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恭王府，半部清朝史”。
多年以来，不少红学家一直四处勘察，寻找曹雪芹笔下那如梦如幻的大观园原址。
有人断定南京江宁织造府花园就是大观园，曹家三代袭官居住于此，曹雪芹的出生地，可惜太平天国时期大火一把成了灰烬。
有人说袁枚的随园是大观园，说的人正是园子主人袁枚：“曹雪芹撰《红楼梦》一部……中有所谓大观园者，即余之随园也”；还有一处地方名声也很大，那就是被誉为“最大的四合院”的北京什刹海恭王府。
历经几度风云变幻，曾经金碧辉煌的恭王府只剩下一片凄惨衰败的景象，随着红学热潮的掀起，红学家周汝昌提出恭王府就是大观园遗址的观点，与恭王府邻居的郭沫若也提出将其修建为曹雪芹故居的建议。
这件事情引起了周总理的高度重视，立即指示要保护恭王府，并在有条件的将来向公众开放。
然恭王府的保护工作繁杂艰难，直至周总理离世，恭王府的保护工作也未能开展，他在病重之时将此事托付给了谷牧，谷牧退休后抢救恭王府的工作又接力到下一任副总理手中，在三代领导人接力工作下，2008年，恭王府正式对外开放。
恭王府的抢救工作为何这样艰难？
乾隆四十五年五月二十日，乾隆皇帝将最受宠爱的六岁幼女十公主指婚给和珅长子丰绅殷德，随即命和珅营建十公主府。
和珅耗尽时、人、物、财力于这一座园子，极尽豪奢且多处逾制，地点在北京西城区什刹海西北，阁楼山池，水木明瑟，着实令人神往。
乾隆五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固伦和孝公主与丰绅殷德成婚，从此住进十公主府，婚后第六天乾隆亲临十公主府探望爱女，赏赐大量珍宝玩物，而后和珅贪污来所得财物也大多存于府内。
嘉庆四年，一代权臣和珅赐死抄家，和孝公主迁出公主府，乾隆十七子永璘得此宅。
而后这座豪宅就辗转于各位皇子郡王之手，直到道光三十年，它又迎来了一位大名鼎鼎的主人——恭亲王奕䜣。
奕䜣极爱收藏，据其孙子傅心畲自述，陆机的《平复帖》、王羲之的《游目帖》、颜真卿的《自书告身帖》、怀素的《苦竹贴》都藏在他家中，《聚猿图》、《散牧图》、《葡萄卷》等稀世字画也一应俱全。
时局动荡，袭恭亲王爵的爱新觉罗·溥伟反对共和，散尽家财以谋清王朝复辟，甚至投靠于日本人，书画全部散落，所藏珍宝俱卖给日本山中商会，流落到日本民间，宅子最后由辅仁大学出19万法币购得。
新中国成立后，辅仁大学与北师大合并，整个王府被“瓜分”，府邸部分成立北京艺术学院，归属于北京市文化局和文化部，有中国戏曲研究院、民族美术研究所、中国音乐学院研究所等单位；花园部分则分给了公安部、天主教爱国会、北京风机厂。
当时苏联专家来华工作，公安部将恭王府后花园批为了苏联专家宿舍，等苏联专家撤走之后，徐子荣等公安部干部和工作人员搬进了恭王府后花园。
此时国家正废旧立新，人们文物保护的意识薄弱，梁思成、林徽因等建筑家却也只能忍痛看着古砖古瓦惨烈消失，而曾经雕梁画栋的恭王府已成了一个大杂院，拆了古的、建了新的，留下来的也成了颓垣断壁、残破不堪。
中国音乐学院拆掉府前部一进四合院，一座“现代风格”食堂在原址平地而起，后又拆了大门外的所有房屋，盖起了琴楼和画楼。
由于各单位不合理的使用和地震的破坏，到七十年代中期，除王府总体格局未遭到破坏外，游廊、院落、楼阁等建筑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
北平解放之后，受胡适影响而投身红学研究的周汝昌被调到北京工作。
他接到辅仁大学教授魏庚人的信，提到周汝昌所绘的“荣国府院落示意图”与辅仁大学女生部的布局完全一致，建议他前往坐落在辅仁大学所坐落的恭王府实地考察。
周汝昌兴奋至极，他从前推考贾府原型应该在北京北城偏西位置，而恭王府正在此片区，在走访调查之后，他不仅找到了大观园，还找到宁国府遗址，即是一墙之隔的罗王府。
1953年，周汝昌将恭王府就是大观园遗址的观点公之于众，虽然红学界对这个说法争论不断，但观点见报之后也立即引起了相关负责人和有关部门的重视。
1961年，为准备曹雪芹两百周年诞辰，北京市政府采纳周汝昌恭王府考证结论，遵周总理指示组织专家教授开会讨论在恭王府建立曹雪芹博物馆一事。
北京市、中科院等单位派陈从周、王昆仑等园林艺术家、文物专家、红学家进入恭王府调查。
当时成为各单位住宅、办公用地的恭王府虽受到不少破坏，但当年的排场和气魄仍依稀可见：“洞房曲户，回环四合，精妙绝伦，堪与故宫乾隆花园符望阁相颉颃”、“阑干修直，窗影玲珑，人影衣香，令人往返”。
虽然湖心亭已经被填，涟漪之景不复，可是仍旧让见过无数精美园林的陈从周叹说不虚此行。
1963年，“伟大作家曹雪芹逝世两百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故宫召开，规模很大，成为当时的文化盛世，曹雪芹两百周年诞辰的火热也使得恭王府就是大观园的观点深入人心。
恭王府的破坏速度因此减缓，没有重蹈一墙之隔的罗王府彻底沦为大杂院的下场，甚至人们都唤这座他们从前不知道名字的王府为“大观园”。
在动荡时期之中，虽然曹雪芹纪念馆一事被搁置，但恭王府因“大观园”之名而未遭到大规模的破坏。
即便《红楼梦》中的大观园是否就是恭王府至今仍未有定论，但恭王府因《红楼梦》而躲过了灭顶之灾也实属缘分。
经专家们调查，恭王府内建筑仍有大量稀世精品，甚至是海内外独一无二，而它被破坏的程度和速度同样在发展。
1962年，周总理与北京市、文化部的各领导视察恭王府，指出要将恭王府保护好，周汝昌在1962年给黄裳的信中写：
“现府园二部分未遭大破坏，基本完整，其修理计划可能较大，郑重其事，非草草之意。周总理已同意列入第三个五年计划中。”可见当时恭王府的修复工作已经引起了周总理的高度重视。
1975年，重病的周总理委托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办三件事：
一是新建一座北京图书馆；
二是修琉璃厂文化街；
三就是对社会全面开放恭王府。
1980年，东西琉璃厂大规模翻修，1987年，北京图书馆新馆落成，周总理交代的三件事之中，只有从1979年修复、开放工作就开始提上日程的恭王府，仍旧迟迟没有向公众开放。
1979年，谷牧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当时谷牧自己并非是管文化的，但周总理认为谷牧管钱，文化建设需要财力支持。
周总理去世后，谷牧一直将他的嘱托铭记在心，1980年主持文物修护保护会议工作时，谷牧特别强调了恭王府修复工作的重要性，这份艰巨的工作终于有了声响，被交到了文化部的手上。
首先要修，就得先搬，搬迁对象主要有中国音乐学院、文学艺术研究院、公安部宿舍、国管局的幼儿园、北京风机厂。
前两者是文化部自己的下属单位，解决起来并不难，国管局的幼儿园先是动都不动，但很快也在谷牧副总理的主持关照下同意搬迁。
但其余的强势单位就难办了，一个是居住着不少老革命干部的公安部宿舍、一个是归属于北京市的北京风机厂。
文化部在琉璃厂改建项目中已经吃尽苦头，工程甚至一度因机构、资金的不到位而停工，对于更是多方牵扯的恭王府，文化部实在是束手无策，只能谷牧亲自出面处理。
为了恭王府搬迁工作，谷牧多次组织文化部、北京市、公安部、国管局召开联席会议，但因种种原因，搬迁速度仍然十分缓慢。
谷牧只能亲自前往恭王府视察，当检查到王府大戏楼的时候，谷牧直说无论日后恭王府是否开放，戏楼里的人都要搬出去。
占据王府大戏楼的是北京市的北京风机厂，谷牧要求北京市建委安排北京风机厂搬出，同时要各部委在半个月后将搬迁方案拿出来。
谷牧的指示下达五天后，文化部就把搬迁方案送上来了。
中国音乐学院和文学艺术研究院新址的修建需要1500万元和5万平方米基建用地，而后公安部也得到了北京市分拨的地，用来盖宿舍楼，两个月后，恭王府搬迁会议召开，工作终于启动了。
两年后，经过实地调查，文化部修建队提交报告和修复方案，谷牧再次到恭王府去视察，汇报会上，谷牧定下搬迁基调：
谁的孩子谁抱走，并定下先易后难、分期分批，先花园、后府邸，边搬迁、边修复、边开放的修复原则。
1982年4月，文化部修建队终于入驻恭王府，但等待他们的却是更困难的工作和任务。
首先是古建筑的状况已经濒临支离破碎的边缘，中国音乐学院把原有房屋拆建为钢筋混凝土的办公楼，花园东的风机厂也拆了七间房，盖起两层的厂房，原有房屋荡然无存，湖心亭被幼儿园填作了操场，公安部的住户又搭建了厨房、储藏室等临时建筑。
修建队十分悲观，几块出土的残砖碎瓦都精心放在博物馆保存，几百年保存完好的古董却说拆就拆了。
当人们懂得它的价值之时，再见的只能是“赝品”、是“假古董”。
修缮经费也一直未到位，需要修建队年年去讨文化部才能挤出来一些，修建队甚至把从文化部搬来办公的桌椅板凳都做好编号，以便随时撤走。
这还只说了修复，搬呢？
方案中最先修复的是花园，但是花园单位、住宅最多，牵扯最深，即便有谷牧的命令，风机厂也未搬出戏楼，要等到新厂房建好才搬走，天主教爱国会写信到中央去，他们就被批示不用搬了。
会议开了几十次，谷牧多次视察下了“限时限刻”的命令，让各单位的搬迁状况都异常缓慢。
文化部下属的红楼梦研究院和国管局的幼儿园是最先搬走的，之后在北京副市长的强势要求下风机厂也完成了搬迁。
但最难处理的是公安部的宿舍，为此公安部成立了大观园宿舍拆迁办，每月开例会，为不愿搬迁的老干部们解决问题。
文化部修建队实在是觉得头疼：
一家一户，有的搬有的不搬，搬得少不搬得多；有的倒是搬出花园了，结果又搬到府邸去；住着的又尽是参加过战斗的老革命，修建队的年轻人对他们是又敬又畏。
修建队最初进入恭王府花园，甚至不敢以文物修复的名义进去，只敢说是来维护花园环境、服务花园住户的，为了给住户们留个好印象，大家不准穿时髦的喇叭裤、烫爆炸头，一律平头工作服，工作也只能除草剪枝、打扫卫生。
即便如此，住户们的抵触情绪依旧十分强烈，年轻人们只好尽力去帮这些老干部干干活，忙前忙后处理好关系。
多多少少搬得差不多了，花园中心还没动一下，住在那儿的是一位公安部原红四方面军的老红军，为革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在这里住了十几年。
周围搬到集体住宅或者四合院去了，唯有他舍不得搬走，谁也不敢开口说搬迁的事，公安部甚至来找文化部求情，说要不那一块就别动了。
事情一直拖到谷牧来视察的时候，当谷牧走到后花园他发现还有人在里面居住，向工作人员询问了情况，大家把老红军的事向谷牧进行汇报，并表示他们也确实没有办法让他搬出。
于是谷牧亲自找到那位老红军，告诉他：“恭王府的腾退工作可是周总理一直挂在心上的大事。直到临终前还念念不忘反复叮嘱我，一定要办好”。
对于这方居住多年的花园，他心中一定有千般不舍，但听到了周总理的遗愿，“老天爷”放下了他自己对这片花园的情感，第二天，“老天爷”悄无声息地搬离了恭王府。
1986年，公安部宿舍搬迁工作完成，修复工作也逐步进行，谷牧在任国务院副总理期间，恭王府后花园的腾退和修缮工作基本完成。
然而恭王府的修复工作仍未完全结束，中国艺术研究院和中国音乐学院附中都未搬走，而项目资金少，工作进程更是缓慢，已经退休的谷牧又来到恭王府考察，他有些失望地说：“看来我是看不见恭王府修好的那一天了”。
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接过周总理递给谷牧的接力棒，继续主持恭王府修复、开放工作，直到2006年中国音乐学院附中搬出恭王府邸，历时28年的腾退工作终于结束。
谷牧说：“这个工作不完成，我没法向总理交代”。
1988年8月17日，恭王府后花园正式对公众开放，2008年8月20日，修复过后的恭王府府邸对外开放，2009年11月6日，谷牧在北京病逝，享年96岁。
风光时期的恭王府曾藏有大量珍宝字画，随着历史的滚滚而去，这些价值连城的宝物也四散天涯，大多都流落海外，归期沓沓，甚至有的如王羲之《游目帖》，据说流入日本之后在1945年被原子弹炸为灰烬。
不过令人欣慰的是，台北故宫现藏一批珍贵的恭王府紫檀家具，民国时期“清皇室接受委员会”成员将它从北京带到上海，之后又漂泊至香港，再辗转去到台湾东吴大学，后被台北故宫购入收藏。
这批原恭王府家具在台北故宫展出时受到热烈欢迎，同时北京恭王府的工作人员也密切关注着他们的状况。
“试想如果有一天，这批紫檀家具能够回到它们北京的老家来展览，那该是多么令人欣喜的一件事啊”，人们都期盼着那一天的到来 ！
来源：史海观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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