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元朝灭亡后，针对退居到大漠之北的蒙古部势力的骚扰，明朝统治者采取了多种防范措施但未奏效。建州女真部崛起之时，首领努尔哈赤对蒙古部施以联姻、赏赐等政策，积极联络蒙古部落；后金建立后，天命汗努尔哈赤又对蒙古部实施安抚与打击并重的两手策略，其目的是在与明朝的抗衡中争取到有利的外在因素，以促进自身的发展。
有明一代，明王朝对残余的蒙古势力进行了有效的管辖，但并未能从根本上消除蒙古部对中原王权的威胁。兴起于中国东北边疆的建州女真部，在其首领努尔哈赤的率领下，展开了与明王朝争夺天下的斗争，这其中，建州女真部通过做好蒙古部的联络工作，使其成为了自己的政治军事同盟军。后金政权建立前后，努尔哈赤采取的对蒙古部落政策，既争取到了来自蒙古部的支持，又分化瓦解了明朝力量，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对明朝、蒙古部、建州女真部三方力量的相互关系进行探讨，有助于人们更深刻地了解明代中国及彼时东北亚政治格局的变化。
一、明朝境内的蒙古部势力
蒙古族是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曾入主中原建立了统一全国的中央政权。洪武元年（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将蒙古王公贵族驱逐到北方大漠地区。尽管元朝已亡，但蒙古贵族在漠北地区仍保持相当大的势力，史称北元政权。北元政权经常派兵南下骚扰，攻掠辽东地区，由此造成了有明一代严重的“北虏之患”。
彻底消灭残存的蒙元势力，明太祖在位期间，先后发动了多次军事战争；同时，注重对蒙古贵族的招抚：“籍我之威，号令其部落，尚可为一邦之主，以奉其宗祀。”①明成祖时期，蒙古草原的鞑靼和瓦剌两大部崛起。明成祖一方面派遣使臣与蒙古各部往来通好；另一方面，通过分封蒙古贵族首领的方式，对其进行招抚：“封马哈木为特进金紫光禄大夫、顺宁王，太平为特进金紫光禄大夫、贤义王，把秃孛罗为特进金紫光禄大夫、安乐王。”②但是，蒙古贵族并不归顺，仍然派军队进犯明朝。于是，明成祖先后“五出漠北，三犁虏庭”③，派兵征讨蒙古。此后的明朝洪熙、宣德时期，明政府对蒙古各部采取“顺则抚之，逆则御之”的政策；正统、景泰时期，采取“外示怀柔，内切防备”政策；天顺至正德年间，明朝对蒙古各部由“慎固封守”到相机出击，并进行有限招抚④。明朝以“通贡”和“互市”作为控制蒙古各部落的手段，即“国家初与‘虏’为市，本为羁縻之术”⑤ 。
为明成化年间，由于瓦剌部爆发内战，蒙古诸部分裂，左翼察哈尔部在达延汗的率领下，于明成化十六年（1480年），重新统一了蒙古草原。达延汗时期，尽管与明廷保持了经常性的贸易，“三年三贡，每贡多至三千人，少不下二千”⑥ 。左翼首领达延汗去世后，察哈尔部衰落，右翼的土默特部在俺答汗的领导下，力量逐渐壮大。俺答汗率部与明朝进行了长达 20 年的战争，明隆庆四年（1570年），“俺答封贡，诸边有数年之安”⑦，明朝与蒙古一度保持了和平局面。明朝嘉靖至万历年间，明神宗命辽东总兵李成梁率军在辽东地区，与蒙古察哈尔部土蛮、速把亥等部对决， “成梁御却之”⑧。明王朝对蒙古人的征伐，沉重地打击了蒙古势力，使他们一度衰落下去。
明代后期，经过多次的离散、聚合之后，蒙古部落又形成三大部，即生活在蒙古草原西部直至准噶尔盆地一带的漠西厄鲁特部，生活在贝加尔湖以南、河套以北的漠北喀尔喀部，生活在蒙古草原东部、大漠以南的漠南蒙古部。其中，漠南蒙古分为以东部察哈尔大汗为中心的势力 （包括兀良哈三卫和科尔沁部），及以西部土默特为中心的势力 （包括鄂尔多斯部）⑨ 。
长期以来，明廷对蒙古势力除了进行战争征服之外，还注意招抚，采取两手政策，瓦解北元势力。如明成祖对蒙古部落采取抑强扶弱的政策，打击强盛的蒙古部族，而对力量较弱的部族则派使通好，以分封官职、允许通贡、开设马市贸易等手段予以笼络，借机加强控制。此后的历代明朝皇帝，对蒙古部落推行“以夷制夷”、“分而治之”的策略，利用蒙古各部之间的内部矛盾，使他们互相争斗，彼此削弱，明廷趁此加强镇压。明朝对蒙古部的这种打击政策，激起了大部分蒙古部落的强烈反感，当建州女真部首领努尔哈赤联合他们反明时，他们就走到了明政权的对立面，与明朝为敌。
从当时的局势来看，蒙古部正处于明朝与女真相互争夺的地位，因为蒙古地处明朝北疆，其东部与女真人生活的地区毗邻，在迅速兴起的建州女真与衰败的明朝对抗之时，蒙古部作为中间势力的向背，对二者形势的发展有着至 关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彼时明朝统治日渐没落，而努尔哈赤率领的建州女真部逐渐崛起，无论蒙古部偏向哪一方，都会破坏明朝与建州女真部势力的均衡。明王朝为了遏制女真人的发展，利用蒙古贵族贪图财物的心理，通过赠送银两以及农产品的方式，开展经济贸易，极力地拉拢蒙古部落中可利用的力量来对抗后金。这其中，蒙古察哈尔部的林丹汗就成了明朝争取的对象。史书记载，林丹汗“据插汉儿地，亦曰插汉儿王子，元裔也。其祖打来孙，始住牧宣塞外。俺答方强，惧为所并，乃徙帐于辽。收福余杂部，数入掠辽西。四传至虎墩兔，遂益盛”⑩。明廷通过金钱收买的方式，联合林丹汗共同抵制努尔哈赤建州女真部，多次赏给林丹汗“三万金”、“万六千金”、“赏万八金”等⑪。出于获取经济利益的考虑，察哈尔部林丹汗表示顺从明朝，甘愿为明帝前驱，与建州女真部为敌，牵制“奴酋（努尔哈赤）”，从而成为明朝以“西虏（蒙古）制东夷（女真）”计划的中坚力量⑫。
总之，明朝时期，生活在大漠地区的蒙古势力的存在，一直是明朝统治者的心头之患，他们对明朝边疆和人民频频骚扰，对明王朝的统治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使原本内部矛盾不断的明王朝政局更加艰难。明朝欲彻底消灭蒙古贵族势力，但短时期内却无法奏效。为了防止蒙元势力与日益崛起的建州女真部的联合，明朝只有极力拉拢蒙古部落中一些可利用的力量。
二、后金建立前努尔哈赤对蒙古力量的联络
16世纪末17世纪初，作为中国边疆民族的建州女真，在首领努尔哈赤的率领下重新在东北崛起，并且于1616年建立了与明王廷相抗衡的后金政权。在后金政权建立之前，努尔哈赤认清了蒙古势力与明朝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也认识到了蒙古力量对明朝的威胁，因此，努尔哈赤积极地与蒙古贵族联系，注重加强联络蒙古力量，以期利用蒙古势力与明朝对抗，削弱明朝的统治。
建州女真部崛起后，首领努尔哈赤通过实施联姻、赏赐、会盟等政策，笼络科尔沁等诸多蒙古部落，将他们争取到建州女真方面来，使其成为建州部的政治军事同盟军，从而壮大了建州女真部的势力。努尔哈赤之所以能够与蒙古部实施联合，其原因在于，在建州女真部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需要联络外部力量，以共同对抗明朝，而彼时建州女真部可以借助的力量就是蒙古部。蒙古人被明王朝赶到了大漠以北，失去了统治地位，故他们对明朝一直怀有敌视、对立态度；而女真人作为崛起于东北边疆的少数民族，同样受到明朝廷的民族歧视、压迫和军事打击。努尔哈赤领导的建州女真部要发展壮大，就要拉拢那些对明朝廷心怀不满的势力，于是努尔哈赤选中了蒙古部落，作为争取的对象，这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另外，就经济方面而言，建州女真部与蒙古各部有共同的经济需求，他们作为游牧民族，需要从明朝得到粮食等物资，因而他们经常联合起来到明朝的边境进行抢掠。共同经济利益的追求，也使他们容易走到一起。
在上述蒙古三部中，漠南蒙古与努尔哈赤建州部接壤，努尔哈赤决定首先同漠南蒙古的科尔沁部建立关系。科尔沁部生活在嫩江流域，是元太祖成吉思汗之弟哈布图哈撒儿的后裔，经过多年的迁徙、分化，科尔沁蒙古诸部区域日益扩大，其政治和军事实力不断增强，因而也成为女真各部争取的对象。早在明万历二十一 （1603年）年九月，以叶赫部为首的九部联军讨伐努尔哈赤建州部的战争中，科尔沁部作为联军中的三大主力之一，在其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因此从历史上来看，科尔沁部同建州女真属敌对关系。万历二十二年 （1604年），由于科尔沁部同察哈尔部争雄失败，为寻求新的发展，科尔沁部蒙古贝勒明安主动与努尔哈赤建立联系，“遣使通好 （于建州），自是蒙古诸贝勒通使不绝”⑬。努尔哈赤为了达到利用蒙古力量来牵制明朝、对抗明朝的目的，主动摒弃前嫌，厚待来使，与之友好，由此建州女真与蒙古部落开始联合起来。此后，努尔哈赤继续拉拢和招抚科尔沁蒙古；同样，科尔沁蒙古也感受到建州部越发强大，而叶赫等部力量日渐衰弱，于是逾发亲近努尔哈赤建州部。在此情况下，努尔哈赤建州部开始与科尔沁部缔结婚姻，努尔哈赤迎娶科尔沁明安贝勒之女、孔果尔贝勒之女为妻，而他的儿子代善、莽古尔泰、皇太极，则先后迎娶蒙古扎鲁特部落贝勒钟嫩、内齐汗、科尔沁贝勒莽古思的女儿做妻子⑭。努尔哈赤同科尔沁蒙古的联姻，就使两个部落间的联盟更得以加强，关系更加亲密。
努尔哈赤还积极与漠北蒙古的喀尔喀部开展关系，动员他们脱离明朝，与建州女真部建立友好联盟关系。在努尔哈赤的争取之下，喀尔喀部不断派遣使臣来到建州部。例如，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三月，喀尔喀把岳忒部落达尔汉巴图路贝勒之子台吉恩格德尔“来朝，进马二十匹”；翌年，台吉恩格德尔又引领喀尔喀五部落的使臣，带着驼马来建州，尊奉努尔哈赤为“神武皇帝”，“自此，蒙古各部落每岁来朝，络绎不绝”⑮。努尔哈赤很清醒地认识到“越敌国而来者，不过有所希图而已”，因此对于前来进贡的蒙古各部落，努尔哈赤“遂厚赏之”⑯，给与丰厚的回赐物品，予以笼络。
努尔哈赤通过妥善处理与蒙古诸部，特别是与漠南蒙古部落的关系，目的是削弱跟建州女真作对的林丹汗部的力量，以便瓦解蒙古部中的亲明势力，为以后同明朝的较量创造条件，这就“有效地改变了建州女真与海西女真诸部的力量对比关系，奠定了后金政权和清代民族政策的基础”；同时，“蒙古逐步成为后金政权和清朝所倚重的非常重要的战略力量，在后金政权、清朝建立和巩固的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⑰。努尔哈赤开创的满蒙联盟政策，在同明朝的较量中占得了先机，为其顺利推行对明战争，从而为后金政权的建立创造了重要条件。
三、天命汗努尔哈赤对蒙古部的安抚与打击策略
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了后金天命政权。当时的后金东南至鸭绿江与朝鲜相邻，北至嫩江与蒙古接壤，南过辽河与明朝对峙，后金处于这三股势力的包围之中，明朝是主要的“敌国”，而东南的朝鲜、北面的蒙古为“内顾之忧”⑱。天命汗努尔哈赤经过一番努力，使后金与朝鲜达成了基本稳定的关系；而为了保证后金对明战争的顺利实施，努尔哈赤还有必要搞好与蒙古的关系。
努尔哈赤善于团结蒙古部落中可利用的力量，建立巩固的同盟关系。努尔哈赤恩抚蒙古部落的措施，具体表现为： 其一，与蒙古部落首领举行会盟，缔结攻守盟约，重申要相互友好，共同对付明王朝及察哈尔蒙古部。漠南蒙古中的喀尔喀部，生活在辽河流域，其内部分为五个小的部落，互相攻掠，经常发生争斗。努尔哈赤利用喀尔喀部内部的矛盾，采取分化瓦解的策略，将他们一一争取到自己一方来。终于，喀尔喀五部在政策上发生了转向，即由原来的联合明朝抵御后金，转变为联合后金对抗明朝。后金天命四年（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十月，喀尔喀五部二十七贝勒主动与后金讲和，并向努尔哈赤表示：“明，乃敌国也，如往征之，必同心合谋，直抵山海关。负此言者，天与佛鉴之。”⑲这说明喀尔喀蒙古贵族已经与后金政权达成共识，对付共同的敌人——明朝。当年十一月，努尔哈赤与蒙古科尔沁部订立誓文，曰： “我两国相与盟好，合谋并力，与明修怨，如其与明释旧恨，结和好，亦必合谋，然后许之……吾二国同践盟言，天地佑之。”⑳该誓文清楚地表明了努尔哈赤的满蒙联合策略。
天命九年（1624年）二月，努尔哈赤又派巴克什库尔缠等使臣到嫩江，与科尔沁台吉奥巴、阿都齐达尔汉、戴青蒙果等会盟，刑牛马祭天地，焚香盟誓，曰：“满洲、科尔沁两国，愤察哈尔侮慢，是用缔结盟约，昭告天地。今后满洲若惑于察哈尔诈谋，受其馈赠，不预闻科尔沁，先与之合，天地降之罚，殃及其身，如此血，如此骨，如此土，俾坠厥命；若科尔沁惑于察哈尔诈谋馈赠，不预闻满洲，先与之合，降罚亦如之。”_努尔哈赤通过与奥巴等缔结盟好，“互不背叛”，进一步限制、约束他们，制止他们与察哈尔蒙古部的联合。
其二，努尔哈赤仍然以通婚联姻的方式，巩固后金政权与蒙古诸部的联盟。如，天命二年 （1617年） 正月，“上以帝达尔汉巴图鲁贝勒舒尔哈齐女，妻蒙古国喀尔喀把岳忒部落台吉恩格德尔”。后来，作为额驸的恩格德尔偕公主来朝，请求常住后金。努尔哈赤欣然同意，并与之盟誓，表示将善待恩格德尔，使其与贝勒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等处于平等地位。恩格德尔非常感激，也盟誓表示自己与后金绝无二心。对于出嫁蒙古的后金公主，努尔哈赤告诫她们要善待额驸，否则将予以严惩，“倘公主不令额驸适意安居而虐苦之，朕惟以额驸为是，庇额驸，公主纵死，亦无所庇焉”1。对于其他嫁到蒙古部落的后金宗室女，努尔哈赤也很注意加强约束，告诫她们不要凌驾于蒙古诸贝勒之上；同时要求蒙古诸贝勒监督后金宗室女，所谓：“倘诸女不贤，不奏闻，咎在汝等。奏闻而不加惩治，咎在于朕。”2努尔哈赤的这种做法，自然令蒙古部落的各贵族感激涕零，忠诚于后金。在联姻方面，值得一提的是天命十年，科尔沁部贝勒塞桑将女儿嫁给皇太极为妻，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女政治家孝庄文皇后。后金政权通过与蒙古部落缔结血缘婚姻关系，可以改善与蒙古的敌对对立状态，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争取到更多的同盟力量。
其三，努尔哈赤对蒙古归附者实行赏赐物品的政策，予以优待。天命二年（1617年）正月，努尔哈赤对来到后金的蒙古兀鲁特部明安贝勒“赠礼甚厚，与人四十户，甲四十副及缎匹财物”。天命五年（1620年）二月，努尔哈赤“赐 （喀尔喀把岳忒部落）台吉色特希尔蟒衣、袍、帽、靴、带、鞍马”；三月，“赐（喀尔喀扎鲁特部落）色本蟒衣、猞狸狲裘及袍、帽、靴、带、鞍马”。天命六年（1621年）十月，蒙古喀尔喀部古尔不什和莽古尔台吉率部归附，努尔哈赤赏赐“金银五百余两、缎布五百余匹及各种皮类，还有僮仆、牛马、马舍、田亩及一切器具等物必备”。在努尔哈赤的经济利诱下，蒙古各部落纷纷前来归附，如天命七年（1622 年）二月，蒙古兀鲁特部明安等十七贝勒，及喀尔喀部台吉率所属三千余户归附。
努尔哈赤的优遇政策还吸引了敌对方力量的转化。察哈尔部的林丹汗迫害其叔祖贝勒代青，代青率领儿子投附科尔沁台吉奥巴，后来代青之子从科尔沁来到后金拜谒努尔哈赤。努尔哈赤没有因与林丹汗有隙而慢待代青之子，反倒予以厚待，赐给代青之子“蟒披领四、玲珑金带二、刀二、猞狸狲裘二、貂皮百、青鼠皮千、海豹皮二、甲十二及银器、缎帛诸物甚厚”，表示安抚。这充分体现出了努尔哈赤作为一个政治家的宽宏气度。
当然，努尔哈赤从经济上拉拢蒙古各部，自有其政治目的，即联合他们共同对抗明朝。如《明实录》记载，万历四十六年（1618 年）七月，努尔哈赤“于四五月间多赍银币投送诸虏，欲其助兵分犯 （明朝）”。
其四，努尔哈赤还注重以赐田安置、授予官职的方式，抚绥蒙古王公贵族。例如，天命八年 （1623年）正月，当蒙古喀尔喀五部落台吉拉巴希西壁等，“凡五百户来归”时，（努尔哈赤）“各授职有差，仍赐貂鼠”。这样一来，蒙古各部就成为建州女真部的政治同盟和军事支柱，以后在后金与明发生战争时跟随后金作 战。例如，在后金攻打沈阳的战役中，正是在沈阳城内蒙古降人的帮助下，后金兵顺利地攻破了沈阳城。
努尔哈赤上述政策的实施，“有效地分化瓦解了漠南蒙古诸部，使其难以形成强大的力量协助明朝进攻或遏制后金，将明朝所依靠的力量为己所用，明显改善了后金政权的社会生存环境，改变了后金政权与明朝之间的力量对比，为最终全面建立满蒙联盟奠定了基础”。经过努尔哈赤的努力，漠南蒙古的科尔沁、扎赉特、杜尔伯特、郭尔罗斯四部先后归附后金政权，“这表明后金政权与蒙古诸部的敌对关系已经部分发展成为政治盟友关系”。
努尔哈赤之所以能够与科尔沁等蒙古部达成联盟，是由于双方怀有各自的目的。政治上，从后金方面来说，由于蒙古察哈尔部已被明朝收买过去，而一旦整个蒙古部与明联合，则这是彼时的后金所无法抗衡的，因而后金需要联合其他蒙古部落。就科尔沁等蒙古部而言，由于受到察哈尔部的打击，致使他们无法生存下去，而后金主动与其联合，则正迎合了他们的需要。经济上，科尔沁蒙古部同后金一样，需要从明朝获得财物，即二者在经济上有共同的需求，于是科尔沁部容易被后金所争取，成为后金的同盟，二者联合共同抢掠明朝物资。
在对蒙古部落实施优抚政策的同时，对于公开与自己作对的蒙古部落，努尔哈赤就以武力征伐的手段来使之屈服。上述漠南蒙古察哈尔部的林丹汗，企图统一蒙古，但他的发展与正向漠南蒙古地区极力扩张的后金势力发生了利害冲突，尤其是努尔哈赤收复科尔沁等蒙古部，这进一步孤立了林丹汗，于是林丹汗转而寻求与明的联合，以遏制努尔哈赤的发展。此时的明朝也需利用林丹汗的力量来压制努尔哈赤的发展，于是明朝便利用察哈尔部与后金的矛盾，不惜耗费巨大财力，以优厚的经济待遇 拉拢林丹汗，欲达到联合察哈尔部共同打击后 金的目的。在明朝的经济支持下，林丹汗愈发 狂妄自大，轻视后金。天命四年（1619年）十月，林丹汗曾遣使至后金致书，曰：“统四十万众蒙古国主巴图鲁成吉思汗，问水滨三万人满 洲国主英明皇帝……闻自午年来，汝数苦明国。今年夏，我以亲往明之广宁，招抚其城，收其贡赋。倘汝兵往广宁，吾将牵制汝。吾二人非素有衅端也，但以吾已服之城为汝所得，吾名安在。若不从吾言，则吾二人是非，天必鉴之。”从中可以看出，林丹汗对后金态度强硬，盛气凌人，也说明了林丹汗部此时力量的强盛。
努尔哈赤为了拉拢林丹汗共同对付明朝，复书林丹汗，称：“大明、朝鲜异国也，言虽殊，因衣冠相类，二国遂结为同心，尔我异国 也，言虽殊，而服发亦相类……同心协力共图有隙之大明。”努尔哈赤还曾对林丹汗施以经济利诱，但林丹汗并不为之所动。究其原因，是因为在政治上，林丹汗以正统大汗自居，蔑视女真，不屑于与“夷狄”女真合作；经济上，林丹汗有明朝的援助，与明朝开展贸易，所以不可能成为努尔哈赤的同盟。在此情况下， 努尔哈赤决定对林丹汗部实施军事打击。天命十年（1625年）十一月，林丹汗率兵侵犯与后金友好的科尔沁部，科尔沁部台吉奥巴遣使向努尔哈赤告急，请求支援。于是，努尔哈赤“选精兵五千，命三贝勒、四贝勒及台吉阿巴泰、济尔哈朗、阿济格、硕讬、萨哈廉等统之而往”，对林丹汗部发动了军事进攻，迫使林丹汗“仓皇夜遁”，从而也解了科尔沁之围。
除了对林丹汗部施之以军事手段，对于其他背叛后金的蒙古部落，努尔哈赤也及时派兵予以打击。蒙古喀尔喀五部落曾与后金缔结盟约，表示共同对抗明朝，但后来喀尔喀巴林部落背弃盟约，投向明朝，这是努尔哈赤所不能容忍的。天命十一年（1626年）四月，努尔哈赤“命大贝勒、二贝勒、四贝勒，台吉济尔哈朗、阿济格、岳讬等统率精兵万余人”W，征剿巴林部落，瓦解其内部。通过惩戒叛金的巴林部落，促使蒙古诸部进一步归附后金。
综上所述，通过采取经济赏赐、封王授爵、联姻会盟以及军事征伐等政策，天命汗努尔哈赤成功地达到了分化瓦解漠南蒙古诸部的目的，既争取到了喀尔喀、科尔沁等蒙古力量的支持，又打击、孤立了同后金作对的察哈尔部林丹汗 势力，客观上削弱了明朝与蒙古势力的联合， 这为后来的皇太极统一漠南蒙古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注释：
①《明太祖实录》卷 51，洪武三年四月己巳，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年，下同，第1005页。
②《明史》卷328“外国九·瓦剌”，中华书局1974年，下同，第8498页。
③〔明〕高岱：《鸿猷录》卷8《三犁虏庭》，转引刘祥学：《明朝民族政策演变史》，民族出版社2006年，下同，第67页。
④⑪刘祥学：《明朝民族政策演变史》，第4页；第422页；第73页。
⑤《明世宗实录》卷383，嘉靖三十一年三月丁亥，第6772页。
⑥《殊域周咨录》卷18《鞑靼传》，中华书局1993年，第606页。
⑦⑩ 《明史》卷327《鞑靼传》，第8494页；第8496页。
⑧《明史》卷238《李成梁传》，第5194页。
⑨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272页。
⑫袁闾琨等：《清代前史》，沈阳出版社2004年，第758页。
⑬《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2，甲午年正月庚辰，中华书局1986 年，下同，第41页。
⑭《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4，壬子年正月丙申、乙卯年正月戊申、甲寅年四月丁酉、壬寅，第52、58、61、62页。
⑮《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2，乙未年三月乙亥、丙午年十二月乙未，第320、323页。
⑯《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2，乙巳年三月条，第323页。
⑰余梓东：《清代民族政策研究》，辽宁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64、66页。
⑱《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8，天命七年三月己亥，第117页。
⑲《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6，天命四年十月辛未，第92页。
⑳《清太祖高皇帝实录》 卷6，天命四年十一月庚辰，第93页。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9，天命九年二月庚子，第123页。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5，天命二年正月丙申，第67页。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9，天命九年正月丙辰，第122页。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8，天命八年六月甲戌，第120页。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2，天命二年正月，第337页。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7，天命五年二月己酉、三月己卯， 第96页。
《清太祖实录》卷8，天命六年十月乙卯，第114页。
蒋良骐：《东华录》卷1，天命七年二月，第13页。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9，天聪十年八月乙酉，第128页。
《明神宗实录》卷572，万历四十六年七月乙未，第10794页。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8，天命八年正月戊戌，第115页。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6，天命四年十月辛未，第92页。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3，天命五年正月十七日，第36页。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10，天命十年十一月庚戌，第129页。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10，天命十一年四月癸酉，第135页。
〔责任编辑、校对 王孝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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