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杰出的封建君主——康熙（中）

新闻内容：

作者：王思治

清军撤走之后，俄国侵略者立即撕毁誓约。托尔布津奏命率五百余人重返雅克萨，依旧址筑城，工事、火力较前大大加强，贮备了足供两年的粮食，准备固守抗拒清军。半年多以后，直道康熙二十五年二月，清军才发觉。康熙命令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第二次进兵雅克萨，收复中国领土。七月，清军再次围困雅克萨，托尔布津凭借坚固工事和精良枪炮负隅顽抗。清军决定“进兵直抵贼城，掘长堑，立土垒以围之”。[1]双方多次展开激战，托尔布津被击毙，守城俄军由拜顿率领，龟缩城内，等待援军。沙俄尼布楚督军符拉索夫，派出援兵偷袭，见清军营堡禁严，无机可乘，只得返回。严冬屈临，清军停止强攻，康熙部署进一步加强多雅克萨的围困。同时，通过荷兰使者，再一次致书沙皇，希望“鄂罗斯察罕汗（沙皇）收回雅克萨、尼不潮罗刹。于何处分立疆界，各毋得偷越，则两界人民均得安居，不失永相和好之意。”表示愿与俄国划定疆界，两国和好。到年底，雅克萨被围困的八百多名俄军，或死于战斗，或死于疾病，生存者不足一百五十人，雅克萨危在旦夕。这时，沙皇政府决定接受清政府的倡议，派出以戈洛文为全权代表的使团进行谈判，请求停战，“乞撤雅克萨之围”。康熙鉴于“鄂罗斯察罕汗以礼通好”，立即命令御前侍卫马武驰赴雅克萨，“其令萨布素等，撤回雅克萨之兵，收集一所，近战舰立营。并晓谕城内罗刹，听其出入，毋得妄行掠夺，俟鄂罗斯（沙皇）使至定议”[2]。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七月，中俄双方使团在尼布楚谈判，中国方面作了一定的让步，签订了平等的《中俄尼布楚条约》，划定了中俄东段的边界，制止了沙俄对我国黑龙江流域的侵扰，使这一地区的和平得以维持一百多年。

          

                                                 清圣祖康熙皇帝

         《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前后，我国西北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汗噶尔丹民族分裂势力，在沙皇俄国的支持下，在漠北喀而喀蒙古草原上点燃了战争是熊熊烈火，康熙又集中力量展开了与噶尔丹的斗争。[3]

十七世纪八十年代，喀尔喀蒙古地区的政治形势微妙复杂，沙皇俄国扩张势力插手其间。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噶尔丹率兵三万越杭爱山，在俄国扩张势力支持下，借故向喀尔喀土谢图汗和宗教领袖哲卜尊丹巴发动进攻，土谢图汗被击溃，南下请求中央政府保护。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噶尔丹以追击土谢图汗和哲卜尊丹巴为名，向内蒙乌珠穆秦地区进攻，大肆劫掠人畜物资。理藩院尚书阿喇尼率察哈尔、喀尔喀兵与噶尔丹战于乌尔会河，为其所败。噶尔丹军抵距北京七百里的乌兰布通。康熙深知，“噶尔丹者，贼性凶残，中怀狡诈，戕害其兄弟，兼并四部，蚕食邻封，其势日张，其志益侈”[4]。噶尔丹势力日益增强，其野心也就更大，康熙指出：“此人立强志大，必将窥视中原，不至殒命不止，岂容泛视，置之度外[5]！”于是决计亲征噶尔丹，组织围歼。他说：“朕深念此寇，断宜速灭”，否则“烈焰弗戢，必将燎原。积冠一日不除，则疆域一日不靖”，必须“除恶务尽”[6]。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三十五年(1696年)、三十六年（1697年)，他三次亲征，“亲蒞穷边”，“身先士卒，栉风沐雨”，与噶尔丹周旋于大漠，最后噶尔丹途穷道尽，仰药自杀了。

康熙十分关注北部边防，在沙俄扩张势力到来的新形势下，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他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制定了不同于历代的政策。他说：“历观汉、唐、宋之已事，往往罢（疲）中国之力，而不能成廓清边塞之功”。因此放弃了明代以前以长城设防的方针，而是用心于加强对蒙古地区的管理，为此，沿袭了清太宗皇太极以来的盟旗制度，采取了联姻、封爵、轮班等措施，以加强与蒙古领主贵族的关系，使他们拥戴清中央政府；特别是尊重蒙古族信仰的喇嘛教，通过上层神职人员活佛喇嘛，以控制广大牧民。在平定噶尔丹的战争过程中，康熙二十九年清军取得乌兰布通之战的胜利后，翌年（康熙三十年，1691年），康熙率八旗劲旅，前往多伦诺尔草原与喀尔喀蒙古诸王举行了多伦会盟。这是进一步对噶尔丹作战、巩固北部边防、防止沙俄侵略的重要步骤。多伦会盟以宴会的方式举行。土谢图汗、哲卜尊丹巴呼图克图（活佛）等蒙古贵族由理藩院官员引领晋谒康熙行礼。康熙对土谢图汗擅杀扎萨克图汗，引起喀尔喀蒙古内部纠纷，给噶尔丹以可乘之机，“令其具疏认罪”，从而平息了彼此的纷争，使喀尔喀两翼重归于好。康熙根据喀尔喀蒙古贵族的请求，依照内蒙之例，实行盟旗制度，“照（内蒙）四十九旗编为旗队，给地安插”[7]。编喀尔喀为左、中、右三路，划分为三十四旗。随后，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和军事演习。康熙身着甲胄，由侍卫簇拥观看军事演习。据随行的耶稣会士张诚（法国人)统计，参加阅兵和演习的共有“九千至一万名骑兵和一千二百名步兵”，炮手四至五百人，各种炮七十门[8]。部队“各依次列阵，鸣角、鸟枪齐发，众大呼前进，声动山谷”。显示了清王朝进行统一战争的盛大军容和康熙歼灭噶尔丹的决心。

康熙为了加强对喀尔喀蒙古的管理，在政治体制上实行盟旗制度的同时，又实行清政府的封爵制度和法律制度，明确宣布：“国法具在，凡事必须依所犯之法治罪”。这些措施调整了喀尔喀三部与内蒙古的关系，从而增进了蒙古各部的向心力，用康熙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要使蒙古各部“并号雄藩，同奉职贡”[9]。拥戴清中央政府。他说：“昔秦兴土石之功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以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10]。康熙把自已对塞外蒙古政策的基本出发点概述如下:“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专恃险阻（指长城）。……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11]。康熙“众志成城”的思想和有关的对蒙古的政策，对于巩固北部边防，发展和巩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康熙进行征战的目的十分明确。他说：“夫兵者凶器也，圣人不得已而用之。譬之人身疮疡，方用针炙，肌肤无恙，而妄寻苦楚可乎？治天下之道亦然，乱则声讨，治则抚绥，理之自然也”[12]。为去除国家的疮疡，康熙说他不得不用兵。他又说：“欲安生民，必除寇虐；欲除寇虐，必事师旅”[13]。用战争消除“寇虐”，以安百姓，康熙为完成国家的统一同国内外各种势力进行了长期的斗争。而完成国家的统一正是康熙最主要的历史业绩。

三、调整政策、发展社会生产治河

康熙亲改后，对政策进行了调整，尤其是“三藩”叛乱以民族矛盾相号召，各地响应，使康熙深为震动，因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改善满汉关系，缓和阶级矛盾，发展社会生产。主要有：

第一，笼络汉族官吏、士大夫知识分子，同时严加防范。

顺治时，满汉官员职掌相同而品级悬殊，如大学士满人系一品，汉人为正五品（后改二品)。汉大学士与满人亲王议事，往往还得下跪。这种民族歧视和待遇上的不平等，使不少汉官心怀怨望，尚且推诿，不能尽心为清廷效力。康熙为了安抚汉官，消除明显的歧视，一再声称“满汉皆朕之臣子”，“满汉一体”。康熙九年三月，谕令“满汉官员职掌相同，品级有异，应行画一”。[14]以减少汉官的不满。十三年，因“三藩”用兵，开捐纳制度，以补军需。捐纳制度给汉族地主阶级士大夫知识分子以科举之外的进身之阶，即所谓“搜集异途人才，补科目的不及”。实行三年，“知县捐至五百余人”[15]。三十九年，康熙鉴于“大臣子弟遇科场考试即中者多，诏另编立字号，不致妨孤寒进身之路”[16]。廷臣遵旨议定，乡试编官字号，规定民卷九，官卷一。这样，政治上无所攀援的一般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就有了更多的考中机会。康熙十六年，设置南书房。这是为了集权而采取的措施，同时也是笼络汉官的一种手段。在南书房当值的官员最初由翰林院挑选，称为“南书房行走”，其任务是备皇帝咨询，撰写谕旨，陪皇帝吟诗写字，赏花钓鱼、剖析经义。康熙三十三年以后，为了进一步发挥南书房笼络汉族上层官员的作用，康熙命令翰林院、詹事府、国子监官员轮流入值南书房，以便“不时咨询，可以知其人之能否，以备擢用”[17]。南书房当值成为汉族官员跃登高位的阶梯，所谓“为天木（翰林院）储才之要地”[18]。如高士奇，贫穷潦倒，徙（徒）步到京师，“秃笔破砚，坐护国寺廓下，卖字糊口”[19]，因写得一笔好字，学问颇优，由明珠荐，擢补翰林，入南书房供奉，权势赫奕一时，后官至礼部侍郎。康熙十七年，正当三藩战争紧张的时刻，康熙命令开“博学鸿儒科”，表示“求贤右文”，以网罗负有盛名的硕彦鸿儒，不论出仕与否，均可推举应试，共取彭孙遹等五十人，授侍讲、编修、检讨，入史馆纂修明史。此外，又吸收大量学者编纂各种图书，著名的有《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分订为六千一百余册，这是我国最大的一部类书。此书全部用金属活字印刷而成，在我国印刷史上是一件很了不起的大事。

康熙对汉族官吏、名士、以及一般士子，分别采取不同的措施，罗致了封建统治所需要的人才，扩大了满汉地主阶级的统治，清王朝的统治因而进一步稳定下来，国家统一的政治基础大大加强。同时，由于这些措施增加了汉族士子进入仕途的希望，因而起到了收揽汉官和汉族士子人心的作用，改善了清族当权者与他们的关系。清初一些以高风亮节相砥砺，遁迹山林不与清统治者合作的明遗民，他们的子弟或学生到这时都纷纷出仕，或参与各类书籍的编篡。故有人说“遗民不世袭”。这种转变的出现，正是在康黑调整对汉族官员士人的政策和吴三桂败亡、完成国家统一之后。

康熙对所信任的汉族大臣，每多优容厚待。他与大学士张英“朝夕谈论，无异师友”。对某些干练大员，有时说一些知心话。河道总督靳辅是治河能臣，康熙对他说，“尔随我行走多日，朕的心事尔亦知道，尔的心事朕亦知道了”。以示君臣亲密无间，大学士熊赐履年老致仕，归养江宁，时加存问，病殁之后，对其身后事甚至服用药物，康熙都颇为关心，曾询问江宁织造曹寅：“闻得他家甚贫，果是真否？”又在曹寅的有关奏折中批道：“再打听用何药物，临终曾有言语，儿子如何？尔还送些礼去，才是”[20]。充满了对老臣的眷顾之情。康熙还强调“君臣一体”，时而邀请部院大臣到禁苑与皇帝同乐，燕游垂钓，以增进感情。

康熙所说的“满汉一体”，并不是民族平等，满汉畛城对他来说仍然是根深蒂固的，他曾告诫诸皇子说，“朕临御多年，每以汉人难治”。“汉人胆大，无所不为”[21]。因此，他常用一些心腹之人监视地方官吏和当地民情。曹寅、李煦在江南织造任内就负有这种使命，他们不断用密折向康熙报告江南民情和官场的情况，而督抚大吏更是重点。如苏州巡抚张伯行临事张皇，怕海贼或仇人杀他。李煦奉命“密密打听奏闻”。李煦密奏道：“臣煦细察抚臣为人，大抵多疑多惧。多疑则遇事吹求，不能就事完结，自有无辜拖累，而罗织多人矣。多惧则心中惶惑，小人无稽之谈，尽为心腹之托，而昼夜不安，举动未免颠倒。臣谨访实，遵旨奏闻”。康熙朱批道：“是，一点不错。此事要密，倘有人知，尔灾非潜（浅）矣”[22]。清代密折制度实始于康熙。他公开声言：“天下大矣，朕一人闻见岂能周知，若不令密奏，何由洞悉”。他规定，所见所闻“若不可用露章者，应当密奏”。密奏之事，“惟所奏之人知之，朕独知之，方可言密”。由于实行密折制度，康熙耳目众多，能知悉隐情。他说：“朕听政有年，稍有暧昧之处，皆洞悉之。人不能欺朕，亦不敢欺朕。密奏之事，惟朕能行之耳”[23]。据扬启樵先生说，“康熙朝密奏，目前尚有三千余件”[24]。

清代严酷的文字狱也是肇始于康熙。康熙一朝大小文宇狱就不下十余次，其中牵连较广的大案有庄廷鑨《明史》案、戴名世《南山集》案。文字狱是因触犯清廷忌讳而兴大狱，用高压手段钳制士人的思想，不得有排满、反满的论著。

第二，缓和阶级矛盾，发展社会生产

清初由于长期战乱，社会生产极其凋弊。顺治年间虽然采取了一些奖励垦荒的措施，但收效甚微。康熙亲政之初，全国许多省份仍然是“所在萧条,人逃田荒”,“有可耕之田，而无可耕之民”。在京畿一带，由于清统治者大肆圈占土地，强迫汉人投充，使许多农民丧失土地，“田地被占，妇子流离，哭声满路”。“良民失业铤而走险，富室无产，渐亦为非”。[25]造成了社会极大的不安，激化了阶级矛盾。康熙亲政后，十分注意恢复和发展生产，以安定民生。他说：“切念民生艰难，必加意抚绥”,务使百姓安居乐业，方能长治久安。为此，康熙八年六月初六颁布谕令，命令官就如何“拯救生民疾苦”,各陈所见，明白奏闻。十一天后，即下令停止圈地，谕曰：“比年以来，复将民间房地圈给旗下，以致生民失业，衣食无资，流离困苦已极，深为可悯。以后圈占民间房地，著永行停止。其今年所圈房地，俱著退还民间”。[26]自此，延续二十多年的清初圈地弊政，终于停止了。

为招徕垦荒，康熙十二年修订了顺治年间的垦荒定例，由原来最高限六年起科，改为“通计十年，方行起科”[27]。又规定地方官能招徕垦荒者升，否则罢黜。贡监生员及地主民人，能垦荒一百顷以上而又通文义者，以知县用。同时，又实行“更名田”,自康熙八年三月始，命将明藩王土地“给与原种之人，改为民户，号为更名地，承为世业”[28]。改变了原拟将明藩地产变价卖与耕种之人，从而免去农民既出田价承卖，又复征钱粮的“重累”。明朝藩王在各省共有土地十七、八万顷，实行“更名田”之后，使耕种藩田的农民成为合法的所有者，变成了自耕农。

实行蠲免政策，是康熙鼓励农业生产的又一措施。蠲免的种类很多，大体上有：免荒征熟。即免征荒地田赋，以利垦荒；灾荒蠲免。

即根据灾情程度，将田赋蠲免若干成，最重者可全免；普免钱粮(即所谓“恩蠲”)。康熙 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先后将河南、直隶、湖 北等九省地租额赋，“三载之内，布惠一周。后来普免之典，实肇于此”[29]。康熙五十年，将全国各省钱粮分三年轮免一周。康熙轮流普免全国钱粮，这在以往的历史朝代是罕见的。 他对此也颇为得意，说：  “蠲租乃古今第一仁政，荒谷荒陬，皆沾实惠。然非宫廷力崇节俭，不能行此”[30]。康熙在位期间，蠲免次数很多，”有一年蠲及数省，一省连蠲数年者。前后蠲除之数，据户部奏称，共计已逾万万”[31]。 蠲免钱粮受益最大的虽然是地主阶级，但对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在赋税征收方面，康熙二十四年重订了顺治十四年编成的《赋役全书》,二十六年完成，名曰《简明赋役全书》。五十一年二月，康熙发布谕旨，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规定以康熙五十年全国人丁数为准，“ 勿增勿减，永为定额。其后所生人丁，不必征收钱粮，编审时止将增出实数察明，另造清册题报”[32]。“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将全国人丁税固定下来，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有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

由于康熙实行一系列鼓励垦荒、发展生产 的农业政策，使阶级矛盾得以缓和。平定“三 藩”叛乱后国家逐步统一，安定的政治局面也为生产的恢复提供了重要的前提，当时人指出：“康熙二十年(1681年，是年三藩战争结束)以后，海内始有起色”[33]。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社会生产发展起来，全国垦田由顺治末年的五亿五千亩，到康熙末年超过了八亿亩。人口也迅速增长。出现了所谓的“康乾盛世”。

第三，治河。

康熙听政以后，治理黄河是他自已所列的 三大要务之 一 (其他二项是“三藩”、“漕运”)。这是因为，黄河在江苏淮阴附近与淮河、运河交汇，这一带经常泛滥，仅康熙元年至十六年，黄河大的决口六十七次，不仅使河南、苏北广大地区深受水患之苦，且严重影响 漕运。当时，每年有四百万石漕粮由数千艘粮船经运河北运至京师，供官俸和士兵军饷。漕运一旦受阻，京师便“危急异常”,影响政治局势的稳定，所以有人说“国家之大事在漕， 漕运之务在河”[34]。康熙因而十分重视对黄河的治理，前后费时数十年。

康熙十六年，时黄河连年泛滥，“河患孔棘，黄水倒灌，高堰溃决，黄淮合并东下，淮扬大困，卅县所在告灾”[35]。康熙决意任命实心任事的安徽巡抚靳辅为河道总督，治理黄河。但这时三藩战事正处于紧张时刻，他还不可能集中主要精力于此。康熙二十二年，继平定三藩之乱后，统一了台湾，国内政治形势业已稳 定，治河便被置于头等地位。康熙仔细研读了有关河防诸书，命河督绘制河图及险工决口之处进呈，他“时加探讨”,对诸险工要地虽然记得烂熟，对险要工程修筑之难也有所了解， 但终感“未曾亲历河上，其河势之汹涌漶漫， 堤岸之远近高下，不能了然”。于是康熙二十三年至四十六年，先后六次南巡视河。洪泽湖东岸的高家堰是河防要堤，溃决频繁，乃治河的要害地区。康熙临其境，黎明即起，率扈从数十骑，冒着凛冽的寒风，沿堤视察，对河工要害， 一一细问，一日往返百余里。经过实地考察后，康熙与河臣讨论治河方案，指出“使洪泽湖与淮河并力敌黄，冲刷淤沙，关系最重”[36]。而黄河两岸的堤防，必须修筑坚固使河水“顺轨东下”,不致四溃，这样，“水行沙刷，永无壅决”。即是说，借水以攻沙，“沙去河深，堤岸益可无虞”[37]。康熙提出的 这一治河方案，是因为黄河流经西北黄土高原，夹带大量泥沙，至河南开封以下，地势平衍，流速减慢，“水缓沙停，河身淤垫”,使河床高出地面。明代治河专家潘季驯总结治河理论为“以堤束水，以水攻沙”。康熙亲自加以试验，他多次视察经常泛滥的永定河，认为“永定河虽小，仿佛黄河”,于是指导官员“筑堤束水，借水攻沙”。试验取得一定成效后，康熙认为“今永定河修筑之法甚善，河身直，河底深，所以淤沙尽皆冲刷。今治黄河亦用此法为有益”[38]。康熙为了治河不仅研读了大量的河防之书，进行实地考察，而且通过治理永定河取得经验，这是难能可贵的。

康熙深知治河之难，因此不时召集有关的治河大臣与御前会议，命各抒已见。靳辅与于成龙二人意见相左。靳辅力主在高家堰修重堤，反对在下流开海口；于成龙则反对筑重堤而主开海口。彼此在御前辩难，各持己见，寸步不让。二人的主张孰是孰非？康熙对此十分慎重。他说：“河道实属难知，朕留心巳已久，深悉情形”。故皇帝不应先表露己见，否则“九卿等必将望风承旨，这样，就不能求得治河的最佳方案。他主张“此等大事，议须至公，方有当于理耳”[39]。于是再集诸臣详加讨论。于成龙攻击靳辅“事事贪黩”,“罪不胜诛”。又说靳辅于上流放水，淹没下流，“江南百姓欲食伊之肉。靳辅则说于成龙“妄自尊大”、“因羞成怒，恨臣剌骨”,其所说“皆诬陷之言也”[40]。康熙虽然认为二人在御前互相诋诟，殊失大臣之体，但是，不仅让各人畅 所欲言，而且因为二人都是干练大员，并不因言废人。于成龙说靳辅“事事贪黩”。康熙问靳辅僚属中何人最清廉？靳辅答：“清廉二字，人所难能。臣起家寒微，蒙皇上畀以总督河务之职，河工浩繁，员役众多，其中赏赉激劝，使 之奔走，不无费用。即臣衣食所资，亦皆仰托皇恩，举家温饱。若古人一介不取， 一个不与，远愧不能。臣自揣如此，何敢保其僚属清廉，以欺圣明”。靳辅真言不讳承认自己并不清廉，僚属更是如此，康熙并不深责，说：“此语正见汝之不欺尔！”[41]于是一笑置之。于成龙办事有魄力，康熙说他胆大好胜，任直隶巡抚时政绩颇优。靳辅死后，他继任河道总督，其治理黄河仍照靳辅所规划而行。康熙问他： “尔前言减水坝不宜开，靳辅糜费钱粮，今竟如何？于成龙答曰：“臣前诚妄言。今所办皆照靳辅而行”[42]。于成龙承认错误，康熙照旧亲任，畀以重任。

康熙究心于治河历数十年，对诸臣多有指授，但因深悉治河之不易，故不自以为是。康熙四十年，时河道总督张鹏翮，请将“上谕治河事宜”,下史馆编纂成书，俾便永远遵守奉行。康熙立加申斥，谕曰：“朕以河工紧要，凡前代有关河务之书，无不披阅，大约泛论则易，而实行则难。河无定性，岂可一法以治 之。 ……今不计所言所行，后果有效与否，即编辑成书，欲令后人遵守，不但后人难以仿行，揆之己心，亦难自信”[43]。康熙对自己有关治河的意见所持的这种态度，应该说是具有一定的科学精神的。

康熙治河的求实精神以及善于用人，使清代治河专家靳辅、于成龙等都能实心任事，故康熙朝对黄河的治理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而他本人也成为行家里手。

                                     清圣祖康熙皇帝出巡图

注 ：

［1］《八旗通志》(初集),卷153,《郎坦传》。

［2］《清圣祖实录》卷127,第8-24页。

［3］噶尔丹于康熙十年(1671年)击败政敌，继为准噶 尔部部长此人“性既狡黠，险狠好计”,是一位枭雄。他四出攻战，兼邻近的准噶尔诸部，又挥师天山南路，侵占哈密、吐鲁番诸地，于是天山 南北广大地区均在其统治之下。噶尔丹势力日强，“并吞四极，窥伺中原”,为了实现其分裂割据的野心，逐步走上了与沙俄勾结的道路”以获得俄国的支持，“依靠俄国人的援助同土谢图汗和清帝作 斗争”。(《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1卷，第30页)  “和俄国人结盟才能征服蒙古”(《嘎尔旦传》) 噶尔丹勾结外国势力，力图实现分裂割据，称雄西北。因此，康熙和清政府征讨噶尔丹，实质上是统 一与分裂的斗争。

［4］《御制亲征平定沙漠方略序》。见《清圣祖实录》 卷233,第14页。

［5］《御制亲征朔漠纪略》。载《朔漠方略》。

［6］同［4］

［7］《大清一统志》卷409之2。

［8］《1691年张诚神甫第三次去鞑靼地区旅行》。《清 史资料》第5辑，第188页。中华书局。

［9］《清圣祖实录》卷233, 第13页

［10］王先谦：《东华录》,康熙58,30年5月丙辰。

［11］《清圣祖实录》卷151, 第21页。

［12］蒋良骐；《东华录》卷17。中华书局版，第281页。

［13］王先谦：《东华录》康熙58,35年2月乙丑。

［14］《圣祖御制文集》 一集，卷2、《谕吏部》,第3 页。又见《清圣祖实录》卷32,第16页。

［15］《清史稿》卷112,《选举》7。中华书局版，第 3234页。

［16］蒋良骐：《东华录》卷18。中华书局版，第290页。

［17］同上，卷16,第267页。

［18］昭梿：《啸亭续录》卷1《南书房》。中华书局版，第398页。

［19］汪景谢：《读书堂西征随笔》《张汧祖泽深之狱》。上海书店1984年版，第34页。

［20］《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第74、75页。中华书局，1975年版。

［21］《清圣祖实录》卷275,第21页。

［22］《李煦奏折》,第164页，中华书局1976年版。

［23］《清圣祖实录》卷275,第20 — 21页。

［24］杨启樵：《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增订本第二版),第157页。

［25］卫周祚：《陈治平三策》。《皇清奏议》卷2。

［26］《圣祖御制文集》1集，卷1,第610页， 《 谕吏部》、《喻户部》。

［27］《清圣祖实录》卷44,第3页。

［28］《清朝通典》卷1  《食货》,第2024页。

［29］王庆云：《石渠余记》卷1《记蠲免》。

［30］《清史稿》卷121《食货》2,中华书局版，第3551 页 。

［31］《清圣祖实录》卷244,第3页。

［32］同上，卷249,第15页。

［33］陆陇其：《论直隶兴除事宜书》。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28。

［34］徐越：《敬陈淮黄疏浚之宜疏》。《皇清奏议》卷17。

［35］靳辅：《靳文襄公奏疏· 序》。

［36］《康熙起居注》,第2册，第1242、1251页，中华书局版。

［37］同上，第1242 — 1243页。

［38］《圣祖仁皇帝圣训》卷34,《治河》2。

［39］《康熙起居注》,第3册，第1742页。中华书局。

［40］同上，第1740 — 1742页。

［41］同上，第2册，第1252页。

［42］《清史稿》卷7《圣祖本纪》2。中华书局版，第 238页。

［43］《清圣祖实录》卷203,第18 — 19页。又见《清史稿》卷7《圣祖本纪》,第2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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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8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