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于《红缨满洲》，
作者：关嘉禄（满族，瓜尔佳氏；满学满语专家、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满学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副会长）
满族的崛起，开创了一个民族乃至一代王朝的宏图大业。回眸16至17世纪满族共同体形成的全过程，从文化层面审视，满族善于学习，富于创造，勇于进取，开放包容的精神追求，赋予了其自身强大的文化推动力，从而一步步发展壮大。而满文的创造则是满族文化中最具民族特色的壮举，洵为满族在崛起进程中走向文明的重要标志。
文明，相对于野蛮而言，泛指人类社会进步状态。李渔《闲情偶寄》中说：“辟草昧而致文明。”关于文字在文明形成中的地位，早在一百多年前，摩尔根和恩格斯都对此进行了论证。摩尔根认为：“文明社会始于标音字母的发明和文字的使用。”又说：“文字的使用是文明伊始的一个最准确的标志，刻在石头上的象形文字也具有同等的意义。”并在该书注中说：“拼音字母之出现，也和其他伟大的发明一样，是连续不断努力的结果，迟钝的埃及人改进他们的象形文字，经过若干形式，才形成一个由音符文字构成的方案，而他们所尽的力气也就到此阶段为止。他们能把定型的文字写在石头上了。……腓尼基人创造了由16个符号构成的新奇的字母，及时地给人类带来了一种书面语言，人类由此有了写作和记载历史的工具。”恩格斯也指出，野蛮高级阶段“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对于文字创造的文化意义，中国史学界公认，文字、城郭、礼器是文明开启的三大标志。汉字的创造和使用，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在中华五千多年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汉字“起源于洪荒蒙昧，成形于殷商甲骨，统一于秦小篆，经‘隶变’为汉书、章草、真书、行书迸发，于碑刻上‘从隶到楷’，唐太宗择士取其‘楷法遒美’，于是，中国的字体逐渐定型为‘唐楷’。‘字’，逐渐由一种供奉血缘绵长、预示宗教兴盛的符号，演变为今天我们所理解的汉语书写系统的统称。先秦儒学、两汉大赋、唐诗宋词、金元戏曲、明清小说，以及官方载录的《二十四史》，无一不是用汉字写就的中华文明史诗”。汉字是表意文字，“一个汉字就是一个故事。千百年来的风俗礼仪、社会结构、伦理道德、哲学思考、审美意识等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几乎都隐藏在一个个汉字里。”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其古老而又具旺盛生命力的文明中，蕴含着各民族极具智慧的文化创造。其中，少数民族的文字，五彩斑斓，意蕴深厚，承载着每个民族的历史沧桑，共同铸就了中华文明的辉煌。
谈到满文，就不能不提到满语。满语属于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满语支。满语是在女真语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属于粘着语类型。作为记录和传达满语的书写符号，扩大满语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交际功能的文化工具———满文，属于表音文字，更确切地说属于音位文字类型。从生态学和地理学的角度探讨满文的文字类型，往往被人们所忽视。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典藏清史馆纂修《国语志》稿本中，卷首有奎善撰〈满文源流〉一文，文中说：“文字所以代结绳，无论何国文字，其纠结屈曲，无不含有结绳遗意。然体制不一，则又以地势而殊。欧洲多水，故英、法国文字横行，如风浪，如水纹。满洲故里多山林，故文字矗立高耸，如古树，如孤峰。盖造文字，本乎人心，人心之灵，实根于天地自然之理，非偶然也。”台湾著名清史满学专家庄吉发先生认为，满文是一种拼音文字，由上而下，由左而右，直行书写，字型矗立高耸，满文的创造，有其文化、地理背景，的确不是偶然的。当然，勿庸讳言，社会因素，对于文字的创造尤为重要。任何一种民族文字的产生，都是该民族所处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满文的创造与当时女真社会的物质生产活动紧密相关，各民族之间经济、文化上的交往，也赋予其新鲜的内容。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正是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率部纵横驰骋，致力于统一女真各部的草创时期。伴随着激烈的军事斗争，建州女真社会经济和文化获得迅速发展，同明朝、蒙古各部和朝鲜的联系也日益增多，“时满洲未有文字，文移往来必须习蒙古书，译蒙古语通之，”“国人以为不便”。努尔哈赤顺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亲自倡议并主持创制满文。这一重大决策，显示了努尔哈赤的雄才大略。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努尔哈赤在佛阿拉（满语，意为旧岗，亦称旧老城，在今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境内）命额尔德尼和噶盖创制满文。他说：“写阿字下合一妈字，此非阿妈乎？（阿妈，父也）厄字下合一脉字，此非厄脉乎？（厄脉，母也）吾意决矣，尔等试写可也。”额尔德尼“兼通蒙古、汉文”，“从伐蒙古诸部，能因其土俗、语言、文字宣示旨意，招纳降服，赐号‘巴克什’。”据《满文老档》记载：“聪睿恭敬汗所立之一切善政，俱由额尔德尼巴克什录编成书。额尔德尼巴克什勤敬、聪明、强记，他人所不及。”额尔德尼和噶盖遵照努尔哈赤的指示，参照蒙古字母，结合女真语音义特点，创制了满文。此初创之满文没有圈和点，后人称之为“无圈点满文”或“老满文”。在这里需要说明，女真人曾创制过女真大小两种文字，历经元明，使用范围有限，至努尔哈赤父祖崛起前已基本被弃用，此时的女真人多以蒙古文字作为交际工具。额尔德尼创制满文时所参照的蒙古文字，有元音字母5个，辅音字母24个，共计字母29个。多数字母为音节字母，有单独、词头、词中、词尾4种书写形式。一个单词由一个或几个音节字母组成。老满文这种初创文字，字体简古，辨认殊难，字母互相假借，字形亦不统一，正如《满文老档》所说“十二字头原无圈点，上下字无别，塔达、特德、扎哲、雅叶雷同不分，书中寻常语言，视其文义易于通晓，至于人名、地名，必致错误。”显然，老满文难以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
从天命朝到天聪朝，后金社会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迅速过渡，后金国地域不断扩展，汉族聚居区先进的生产方式和文化给予满族以愈来愈大的影响，社会生产力得到进一步发展，满汉人民接触更加频繁，彼此学习，互相了解，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作为记录满语符号的老满文，在后金社会通行了30余年，已经远远不能满足人们交际的需要。皇太极天资聪颖，心胸广阔，崇尚文治武功，富于创新精神。顺应时势，他任用达海改进老满文。达海，满洲正蓝旗人，姓觉尔察，“生而颖异”，智慧过人。他生于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卒于天聪六年（1632年），享年38岁。达海“9岁即通满汉文义。弱冠，太祖召直左右，与明通使命；若蒙古、朝鲜聘问往还，皆使承命传宣；悉称太祖旨。旋命译《明会典》及《素书》、《三略》。太宗置文馆，命分两直，达海及刚林、苏开、顾尔马浑、托布戚译汉字书籍……（天聪四年）所译书成，授游击。五年七月赐号‘马克什’。”达海学问淹通，文理精深，具有丰富的社会实践经验和超凡的交际能力，深受皇太极重用。在他去世的前一年，即天聪五年（1631年）九月，达海“从征大凌河，既破明兵，擒监学道张春等文武三十三人，达海宣上恩德，谕之使降。十月，复偕石廷柱招降明总兵祖大寿。”次年，达海病重时，“上召侍臣，垂泪谕曰：‘朕以达海偶尔疾病，犹冀其全愈。今闻病笃，深轸朕怀！其及身未曾宠任，当优卹其子，尔等以朕言告之。’赐蟒袍，令侍臣齎往。达海闻命，感怆垂泪，已不能言矣。时方译通鉴、六韬、孟子、三国志、大乘经，未竣而卒。”达海功昭后世，康熙八年（1669年）其孙禅布，时任秘书院学士，为达海请赐立碑，得旨：“达海巴克什通满汉文字，于满书加添圈点，令其分明；又照汉字增造字样，于今赖之！念其效力年久，著有勤劳，著仍追立石碑。”在这一谕旨中，康熙帝清晰地指明并肯定了达海改革满文的功绩。经达海改革的满文，后人称之为“加圈点满文”或“新满文”。其改革的着力点，在雍正初年大学士鄂尔泰等人编纂的《八旗通志初集》中作了全面、准确的表述：“太祖初年，额尔德尼巴克什同噶盖扎尔固齐将蒙古字创立满文，形声规模尚多未备，复命大海（即达海）增添圈点分别语气；又以满文与汉字对音未全者，于十二字头正字之外又增添外字；犹有不能尽叶者，则两字连写切成一字，其用韵之巧较汉字切法更为稳叶。”这里需要说明，新满文在原字母旁酌增圈点，完善并统一了字母形式；增加新字母，后人称为“特定字母”，解决了满语中根本没有的音位的标记问题；用所谓“切音”，即为两合音为一正字，弥补了满语字母拼写之不足。以上几点，使满文在拼写汉语人名、地名、职官名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使满汉文化交融更为便利。达海改革老满文，确立新满文，使满文成为一种完善而成熟的文字，是满文发展进程中的重大转折。“由于满文改革的成功，新兴的满族得以跨进更高文明的门槛，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
辽沈大地，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在这片丰饶的沃土上，满族密切而丰富的社会实践活动孕育并产生了新型的民族文字———满文，这种民族文字反过来又促进了满族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满文的创制与改革，除社会因素之外，人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具有较高文化素养和丰富社会经验、通晓几种民族语言文字的努尔哈赤、皇太极、额尔德尼、噶盖、达海等人，在满文的创制及改革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语言文字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任何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字都承载着本民族的历史沧桑，闪烁着独特的文化光芒。1644年满族入主中原后，面对浩瀚的汉族地区农耕文化的包围，不囿于自身的陈规旧制，采取积极学习的态度，效法中原地区较为先进的经济文化，较快地继承并完善了封建社会制度，不但使自身得以立足，而且促进了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反映在语言文字上，满族如饥似渴地吸收并借鉴汉族语言文字的精蕴，把它巧妙地融化在自身独具特色的语言文字中，从而大大提升了满族的文明程度。
从大量满文历史档案文献中可以看出，伴随着满文的创制和改革，汉语借词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满族语言文字中，特别是清入关后顺治、康熙、雍正、乾隆朝汉语借词愈益丰富。显然，这是满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迅猛变化的反映，从一个侧面突显了满族社会进步发展的趋势。
满文中汉语借词的表现形式
A、直接音译，即把汉语原词的语音和意义原封不动地一并借用。这方面名词类最为丰富。如人名、地名、称谓、衙署名称、职官名称、公文名称、常用名词等。
满族受汉族较为先进的生产方式的影响，物质生产和经济活动都发生了明显变化。满文中大量汉语量词的借用即是明证。其主要表现形式为直接音译。如king顷，mu亩，jang丈，gin斤，fun分，li厘，hao毫，hū斛，giyan间等。（注：满文用罗马字转写，下同）。
某些动词词干直接音译，与满文附加成分及词尾结合一体。如：fungnembi封，diyanlambi典当之典、垫牌之垫，giyangnambi讲，mabulambi用布擦抹等。
B、音译加注，即在直接音译的基础上再附加满文词的注释。如hūng siyoo li šulhe 红肖梨，wenšu bithe文书。这里hūng siyoo li、wenšu为直接音译，šulhe（梨）、bithe（书）为满文注释。
C、半音译半意译，满文中的汉语借词一部分为音译，一部分为意译，两部分合起来为一个借词。如funglu bele禄米，tai i haha台丁，wase boo瓦房，genggiyen cai boo茶房。
D、意译，即吸收汉语词的意义，用满文构词材料和构成方法组成的新词。意译借词在乾隆朝大量出现，这与乾隆帝的大力倡导有直接关系。由于清代社会的发展和乾隆帝本人的重视和干预，由皇帝钦定，对满语文实行大规模地规范，主要是将音译汉语借词改为意译汉语借词，进一步丰富了满语文的构词手段和词汇，使满语文的发展达到了高峰。乾隆帝曾明确指出：“近见清语中杂以汉语，语熟成风，乃将可以译成清语者仍用汉语，而书于章奏者往往有之。朕随所见即为改正，复派大臣详查更正。”所谓“清语中杂以汉语”，即指满语文中使用音译汉语借词；“语熟成风”，即是说音译汉语借词使用得十分普遍。在辽宁省档案馆藏盛京内务府档案中，经过“钦定”的“新清语”达1700余条。如uheri kadalara amban总督，原音译作dzungdu；giyarime dasara amban巡抚，原音译作siyūn fu。此外，原来音译的汉语量词，在乾隆朝也改为意译借词。如：顷，原作king，后改作delhe；亩，原作mu，后改作imari等等。
从以上所举诸例不难看出，大量汉语借词不管以何种形式出现在满文中，都极大地丰富了满文的词汇，强化了满文在清代作为国书的功能。除汉语借词外，在满文文献中我们还看到有不少成语、谚语，也借鉴了汉语中的遣词造句规律，增强了满文自身的表现力。古汉文中的诗、词、歌、赋、铭等各种文体，内涵丰富，格律严整，文辞优美。将其翻译成满文时，就要充分借鉴汉语文的格式和韵律，结合满文自身的特点，创造新的修辞方法，从而真正体现汉语文原作的文学内涵和艺术风格。以《全唐文》中刘禹锡所作《陋室铭》前两句为例：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满文译作：alin den de akū，endurin bici gebungge ombi。Muke šumin de akū，muduri bici ferguwecuke ombi。这里，满文的翻译比照并借鉴了汉文的格律，在字数、结构、对仗、韵律上审慎考究，使其富有节奏感和韵律美。alin（山）与muke（水）均系名词；den（高）与šumin（深）均系形容词，下接格助词de及无形态变化的动词dkū，对仗十分工整。“有仙则名”和“有龙则灵”句中，bici与ombi组合为合成谓语，不仅意尽言切，对仗严实，而且ombi均放在句尾，以动词词尾mbi形式作为韵脚，读来押韵上口。
在世界多元文化中，满文作为清朝国书，以其独特的文字魅力，受到外国人的青睐。汉文属表意文字，满文是表音文字。对于外国人来说，掌握满文要比学习汉文容易得多。在清代前期，外国传教士在华活动十分活跃。在康熙帝执政的61年中，前后任用南怀仁、闵明我、徐日升、张诚、巴多明（一译巴道明）、纪理安（一译吉利安、吉里安）、戴进贤、白晋等，为清廷翻译拉丁文文书，这些传教士都通晓汉文、满文，不仅能把满文译成拉丁文，而且也能把拉丁文译成满文。法国人白晋在《康熙帝传略》一书中提到：“他（指康熙）对我们说，《几何原本》他至少读了二十遍。我们把这部书译成了满文，其中包括欧几里德与阿几米德著作中所有重要的定理及其证明。康熙帝还任命法国人巴多明用满文翻译法国皮里所著的《人体解剖学》。来自意大利的学者尚文博士用史料证明，西学方面的书籍有许多是先被翻译为满文再译成汉语的，中国的书籍也有不少是先被翻译为满文再译成西方文字的。以上所举史实，充分说明了满文作为交际工具和传播媒介，在清代中西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使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得以交汇贯通，相得益彰。
综上所述，满文的创造并不断丰富完善，在满族文化史上谱写了辉煌的篇章。保存至今的浩如烟海的满文文献，涉及清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其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种类之齐全，为我国历代封建王朝史料保存所望尘莫及，堪称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财富，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当今，满文文献的发掘和利用，已成为中外学术界关注的热门课题。在新世纪新时代，在人类文明的共享中，满文———中国民族古文字园地中的一朵奇葩，必将开放得更加绚丽夺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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