扎勒呼遵旨奏称：
我国初定之时，不知我的何世祖，与太祖皇帝院子相隔一墙居住。有家奴名噶打浑，不知因何事故，我祖动怒拿起配刀要杀噶打浑，噶打浑越墙跳进太祖皇帝院内藏避。我祖随后赶入院内，谓太祖皇帝曰：我的家奴噶打浑进了你的院内，献出与我，吾拿到家要杀。太祖皇帝曰：你的家奴没在我的院内。我祖大怒曰: 我眼看着噶打浑进了你的院内，汝不给吾辈，硬说没在你的院内。随时出来，手使佩刀即将廊檐柱子砍了数刀，曰：从今日以后不再来汝家，不系汝红带子。正说间将带子改下扔了，言罢回到家中。次日太祖皇帝出旨，召集阖族人等将此缘故诉与族人等因。
又奉朱批，因我祖要杀家奴未遂，怒砍廊柱各情，理应从重严办，仍念同宗之情，仍应从班布理以上写七代，立七代册子。于是往上写恩诏七代，玉牒兼记，抽了红带子，嗣后为陈满洲觉尔察氏。［13］
康熙皇帝对这些事情闻所未闻，遂即传旨给将军永各那，内务府中堂玛起以及宗人府、吏部等衙门调查此事。康熙五十九年（1720）圣祖降旨与内务府中堂玛起：“扎勒呼奏的各事全真，查觉尔察之祖宗很明白，宗人府的蓝档子有你们，内衙门并吏部、兵部以及宗人府蓝档子上全都记载。钦此。”［14］从此，觉尔察氏入在宗人府蓝档子上，每年所生之子，修理档子，送在宗人府衙门，记载蓝档子上。
以上扎勒呼所述之事，尽管有些传说色彩，在典制上有些属于 “倒踩年月”，但基本可以视为塔察子孙由爱新觉罗改为觉尔察的原因和经过。
（二）析出时间
1. 第七世班布理说。有的研究认为砍太祖家廊柱“被抽了红带子”者是班布里。［15］理由当然是扎勒呼所言：“从班布理以上写七代，立七代册子。于是往上写恩诏七代。”班布理正是第七代。
不过，这个判断有一定问题，因为班布理对太祖是有特殊功勋之人。如，扎勒呼在写给圣祖一分奏章所述：
太祖皇帝初定之时，到在木奇地方。有木奇、玛尔墩的人，使人聘请太祖，太祖皇帝去的时侯，我高祖班布理拦阻谏诤曰：“这些新顺之人，不知他们是何心，岂可轻往？然带到我们村议论，兄长不可去，恐其有奸计也! ”太祖皇帝听从我高祖班布若是有事应当定期商议，不理之言，止驾未往，即差了五名人去。及至，均被木奇、玛尔墩之人用计全行杀了。
由于班布理“谏诤”拦阻太祖赴“鸿门宴”，免遭玛尔墩等人毒手。因此得到太祖隆遇:“阖户四十家系包衣呢特哈佐领兼管，百丁并无官差，闲逸，按年穿的衣服，吃的米粮使唤的奴才，耕牛，骑马，俱给养赡之”；万历三十一年（1603）修赫图阿拉城时所有人丁均出劳役，只有班布理家 “别算”。班布理第二份功劳是万历三十五年（1607）主动请求守护皇后陵园，受到太祖“夸奖”。所以在班布理“病故之时，太祖皇帝赐与牛羊，灵前祭祀，葬在兴京陵园之内”。班布理对太祖如此忠心耿耿，怎可能去砍太祖家廊柱？太祖对班布理如此厚爱，怎能因班布理一时鲁莽忍心将其驱逐，使之流离失所？
2.第八世他察说：也有研究认为“获罪”者是班布理第二子他察［16］。这个判断亦有漏洞：班布理生于嘉靖四十年（1561），第二子他察如果是班布理二十岁所生（即万历九年），太祖黜除班布理时他察还是一个只有几岁的顽童。
笔者认为，“获罪”者既非班布理也非他察而是塔察之子阿金那穆都。事发地在早期赫图阿拉城，时间是万历十一年（1583）至十五年（1587）之间。依据如下：
前文考及：“宁古塔”贝勒灭掉加虎、硕色纳二族，塔察归顺 “景祖”为子。“景祖”与“显祖”父子所居赫图阿拉城，塔察归附后必然亦随“景祖”至赫图阿拉。
太祖努尔哈赤十九岁娶佟佳氏为妻分家另过，分居后住地史无明文，近年有学者考察其地为“北砬背山城”［17］可备一说。
万历十一年“景、显”二祖死于“古勒之役”。噩耗传来，太祖努尔哈赤身为家族长子责无旁贷要回到赫图阿拉，主持门庭，接替“二祖”挑起建州左卫管理重担。特别是明廷承认努尔哈赤之父、祖是 “误杀”，给予其“敕书三十道，马三十匹，复给都督敕书”作为抚恤，之后，努尔哈赤成为名正言顺的建州左卫掌印官。
努尔哈赤在从北砬背回到赫图阿拉，当与其“五叔”塔察之子阿金那穆都相邻而居。所以才发生阿金那穆都追杀奴仆噶打浑，努尔哈赤为保护噶打浑免遭一死把他藏匿起来，阿金那在盛怒之下用配刀砍了努尔哈赤家的廊柱，又扔掉同族标记——红带子等等一幕。事发之后，太祖召集全体族人商议惩治办法，最后决定从第七世班布理以上列入恩诏，免与惩处，从第八世他察起始降为陈满洲，移居觉尔察，更改姓氏。
至于第六世获罪，恩诏理应从第五世开写，因何改从第七世写恩诏，向下施恩了两世呢？这是因为班布理对太祖有过救命之恩的缘故。班布理之父虽系“首犯”也因此沾光被纳入恩诏。
自此，塔察的子嗣们分为两支:一支为觉尔察氏，一支为爱新觉罗氏。但是他们同属瓦尔喀部索尔火后裔，与爱新觉罗并无血缘关联。
（此稿原载于《清史研究》2011年8月第3期）
注释：
［1］《福陵觉尔察氏谱书》，首载李林主编:《满族家谱选编》(1)，辽宁民族出版社 1988 年版; 此谱又由傅波、张德玉重新收集，载入傅波、何溥莹、赵立静主编:《满族家谱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后者将该谱上卷记为 “原案奏章”，又保留了原谱中的 “盛京依家沟坟说”。
［2］敦冰河: 《努尔哈赤祖居地考》，载《满族研究》1996年第4期，及《清太祖努尔哈赤族属考》，载《清史研究》1999 年第 3 期。
［3］傅波、张德玉等著:《满族家谱研究》，第211页，辽宁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清永陵志》第 71 页，辽宁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 张德玉:《满族发源地历史研究》，第 335 页，辽宁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等等。
［4］《清太祖实录》卷 1，第5页。
［5］刘小萌: 《满族的部落与国家》，第226、227页，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5年版。
［6］敦冰河: 《太祖努尔哈赤族属考》，载 《清史研究》1999 年第 3 期，第 107 页，“表二”。
［7］李林主编: 《满族家谱选》(1) ，第23页。
［8］同上，第 28 页。
［9］同上，第8、9页。
［10］同上，第10页。
［11］同上，第23页。
［12］李凤民: 《清忠义公图尔格族属的新发现》，载辽沈
旅游丛书 《话说福陵》，东北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13］李林主编: 《满族家谱选》(1) ，第 7、8 页。
［14］同上，第11页。
［15］刘庆华: 《满族家谱序评注》，第64页，辽宁民族出版社2010年版。
［16］《努尔哈赤祖居地考》，载《满族研究》1996年4期。
［17］李荣发: 《清太祖兴兵之地考》，载傅波主编:《抚顺地区清前遗迹考察纪实》，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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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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