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成康
清代皇族有宗室、觉罗之別，凡显祖（努尔哈赤之父塔克世）本支称为宗室。清王朝建立伊始，即把宗室封爵定为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镇国公、辅国公、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九等①，入关以后，又增加了不入八分镇国公、不入八分辅国公、奉恩将军三等，合为十二等②。此外，亲王嫡子封世子，郡王嫡子封长子，故而《（乾隆）大清会典》又云“凡封爵十有四等”③。不难看出，清人借用了明代宗室如亲王、郡王、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以至世子等一些名号，但主要是从自身的历史传统出发，在满洲旧俗的基础上，对明制加以斟酌损益，创造出了一套融汇满汉、独具特色的宗室爵号体系。下面着重对“和硕"、“多罗”、“八分〃的满文 涵义加以考释，从而阐明清初宗室爵制的某些特点。
“和硕亲王”，满文系“hoŠoi cin wang” ,“ cin wang ”是汉语“亲王” 的借音，“和硕"则是满语“hoŠo ” 一词的音译。“ hoŠo ” 一词，汉意为“角”、 “隅”④。八旗创建之后，凡朝会，围猎、攻城、驻防等，各旗俱分左右两翼顺序就位，于是“ hoŠo” 便常常用来表示八旗的某一方位。《满文老档》天命元年申日条记载了八旗诸贝勒向努尔哈赤上“英明汗”尊号的仪式，这是“hoŠo” 一词用于八旗的最早的记录：
“jakūn gūsai beise geren be gaifi, duin dere duin hoŠo arame jakūn bade ilifi,……”⑤
（“八旗诸贝勒率领众人分作四方四隅站立于八处，……”）
天命元年，努尔哈赤分封其子侄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为“和硕大贝勒”⑥，即所谓四大贝勒，其满文是“duin hoŠoi duin amba beile” （四方的四大贝勒）⑦， 仍是由“hoŠo ”表示八旗的方位，但作为正式封号，“hoŠo ”与专主一旗的贝勒联系在一起，这就赋予它以新的涵义。天命十一年六月努尔哈赤训谕诸子侄时提到“八家"，王氏《东华录》的夹行小注曰：“即分主八旗之八和硕贝勒”⑧，《满文老档》也有“jakun hoŠo beile”的提法⑨。可见到天命年间的后期，“hoŠo ”已从八旗某一方位进而指代某一旗了。天聪十年改元建清、皇太极晋帝位前夕，分叙诸兄弟子侄军功，册封代善为和硕礼亲王，济尔哈朗为和硕郑亲王，多尔衮为和硕睿亲王，多铎为和硕豫亲王，豪格为和硕肃亲王，岳托为和硕成亲王，这是清王朝首次分封的六个和硕亲王，他们分别主正红、镶蓝、镶白、正白、正蓝、镶红各旗，两黄旗由天子自将。这就证明了，在制订爵号时充分考虑到“hoŠo ”一词在八旗发展史上约定俗成的意义，只有专主一旗的贝勒才有资格被授予“和硕亲王"这一最高等级的爵号。
和硕亲王以下，依次为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多罗”是满语,“doro”，的译音， 它的涵义有两个：“道”和“理”⑩，前者用于“政事”范畴，当“政道”、“法规”、 “则例”讲,在满文早期文献中通常译为“政”，例如，《满文老档》天命四年十一月朔日条记后金与五部喀尔喀盟誓的誓词中所谓“doro jafaha juwan beise”⑪，即可译“执政十贝勒”。当时除四大贝勒执政外，努尔哈赤子孙中佼佼者也陆续随班议政，故泛称“执政十贝勒”。天聪年间将八旗执政诸贝勒分为两等：管理旗务的“gūsa ejelehe beise”（“主旗贝勒”）和不管旗但有权参与议政的rtgūsa ejeleheku bime doro be aliha beise” （“不主旗议政贝勒”）,下面请看《满文老档》天聪六年三 月十三日有关祭葬礼仪的一条规定：
“tere inenggi toktobume wasimbuha bithei gisun,gūsa ejelehe beise, gūsa ejelehekū bime doro be aliha beise bederehe de, han i gosime bure doro, hooŠan emu tumen, honin duin, arki juwan main bumbi” ⑫。
（“是日，降谕规定：主旗诺贝勒、不主旗议政诸贝勒薨，汗恩赐常例为
赏纸一万张、羊四只、酒十瓶”。）
“主旗贝勒"亦即上述八和硕贝勒，“不主旗议政贝勒"在天聪年间迭起的政治风波中变动很大，有的物故，有的升迁，有的贬黜，有的甚至被削了宗室籍，到改元崇德前夕只剩下了阿济格、杜度和阿巴泰三人，他们分别被册封为多罗武英郡王、多罗安平贝勒、多罗饶余贝勒。这三个人不主一旗，故未能跻身和硕亲王之列，但又高于八旗内没有资格参与议政的诸贝勒、台吉，所以在“郡王”、“贝勒”前特加“doro”即“执政”、“议政”之义以示区别。这就是崇徳元年定宗室爵号时用“doro” 一词的用意。
在八旗内，除原主旗贝勒、不主旗议政贝勒之外，还有一些虽无议政资格，但也领有少数牛录且立有军功的年轻宗室，他们在庆祝开国的盛典中分别被册封为“固山贝 子”、“镇国公”、“辅国公”等不同爵级，“固山贝子"，满文系“gūsai beise”， 意即“旗内诸贝勒。”为了培养年轻一代的宗室贵族，清太宗于崇德二年四月“命固山贝子尼堪、罗托、博洛等与议国政”⑬，不过，这只是一种“学习行走”的性质。而萨哈廉（死后追封颖亲王）之子阿达礼虽被封为多罗郡王，但开始时又未被允许随班议政，直到崇德末才得到太宗恩准进了议政班子⑭。由此来看，早在入关之前爵号与实任已趋于脱节，与定制之初的立意不能相符。
入关以后，“镇国公”、“辅国公”又有入与不入“八分”的区别。“八分”满义是“jakūn ubu”，“ubu”在这里是“分数之分”的意思⑮，“分”读去声，作“份”、“部分”讲。努尔哈赤生前鉴于因宗族骨肉残杀而导致国家败亡的教训，将爱新觉罗子孙“预定八家”，规定了 “但得一物，八家均分公用，毋得分外私取”的家法⑯，这“八家” （“jakūn boo” ）也就是按八旗划分的八大家族，主旗贝勒管理本旗事物，实际上是本旗的大家长。所谓“八分”，是指八家所享有的法定权利，用当时的话讲，就是“应分得之数”。崇德三年阿禄喀尔喀蒙古犯归化城，清太宗亲率大军往援，师至张家口，与明人议互市事，并索取原给察哈尔的抚赏。多铎急欲回家，竟大言于众云：“明 之所与者，多不过银三千两、缎三百匹而已，岂可为此微物而驻兵乎？就使得之，我所应分得之数，亦必不取，固山额真阿山可代取之。”⑰。当然,八家应享受的权利绝不限于按八分分的财物，《（乾隆）大清会典》是这样解释“八分”的：
“天命间立八和硕贝勒，共议国政.各置官属.朝会燕殯，皆异共礼，锡赛必均及，是为八分”⑱。
可见“八分”是一个权利的概念，具体指八家宗室贵族按“八家均分”的原则分享政治、经济等特权。不过各家内的贵族并非都能均沾分配来的权益，所以又冇“入八分“与“不入八分”之分，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在各旗均领有数目不等的牛录，他们当然是“入八分”，至镇国公、辅国公一级，则有领有牛录的，也有没有牛录的，前者有权按自身的牛京数分享权益，故称“入八分”，后者则不能，故称“不入八分”。按照牛录数（实际是户口数）分享权利（同时又按照牛录数承担义务）是清开国时期爱新觉罗家族的族规，也是勃兴中满洲国家的国法，有清一代内容不断变化的宗室爵制被它打上了不可磨灭的烙印。
通过上面的考释，可以归纳清初宗室爵制的下述特点：
首先，对明制虽有所借鉴，但以满洲旧俗为本，特别是定制之初，以开国诺贝勒的实任定爵名、品秩，从而构成了中国古代官制史带有浓厚民族与时代特色的一章。
其次，明宗室爵制以立嫡立长这一儒家伦理观念为基础，而清人更重视宗室本人的 才具和业绩，这是有别于明制，且优于明制之处。
再次，清宗室爵繁复而严谨，有助于造就出一个与国家命运攸关、休戚与共的庞大 而有力的宗室集团。《清史稿》所谓清宗室爵“等杀既多，屏卫亦益广"⑲就是指明清诸藩在这方面的差异。
对权利、义务明确而合理的区分（当然是指统治集团内部），并加以法制化，是清宗室爵制度的最后一个特点。
①《（康熙）大清会典 》卷一，“宗人府”。
②《（乾隆）大清会典》卷一，“宗人府”，《（光绪）大沾会典事例》卷二，"宗人府二”。
③、⑱《（乾隆）大淸会典》卷一，“宗人府”。
④、⑩、⑯ 《五体清文鉴》。
⑤《满文老档•太祖》卷五。
⑥《清太宗实录》卷一；《八旗通志（初集）》卷二二九,“代善传”。
⑦《满文老档・太宗.天聪》卷三十。
⑧王先谦：《东华录》“天命四”。
⑨《满文老档，太祖》卷四五。
⑪同上，卷十三。
⑫《满文老档•太宗•天聪》卷五。
⑬《清太宗实录》卷三四。
⑭《清太宗实录》卷六一。
⑯《淸太祖武皇帝实录》卷四。
⑰《淸太宗实录》卷四六。
⑱《清史稿》卷二一五，“诸王列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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