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内务府“三藩汉女”为中心的考察
刘小萌
清朝有“指婚”一词，指皇室子女婚嫁，由皇帝钦准。与“指婚”不同，本文所用“配婚”一词，特指康熙年间内务府将三藩汉人女子（简称“三藩汉女”），强制配给旗人为妻的现象。
康熙二十年（1681）十月，清廷平定“三藩之乱”。随即，在清算“罪藩”基础上，对其余部进行大规模清理。一部分罪藩眷属、子弟、亲信、家人，作为抄家籍没对象编入内务府，此即“三藩汉人”之由来。三藩汉人，在清朝官书中写为“ilan fudaraka i nikan”，直译为“三逆汉人”。这种将特定人群冠以“逆”字的做法，足以说明三藩汉人是内务府包衣中身份地位最卑下的一个群体。
关于内务府包衣汉人（nikan，尼堪），学界已有研究。针对盛京官庄，亦发表有不少成果。至于“三藩汉人”，笔者已有初步探考。三藩女子编入内务府后，除丈夫被处死者外，一般随夫分拨；寡妇及未婚少女中的优者（年轻貌美或有才艺者）编入管领，主要在宫中和盛京内务府承担差事或杂役；劣者（年老色衰或无才艺者）则拨入管领下庄屯（皇庄即官庄）。还有一些寡妇、女孩，经皇帝钦准暂时“收揽”（asarambi，存储、收藏之意），以备配婚之需。本文重点利用康熙朝《内务府奏销档》、盛京内务府《黑图档》等满文档案，就“三藩汉女”的配婚 现象作一考察，具体包括配婚汉女的来源、配婚对象的身份、配婚制与满洲领主制的关系、配婚制的终结。以此为切入点，说明康乾时期满洲领主制逐步衰落大背景下，满洲皇室奴仆（包衣）的身份变化。
一、配婚汉女的来源
清廷平定三藩，将罪藩及其亲信处死，与之关系最密切者如眷属、王府包衣、仆妇、侍女、工匠、女乐等，均作为籍没对象，编入内务府。其中的女子来源不一，年龄各异，身份也相当复杂。
康熙二十一年二月，从广东出发的尚之信“头队”人口4160人行抵京城。在这批人中，尚之信的眷属（儿媳、侄媳）、家人（包括闲散妇人、寡妇、女孩、蒙古人、朝鲜人等）588人，旧汉人（清入关前归附的辽东汉人）250人，均编入内务府管领。其中，女性709人占85%）。女性占比极高的原因，应与此前清廷将尚之信及弟之节、之璜、之瑛并部属百余人，按谋反律处死有关。他们的遗孀、子女，照例沦为籍没对象。此外，同行的还有“新汉人”3322人，主体为南方汉人（尚藩在南下征战和盘踞东南沿海时期归附的人口）。经鉴别，优者编入管领，劣者编入庄屯。
康熙二十二年十月，有原任提督李本深孙媳，伪将军杨宝彦、何秉钧、宋国富、侯德成，伪总兵潘成，伪副将张都林之子张自新夫妇，沈上达儿媳与吴藩、尚藩罪将之眷属、家人共673口押抵京师。其中，女性346口（占51%）。李本深，原贵州提督，后从吴三桂叛。清军克贵阳复降，被杀。沈上达，原尚藩麾下巨商。康熙十九年七月，清廷将之信及其亲信处死，家产籍没。上达被抄家入狱，自缢而亡。至此，李本深、沈上达等人的亲眷、家人等押抵京城，编入内务府。
康熙二十二年十一月，内务府奏报，陆续送到吴世周之妻孙氏、吴三忠之子老格色夫妇、李记民之妻王氏、郭壮兴12岁女孩高氏；家奴壮丁（booi aha haha）44人、妇女38人、男孩16人、女孩9人。同时送达的还有穆占隐匿的人口142人。共计254口，其中妇女、女孩130人（51%）。按，吴世周为吴三桂一族侄孙辈；郭壮兴为吴三桂婿郭壮图兄弟辈；穆占，满洲将军，率清军进取云南屡建战功，寻因隐占人口被劾。以上254人中，编入庄屯的奴仆152人。其他罪藩、罪将女眷，擅长吹拉弹唱的女子，包括其子女，编入管领。
同月，刑部抄家送到伪御旗官邵亦仁，伪总兵吴云龙、刘直公、吴岳喜之眷属、家奴丁妇男女孩等共计35人，其中女性18人（51%）。将邵亦仁本人及吴云龙等人的女孩编入管领；家奴经鉴别，妇女、女孩各1人交管领，其他人编入庄屯。
同时，兵部、刑部送到吴三桂伪参将陈志宇、伪官傅世窖、尚之信户下（booi）叶福兴等人妻孥、子女、奴仆壮丁（aha haha）等共计403口，其中妇女、女孩约154人（38%）。这些女子中的一部分分拨佐领、管领，一部分与先前编入内务府的家人“合族”（即将一家人安插于同一管领或庄屯）。
康熙二十五年二月，兵部、刑部陆续解送伪按察使方梦怀，伪将军付启东、王宏基，伪副将杨红才，吴三桂家妻妾、奴仆等797口到京，其中女性377口（47%）。
同年五月，刑部送到尚之信等属下王子朝等，吴三桂属下孙有明、孙超等，吴世璠家丁（booi haha）吴成朝、郭壮图家丁宋忠泰、太监魏先明隐匿吴三桂家妇王氏，以及园头刘志正之家奴壮丁等共计37人，其中女子17口（46%）。
同月，兵部陆续送到吴藩旧属刘德、李友明、吴兵、周世穗，徐艺云本人及其诸子、妻兄弟，加上先前送到张文喜夫妇，周天禄妻刘氏，程云琨妻张氏、诸子等53人，单独立户奴仆等25人，总计78口，其中女子40人（51%）。分别派往古北口外、山海关等处庄屯，一部分与此前安插当地的族人同住。
以上共8起籍没人口，均由兵、刑等部押解并编入内务府。鉴别后，优者编入管领，劣者拨入庄屯。其中的寡妇、失怙女孩，经内务府拣选，作为配婚对象。康熙二十二年四月，内务府关于“办理抄家人口”的一件奏报称：尚之信妾陈氏、张氏、李氏，魏普妻吴氏，侍卫郭襄妾杨氏，吴三桂家持锁钥妇人（女管家）等共11人遵旨“收揽”；同时“收揽”的还有女孩、女乐65名。又，户部取来单身妇女、女孩109名，平均分给20个管领，作为“管领下单身”“穷庄头、园头”之妻。当时，内务府管领共有20个，相当于每管领各分配5到6人。另有26名妇女，俱系“次等”，分配给吉林打牲乌拉无妻额丁。此次共分配三藩汉女211人，其中“收揽”以备配婚之用者76人。在康熙二十一年至二十七年《内务府奏销档》中，这是记载配婚人数最多的一起。
二、配婚对象的身份
作为三藩汉女配婚对象的内务府旗人，主要有二类，一类为包衣上三旗侍卫与旗员，再一类为包衣上三旗佐领、管领下穷兵、穷丁。关于前类人员，笔者另文已述，不再重复。这里，仅就第二类人员的身份、配婚原因略作说明。这类人员是配婚的主要对象，身份包括柏唐阿、兵丁、牧丁、辛者库人、庄丁，配婚原因均与家境贫寒有关，具体又分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因贫无力娶妻。康熙二十二年十二月，内务府具奏：正白旗包衣桑格佐领下牧丁洪泰，因家贫，二十三岁尚未娶妻，请求将尚之信家寡妇高氏赏给为妻；正黄旗花色佐领下牧丁毛金生，三十岁，无力娶妻，请求将尚之信原任包衣达（管领）方玉直之妾赐给为妻。他们的请求，均由内务府奏准实行。
第二种情况，妻殁无力续聘。康熙二十二年十一月，总管内务府具奏，孝陵掌关防郎中狗塞等呈称：看守中卫营索礼佐领下尼喀达、花色佐领下常明2人诉称妻子俱亡，今无力娶妻，家中亦无阿哈（奴仆），请将籍没妇女赐给为妻。经内务府奏准，将刑部送到吴三桂家寡妇胡氏赐予常明，吴传弼家寡妇某氏赐予尼喀达。孝陵位于清东陵，是清世祖福临、孝献皇后董鄂氏、孝康章皇后佟佳氏陵寝。尼喀达、常明是看守陵寝穷旗人，既无财力娶妻，又无奴仆驱使。又如，正白旗浑带管领下骁骑校阿赖陈请称：欲娶妻而家甚贫，大人若怜，请将籍没尚之信家寡妇陈氏赏给为妻。内务府总管将其陈诉转奏，奉旨：“著赐之（bu），钦此。”镶黄旗僧格管领下骆驼群牧人宜锡，妻子本年病故，自己留在牧群，无力娶妻，请求将籍没吴三桂家使女花儿赐给为妻。其陈诉经逐级转奏，经皇帝钦准。又，正黄旗包衣多弼佐领下护军那颜色，妻殁家贫，无力续娶，请求将吴应贞家女孩大姐，二十六岁，赐给为妻。正白旗马尔汉管领狗上护军校桑格妻殁，无力续娶，请将吴三桂家妇人苏姐赐为妻。海章管领下游牧地羊马十队首领杨世茂丧妻年余，无力娶妻，请求将吴三桂家妇人六姐赐给。汪颜管领下护军肖永芳妻殁二年，无力续娶，请将吴努春由云南撤兵携来妇人吴姐赐为妻。正白旗包衣佐领下牧丁马云腾妻殁三年，无力续娶，请将籍没吴世璠家寡妇耿氏赐为妻。
以上呈请赐妻者10例，核检《八旗通志初集》卷二至五《旗分志》，可以认定他们都是内务府包衣佐领和管领下人。其中，家贫无力娶妻4例，妻亡无力续娶6例。申请配妻者中，身份不明者2例，护军、护军校3例，骁骑校1例，牧丁（包括牧丁首领）4例。牧丁为数最多， 凸显了其生活的艰窘。而作为其指配对象的，则是已处死罪藩、罪将、罪官的妻妾、儿媳、管家、女仆，以及未成年女孩。其中，尚之信家人3，吴三桂属人7。按，吴应贞，应系吴三桂子侄辈。吴世璠，吴三桂孙，清廷额驸吴应熊嫡长子，吴周第二任皇帝，前已自杀。一牧丁请娶吴世璠家寡妇耿氏，此耿氏是否耿精忠一族无从确认。吴努春由云南撤兵携回之妇人，应为吴三桂旧属。对于内务府的奏陈，康熙帝朱批用的是同一个满语词“给”（bumbi）的命令式：“bu”，可译为“著给之”。因皇帝居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也可译为“著赐之”。在这种场合，皇帝朱批反映的完全是同一种程式。此类配婚女子，均由提出申请的穷兵、穷丁直接点名。这与皇帝赐婚内三旗侍卫或旗员，先由内务府提名，复经皇帝钦准的程序有所不同。究其原因，这些女子作为籍没人口，此前应已分配给内务府各佐领管领，故申请者对她们的情况并不陌生。实际上，无论选取程序有无异同，最终决定弃取的，既非婚配双方，亦非内务府总管，而是作为内务府包衣最高领主的满洲皇帝。
三、配婚制与满洲领主制的关系
将三藩汉女配给内务府包衣的做法始见于康熙二十一年，但强制性的配婚在满洲社会中却源远流长。天聪年间定，贝勒私属女子出嫁，须经部转呈各王、贝勒、贝子后方许适人，私自予人者有罪。说明作为满洲亲贵私属的女子，出嫁必须经由领主同意，否则治罪。清朝入关后，内务府包衣的领主是满洲皇帝。包衣的身份虽有分化，但对领主的人身依附并未削弱。顺治四年（1647）七月皇帝谕旨：将苏拜的少女配给恭阿尔之子，命看守苏拜之墓。同年，内务府总管致书盛京包衣佐领：看守某庄头地窖之包衣，有十五岁女孩，一只眼瞎，命配与苏和钦。又命索尔格之女配给达因布鲁珠轩（juhiyan，又作朱显）的费亚汗为妻；珠轩头目岱因达哈之妹，配给奥尔陶珠轩的肯特为妻；岱因达哈珠轩的洪古托之女，配给额齐布珠轩的伦拜为妻。珠轩是内务府设在盛京、吉林打牲乌拉等处打鱼、捕水獭、采珠、采蜜的组织。这三名女孩及配偶，都是当地的珠轩户。他们居处边外，距京城遥远，但在择偶问题上，仍须服从内务府指配，并经皇帝“钦准”。
同时，严禁包衣女孩外嫁。顺治五年二月，内务府命盛京包衣两佐领下的女孩和棉、靛庄（拖克索）女孩，视父母同意，于两佐领和棉、靛庄内出聘；盛京若无相配之人，可于北京汉人八佐领出聘。若聘予外旗（tulergi gūsa），罪之。又命，十粮庄女孩亦于庄内酌情出聘，若私自聘予旗外之人（gūwa tulergi niyalma），罪之。笔者按，当时盛京地区，共有内府佐领2，粮庄10，盐庄5，棉靛庄若干；“汉人八佐领”，应指包衣上三旗的8个汉军佐领（又称旗鼓佐领）。内务府发出此命之目的，显然是严格限定盛京包衣女孩的聘娶范围，一般限制在包衣两佐领和官庄内。在本地没有合适配偶的情况下，也可远嫁京城内务府旗鼓佐领下人。同时，禁止嫁给“外旗”或“旗外之人”。此处的“旗”，应指外八旗。
对私自出嫁的包衣女子，抽回后强制配婚。顺治十八年奏准，“凡佐领、管领下女子、寡妇，倘违禁不报佐领、内管领、领催等，私将其嫁给旗民，则将女子父母及娶者一并治罪，并将已嫁之女子、寡妇抽回充为内奴”。盛京鄂博佐领下棉庄庄头朝鲜人明吉里，将妹私嫁给官庄之人，多年后案发。明吉里等被解送盛京刑部审理，并强行将私嫁之女与其夫分开，配给管领下无妻庄丁。此案表明，即使是官庄内部通婚，一旦发现是私自出嫁，该管官员、庄头、女方父母及聘娶者一并治罪。
对亡丁之妻、逃丁之妻，强制配婚。顺治十六年，官庄额丁色科亡。包衣佐领安塔木将其遗孀配给另一管领下庄头高某之弟。顺治十八年颁布谕旨：“逃丁满一年者将其妻配夫，嗣后永为定例。”康熙四年，盛京法喀管领、杜楞额管领下壮丁陈大等四人逃亡已至六载，包衣佐领据上引旧例，将四人之妻配给庄中无妻之丁。
清制，内务府三旗佐领、内管领下女子，年满十三岁必须选验秀女，选中者，留作宫女，余令父母择配。康熙八年，总管内务府咨文盛京包衣佐领辛达里称：选验（选秀女）之后，各庄、园、牲丁等所属女子，倘不于各所在人中婚嫁，私行嫁给旗民人等，当照前定之例，除将所嫁之女抽回，并将嫁娶双方治罪外，即令庄内女子于庄内婚嫁，园内女子于园内婚嫁，打牲人之女子于打牲人内婚嫁。倘私行婚嫁，则将许配之人鞭八十，罢其原差充为下人，聘娶之人亦鞭八十。下属额丁知而不举，每人鞭五十。与顺治五年旧例比，此禁令更为严厉，一是划定婚嫁范围更窄，只准于所在庄、园、打牲地缔结；二是对私嫁双方，在既有惩罚之上，又增加鞭刑。此后60年间，该禁令一直有效，即强制私嫁女与丈夫离婚，配给管领下“无妻末等庸懦之人”。迄至康熙四十七年始改为：女子私嫁庄头或庄内额丁，停止分开，将嫁娶及隐匿者交佐领各鞭一百。所以有此改动，显然是考虑到将已婚夫妇强行拆散并另配他人，与已为满人社会逐渐接受的儒家伦理道德明显相悖。自此，惩罚力度明显减轻。
康熙朝平定三藩，将三藩汉女编入内务府，强制配婚得以在更大范围内展开。三藩汉女与配婚对象虽都是包衣，但他（她）们的实际地位并不完全一致。如前所述，此前，包衣女子在婚配范围和婚配对象上虽受到严格限制，但只要不违背禁令，在狭小范围内仍有遵循“父母之命，媒灼之言”的余地。与之不同，三藩汉女的“配婚”，则完全无视女方意愿，不仅充分体现了征服者对被征服者的专横，同时表明，作为“叛逆”家属或仆妇而被籍没的三藩汉女，显然处于内府包衣这一等级结构的最下层。
三、配妻制的终结
康熙后期，内务府为解决穷丁娶妻，开始了从配妻制到赏银制的转型。
清朝入关初，在内务府佐领、管领中，已有给穷丁赏银买妻的做法。顺治十三年统计，盛京各庄有无妻额丁78名。内官监（顺治十年设，十七年改宣徽院，康熙十六年改会计司）以其“承担耕耘之苦、复有孤身一人之累，不可不给妻”为由，札饬盛京包衣佐领安塔木，动支官庄卖粮银买妇配给之。康熙九年，盛京24庄头诉称，无力娶妻之丁每庄8名以下、2名以上，呈请“照先例买妇配给之”。惟盛京各庄陈粮无多，换银有限，且山海关内外各庄新丁中无妻者亦多，故所议不准行。
清廷平定三藩后，将籍没女子编入内务府，其中除从夫分拨者外，寡妇、失怙少女就成为配给穷丁的重要来源。但此类女子数量有限，不能满足众多无妻穷丁的需求。康熙二十一年七月，盛京包衣佐领福贵向内务府会计司咨称：20个管领内，因贫无力娶妻人52名，包括捕水獭丁、蜜丁、砍箭杆丁、披甲（打牲甲丁）、牧丁、扫院丁、铁匠、熟皮匠、仓书等；3包衣佐领内无力娶妻人43名，职业多为织布（毛青布）匠、染匠等，因本处没有适合配婚女子，呈请京城内务府从籍没人口中配给。对于福贵给95名穷丁配妻的请求，会计司答复称：查看定例，“佐领管领内若有寡妇、失怙女孩（anaha sargan juse）, 佐领者则在佐领，管领者则在管领，俱各依父母，自愿嫁娶”。并明确答复说，本处佐领管领下无妻人已全部查看，将籍没妇人、女孩赐予为妻之事碍难实行。会计司还斥责福贵“将无成例之事，并不详察，借投诉之名卖人情于下属（habšaha be tuwame fejergi urse de dere gaime）”。如前所述，康熙二十二年四月，内务府曾将单身妇女、女孩109名平均分给20个管领，作为管领下单身、穷庄头、园头之妻；同时，将次等妇人26口，配给打牲乌拉无妻额丁。但对于盛京穷丁来说，却没有普沾“皇恩”。
由于穷丁配妻问题久拖未决，盛京包衣佐领只好多次向内务府呈文反映。康熙二十二年十月福贵呈报，众管领下无妻柏唐阿41，苏拉11，共计52。因盛京地方管领下人少，此等穷人有到三四十岁仍未娶妻者，且41名无妻柏唐阿内，属于独子的有14人。他强调说，这些人中，最困难的当属“因贫”用为牧丁或放犬捉牲的柏唐阿，请求优先配妻。二十四年九月，针对盛京佐领三官保再次呈请，会计司回复称：“此二年陆续送来寡妇、女孩内，有一二好者已具奏编入管领，次等者编入庄屯。被抄家产内之寡妇、女孩，今既办理完毕，将福贵等呈报记录在案，俟日后收到抄家籍没寡妇、女孩时再议”。所谓“办理完毕”，是说三藩汉女分配已尽，没有剩余；所称“待议”，是明确告知对方，俟日后获得籍没女子时再议。在这种背景下，盛京包衣佐领不得不呈请恢复内务府赏银买妻配给穷丁的旧例。
京城内务府既统摄包衣事务，为何在配给盛京穷丁妻子一事上却态度消极？究其原因，大致有三：1、用于配婚的三藩汉女人数较少，不能充分满足各地穷丁的需求。2、盛京官庄的主体是三藩汉人，他们在内务府各色包衣中，编入最晚，身份最低。诚如学者所云：在京城和盛京包衣佐领、管领下的庄丁、柏唐阿、辛者库人，实际待遇有别，不能混为一谈。3、与内务府管理体制有关，即京畿等处事务一向由内务府各衙门直接负责，而盛京事务则直属盛京包衣佐领。因隶属关系的差异，会计司一向倾向优先处理本辖区事务。其实，不仅在穷丁配妻问题上，包括补给官庄丁妇、官牛额缺诸事，京城内务府对盛京佐领的请求同样态度消极。康熙二十五年，包衣佐领三官保在给内务府呈文中抱怨说：“所给人丁，逃的逃，死的死，剩下之二三人不抵一人之劳作。此项逃跑、死亡者之缺，乞请补给人丁，曾两次诉告，业已转行京城去讫。后准咨复称，俟有人时再予补给，唯至今未得其人。”新编官庄的丁妇，均系三藩汉人。因陆续逃跑、死亡，56庄共缺丁194名、妇34口。京城内务府虽答应视缺额情况陆续补给，却未曾落实。康熙四十四年，众庄头再次呈报：“康熙二十二年将身等编庄后，每庄各给十五对人。因所给之丁、妇皆为南方汉人，死的死，逃的逃，现有六七丁之庄或八九丁之庄居多，丁、妇各十五名之庄极少。为缺少丁、妇曾经声诉，然至今并无补给之处。”尽管盛京包衣佐领反复呈请，此后多年，内务府仍“未曾补给一丁一妇”。
穷丁娶妻难问题，除了穷丁生计艰窘外，又加上丁妇不断逃、亡，造成各庄内部的性别比例失调。问题久延不决，导致了两个后果，一是“此等单身额丁若无妻，不能生养”，势必影响官庄人口的再生产，使官庄生产难以为继；二是造成庄丁情绪低落，并助长逃跑之风，“此等人役，因无室家（家室），往往不务生计，逃避官差”， 同时影响社会秩序的稳定。正是在这些压力下，吉林、盛京等地开始尝试新的措施。
康熙三十八年十二月，打牲乌拉总管穆克登呈报，本处有12丁之妻亡故、15丁无妻、14丁已另行说亲。“定例载：妻亡与无妻之丁，应给女人。另行说亲之丁，每人应发给毛青布10、棉花十斤”。所谓“另行说亲之丁”，顾名思义，应指通过“媒妁之言”自行订亲的牲丁。穆克登呈请依照此例，配给无妻之27丁女人各一，令会计司配给；另行说亲14丁，每人毛青布10匹、棉花10斤，令广储司发给。上引定例初次颁布时间不详，估计在康熙中叶，也就是三藩汉女来源枯竭之际。康熙五十一年，穆克登依等呈请，本处有无妻牲丁、蜜丁7人，另行说亲牲丁10人，仍照旧例办理。
上述事实说明，在籍没女子减少的情况下，约自康熙中叶起，打牲乌拉等地对无妻穷丁开始兼用两种方式，一是对一部分穷丁，依旧由会计司配给籍没女；二是对一部分愿意自行择妻的牲丁，由广储司负责，给与一定物质鼓励（毛青布、棉花）。鼓励自行提亲的目的，显然是为了减轻内务府给穷丁配妻的压力。申请自行提亲的穷丁增多，反映了内务府对包衣聘娶限制的松弛。同时，这一现象也与内地汉民的流入有一定关系。流民的进入，为穷丁娶妻提供了一个新渠道，因此才有“另行说亲”的可能。
类似变化亦见于盛京地区。康熙四十二年十月，盛京礼部侍郎哈山疏请发出盛京户部银4万两，仿照公库例，1分生息，以六年为期，本还户部，可得息银28000余两，陆续给与160余无妻穷丁“完娶银”，每人50两银。下部议，从之。这种经皇帝钦准，由内务府负责，借取内帑库银生息，然后把“滋生”子息（息银、余利银）赏给八旗内务府穷丁的做法，称“生息银两”制度。盛京是试行“生息银两”制度的地区。早在康熙初期，盛京包衣佐领已有用“内帑银两”交商人营运，坐收利息之事。康熙三十二年，在东北驿站亦有用库银生息赏给站丁娶妻的事例。从更大范围讲，这也是清廷推行“生息银两”制度（恩赏银制度），用以解决“八旗生计”问题的措施之一。康熙五十二年闰五月，盛京所属粮庄88个，共有丁1533人，其内无妻额丁440人。包衣佐领特巴库呈请，仍照从前“借取库银，贷放生息，买妇娶妻例”，发出盛京内库存银5万两，每两取息5厘，借给殷实富裕之户，所得息银赏给单身额丁买妇。盛京官庄（粮庄）无妻额丁440人，占到总额的34%。说明随着时间推移，穷丁娶妻难问题不仅没有缓解，反呈加剧趋势。特巴库的建议与打牲乌拉对无妻穷丁赏给生活用品的做法有所不同，但真正落实的难度也相当大。正如档案所透露的，购买一妇的价格高达50两，说明人口市场的供给并不充足。动用5万两库银，按每两5厘取息（即5% 利息），在较短时间内能否筹得2万余两息银（每丁50两，440丁约需22000两）也是问题。此项建议是否得以顺利实施，因档案缺载，无从得知。不过，有一个变化还是比较清晰的，即正是从这一时期起，包衣穷丁的配婚制迅速为恩赏银制度所取代。
满洲统治者给穷兵穷丁配婚的初衷，是为了保证包衣人口的繁殖，维持内务府各机构的正常运转，避免皇室利益遭受损失。但大规模战争的结束，使女子“入官为奴”的来源近乎枯竭。在此背景下，满洲统治者只有改弦易辙，尝试用库银取息、鼓励择亲等方式解决问题。与强制配婚相比，后者是一种较为柔性的经济手段。但穷丁无力娶妻现象的蔓延，归根结底还是满洲领主制的困厄。制度问题不解决，领主对包衣的人身控制依旧，领主经济的内部矛盾根深蒂固，注定穷丁贫困化所衍生的娶妻难问题无从化解。
乾隆初，以内务府官庄为代表的满洲领主制经济日趋瓦解为背景，对包衣女子的聘娶限制大为松弛。乾隆二年（1737）四月，帝谕八旗内务府：“向来包衣管领下女子，不准聘与包衣佐领下人；包衣佐领下女子，不准聘与八旗之人。......八旗暨包衣佐领下人等，俱朕之臣庶，嗣后凡经选验未经记名之女子。无论包衣、佐领、管领暨八旗下，听其互相结姻。”以此为契机，横亘在八旗社会内部，包衣佐领下人与管领下人之间、庄头与庄丁之间、内府包衣与外八旗人之间的婚姻障碍不复存在。不久，又谕：“及时完婚，乃王政所重，理应体恤怨女旷夫。”并宣布：对八旗及内务府包衣佐领下兵丁闲散，凡28岁以上男女，因家贫无力聘娶者，每人赏银15两；对内务府包衣佐领下额丁，赏银减半（实际各给7两），以完婚事。“恩赏银”虽有等差之别，对偏远地区的包衣穷丁说来亦属雨露均沾，不遗荒陬。内务府复对京畿、山海关内外、锦州、热河、盛京、宁古塔等处包衣旷夫怨女作了全面调查，并就赏银的领取、管理、监督、发放、核查办法作了具体规定。
乾隆三年七月至五年十月，盛京包衣佐领分5次从内务府广储司领取份银1204两，分别赏给粮庄所属“因家贫无力聘娶”之丁169人、未出嫁之女3人。从领赏名单可以得知，大多数穷丁的年龄都在三十四、五岁上下，最高的达到五十三、四岁。足以说明问题的严重程度。随之带来的一个问题是，如按康熙五十二年每丁赏银50两买妻旧例办理，169丁共需银8450两，此次却减为每丁赏给7两（相当于原额的七分之一）。如何理解其中的变化？笔者认为，除了内务府减少恩赏银支出的现实考虑外，关键一点还在于关外社会环境发生的变化，即随着越来越多的汉民流入盛京地区，不仅买妻（或聘妻）的费用大幅减少，穷丁娶妻也有了更多选择。这应是内务府公文关于恩赏银的措辞从当初的“买妇娶妻”改为“娶妻领银”“商议结亲”或“各自结亲”的主要原因。同时，随着颁给恩赏银成为内三旗包衣与外八旗人共享的一项福利措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内务府包衣身份的提高。
乾隆十年，内务府官庄将庄丁大规模放出为民。不久，内务府和下五旗府属佐领非满洲血统包衣，包括北京蒙古分给之汉人、辛者库汉人、旧汉人、旗鼓佐领汉人、别载册籍汉人、匠役汉人、校尉汉人、投充汉人、抚顺汉人等，相继出旗为民。内务府和下五旗包衣大批出旗为民，标志着满洲领主制的衰落以及向租佃制经济的转型。随着内务府主奴关系的嬗变，对包衣女子的强制配婚基本退出历史舞台。
（转载自《清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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