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尔哈赤与皇太极的武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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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联斌

努尔哈赤，姓爱新觉罗，满族人，庙号清太祖，生于1559年，卒于1626年，建州女真首领, 爱新觉罗氏，后金的建立者,清王朝的奠基人，曾受明朝册封，任建州卫都督佥事、龙虎将军，是我国古代满族的一位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被满族民众尊称为“罕王”。在我国东北地区至今尚流传着“罕王”治军打仗的许多趣闻。《清史稿》有纪。

满族是女真族的后裔，是我国众多兄弟民族之一，长期生活在我国东北地区。明朝建立后，在女真族居住地区设立了大批卫所,主要分四大部，即建州部（今辽阳、沈阳东一带）、长白山部（今吉林省东部敦化一带）、扈伦部（今辽河至松花江一带）、东海部（今吉林省东部），每个大部又设许多分部、小部。明廷任命各部酋长为都指挥使、指挥使、千户、百户等官职，并建立各级相应的机构，管理军政事务。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及父亲塔克世就是建州部左卫的首领。明神宗万历十一年（1583年）二月，在明朝边将辽东总兵李成梁平定建州都右卫首领阿台等反明中，努尔哈赤的祖父与父亲被误杀。

努尔哈赤与家庭本来并不很亲和,对明廷、明军亦无叛意。努尔哈赤十岁时不幸母亲去世,后来父亲续弦有继母。但继母对他不好。因不堪忍受继母歧视，便分居自立，以采摘人参、松子换钱谋生，后终因生活所迫，投身明军，在总兵李成梁部下听命。他懂得汉语、蒙语，能读汉文书籍,喜欢看《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作战勇敢，“智力过人”。在其祖父、父亲于乱军中被明军误杀后，明廷自知有过，为了抚慰努尔哈赤，让他袭任了都指挥使之职，并赐敕书30道，马30匹。时年努尔哈赤二十五岁。明廷的抚慰并没有化解杀父的怨仇，加之明廷对女真分而治之的策略使努尔哈赤不满，于是使他产生了统一女真族各部落、摆脱明廷控制的独立意识和决心。终于在祖父、父亲被杀的当年五月，以父亲“遗甲十三副”、士卒不到百名而起兵，以“恩威并用，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的方略向着统一女真族和建立独立国家的目标勇敢地前进。经过33年的努力，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夙愿——结束了女真族长期分裂的局面，建立了后金国，史称后金。从此，拉开了与明廷对抗的序幕。万历四十六年（后金天命三年，1618年），努尔哈赤公开反明，他以杀父祖等“七大恨”告天，举兵攻明，连连得胜，声威大振，至天启六年（后金天命十一年，1626年），在围攻宁远的战役中，败于明军，损兵折将，只好退回沈阳,不久发病而死，终年六十八岁。

努尔哈赤死后，第八子皇太极继位，改年号为天聪。皇太极生于1592年，卒于1643年，1626至1643年在位。天聪十年（1636年）改国号为清。庙号清太宗。《清史稿》有纪。皇太极即位后，一改父王努尔哈赤制定的“诛戮汉人，抚养满洲”的基本国策，提出“满汉一体”的方略。为了稳定内部，解除后方威胁，皇太极一方面向明廷表示愿意和谈甚至允诺放弃帝号，承认明廷皇帝为天下共主；一方面积极招彿汉官、汉民、汉军；同时举兵东征朝鲜，西征蒙古，以扩充自己的实力。后陆续建置了汉军八旗和蒙古八旗；招抚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各部；改进满文，开科取士，翻译典籍，传播封建文化。他曾用反间计使明廷杀死忠心耿耿的边将袁崇焕；又于崇德七年（1642）攻陷松山、锦州，收降明总督洪承畴、边将祖大寿等，迫近山海关，为灭明奠定了基础。

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之所以在政治上能取得煩赫成就，是和他们的军事上的成就分不开的；而军事上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治军方略，尤其是依赖于他们的武德实践的成功。

一、努尔哈赤的武德实践精神

努尔哈赤从二十五岁时以“十三副遗甲”起兵至六十八岁兵败遗恨而死，历经四十三年的军旅征战生涯，在武德治军方面，有其丰富的实践经验，很值得后人借鉴。

（一）尚武精武 据说努尔哈赤幼年时就有尚武精神，这也许与他的生活环境影响有很大关系。努尔哈赤出生在一个有着尚武传统的奴隶主贵族军事世家。其远祖是元末统率女真军、镇抚北疆的斡朵里万户猛哥帖木儿。猛哥帖木儿后来归顺了明朝，被明成祖封为建州（今吉林通化至延吉地区）左卫指挥使，历经六世，世袭其职至其父。努尔哈赤出生在这样的奴隶主贵族军事世家，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尚武精神的熏陶。另一方面，由于努尔哈赤不能忍受继母的歧视而离家独立谋生，过着采、猎生活，谋生的本能又迫使着他去自立，他不得不去努力地拼博。在自立的奋斗中，培养了他勇敢、多智、善于骑射的品格。加之他后来投身明军，又精于汉文，汉族的军事文化的熏陶又给他的尚武精神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他爱读《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等典籍、从中吸收治军用战的营养。他更崇拜诸葛亮的武德武功，评价诸葛亮说：“昔诸葛亮，身佐幼主，摄行国政，有罪必诛，虽亲不庇；有功必举，虽仇不遗。罪虽轻而不引咎者，重治之；罪虽重而引咎者，轻罚之。其公其明，载诸史册，至今称述焉。”①诸葛亮的治军思想对努尔哈赤有较大的影响。

努尔哈赤的精武训练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学习汉族治军思想和策略,努力把它运用到治军用战实践中去，实现汉满军事文化的融合；二是练艺习兵，从自身做起。传说他弓马精熟，武艺高强，百步穿杨，五矢五中。有一次，他听说军中练出了一名“神箭手”，非常高兴，便亲临视察，并与“神箭手”嗟艺比试。也许因为“神箭手”过于紧张，结果百步穿杨只有五箭三中。努尔哈赤接过弓箭，连发五矢，发发射中，官兵们惊叹不已。努尔哈赤常对他的“八旗军”将士们说：射箭要准，驰马要快，这是“八旗军”将士的本份；凡技艺低劣者，就不配为“八旗军”。在努尔哈赤尚武精武品格的影响下，在他创建的“八旗军”中逐步形成了尚武精武的好传统。

（二）大勇多谋   智勇双全历来是理想武德人格的重要标志。努尔哈赤戎马一生的丰富实践，塑造了他大勇多谋的武德形象。

大智大勇是努尔哈赤突出的武德人格特征。在他战斗的一生中，曾遇到过不少险情危境，但在他的指挥下常常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或是以劣胜优、转败为胜。而勇敢和智慧的品质是努尔哈赤赢得胜利的重要人格保证。万历十二年（1584年），二十六岁的努尔哈赤为统一女真部落，率军五百人攻伐董鄂部。在攻打董鄂部的翁科洛城的战斗中，城上守敌飞箭如雨，努尔哈赤不顾个人安危，他一马当先率身励士，不幸被箭射中，血流透甲。但他指挥镇定，负痛拔矢，反射城上，守敌应弦而倒。不时，他又中一箭，箭穿透围领，直插颈部，入肉寸余，血流如注。侍从见状，慌忙来扶。但他立即制止道：“尔等勿得近前，恐敌知觉”，便自拔箭矢，“从容自下”②。后来他终于取得了攻克董鄂部的重大胜利。再如,在伐哲陈部的战争中，勇敢精神又一次给努尔哈赤创造了以劣胜优的奇迹。万历十三年（1585年），努尔哈赤的统一战略指向了哲陈部。正月，努尔哈赤率军攻哲陈部界凡寨，因敌方准备充分而未能取胜，失利后退走界凡南的太兰岗。此时正遇上哲陈部各城的合兵四百余骑的追袭，而努尔哈赤却仅有“甲士二十五，步兵五十”，不及敌方兵力的五分之一，且敌胜气正旺，若主将稍有怯懦，就有全军覆没的危 险。但努尔哈赤毫不畏惧，单骑断后，横刀立马。他看准愈来愈近的界凡城主讷申、巴穆尼等头领，飞马猛冲过去。手起刀落，一刀将讷申后背砍为两段，又回身搭弓，一箭将巴穆尼射下马，四百追兵见状大惊，一时怯呆不知所向。努尔哈赤乘敌惊魂未定，一面镇定指挥部下沉着回军,一面下马立定在讷申尸体旁边。讷申部众见努尔哈赤所为，大惑不解，高呼道:“人已死，何不去？欲食其肉耶？汝回,我辈欲收主尸。”努尔哈赤顺其敌意机智地回答说：“讷申系我仇，幸得杀之，肉亦可食! ”③四百追兵见努尔哈赤如此勇猛、镇定，不知兵力虚实，不敢前去追杀，只得眼睁睁地看着努尔哈赤部众缓缓而去。

史书还记载着努尔哈赤善于机变，缓解怨仇的故事。据《满洲实录》第一卷记载：万历十二年（1584年）一天午夜,努尔哈赤正寝，忽听窗外有脚步声，便机警起身，佩刀执弓，以妻子上厕为掩护潜出到隐蔽处，一举将歹人擒获。近侍判定来人必是暗杀努尔哈赤的凶手，欲将那人杀掉,但被努尔哈赤制止。他想，如果将凶犯杀掉，其主必会以我无辜杀人为名，举兵来犯，使我处于不利境地。于是他机智地审问凶犯：“汝必来偷牛!”。凶犯顺着承认说实为偷牛，并无他意。近侍不知努尔哈赤是计，忿怒地揭露了凶犯受人指使欲暗杀努尔哈赤的罪恶目的，力谏诛杀之。努尔哈赤断然拒绝说：“此贼实系偷牛，谅无别意!”即令近侍将那人放掉。于是一场可能发生的引敌招祸的刀兵怨仇被努尔哈赤机变地化解了。

（三）纪律严明   努尔哈赤治军，极为重视纪律建设，坚持赏倍罚必，强调严守纪律。他所创建的“八旗军”之所以能英勇善战，纪律严明是一条重要的因素。

努尔哈赤的“八旗军”是在原黄、白、红、蓝四旗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随着军事上的胜利，努尔哈赤的部队已发展到数万人，为了使编制符合新的军事斗争形势的需要，他将四旗制扩编为八旗制，增设了以镶边为标志的黄、白、红、蓝四旗，每旗编制为七千五百人。努尔哈赤为“八旗军”的最高统帅。努尔哈赤严于治军的思想主要体现在“八旗军”的纪律建设方面。

在纪律建设上，努尔哈赤重视从两个方面抓起:一是制定相应的一系列适应当时军事斗争需要的规范和要求；二是重视抓落实,即重视武德的践履。从规范要求上来说，概括起来主要是:①队伍整肃，节制严明，军士禁喧嚣，行伍禁搀越；②从令者馈酒，违令者斩头；③临阵,敢进者为功，退缩者为罪，面带箭伤者为上功；④临阵，每队有一人为押队,对退缩、违令者，即以朱箭射之。战毕査验，凡背有朱箭痕迹者，皆斩之；⑤赏不逾日，罚不还面。有功赏以军兵、牛马、 财物，有罪则或杀、或囚、或夺其军兵、或夺其妻女家财、或贯耳、或射胁下。这些规范要求，有的是倡律性的，有的是戒律性的。有倡有戒，倡戒结合,形成了具有法律效应的军队纪律。

从武德实践方面来看，努尔哈赤很注意通过军事生活的具体范例抓落实，以达到教育全军的目的。抓落实的有效手段是有奖有惩，奖惩结合，“以赏立信，以罚立威”④；其道德要求是赏罚严明、公正、适时。正如史书记载的那样:“有罪者，即至亲不貫必以法治；有功者，即仇敌不 遗必加升赏。”⑤例如在一次作战中，先头部队竖起云梯登上了城头，而此时后续部队却没有紧 紧跟上，致使登城部队孤立无援而全部牺牲。战后,努尔哈赤査清责任,发现主要原因是后续部队的头领指挥失措，动作迟缓。于是下令削掉这个头领的鼻子,并罚为奴隶。还有一次，有个下级军官带着四个士兵私离军营，闯入一个汉人的家里捉了几只鸡烧吃。努尔哈赤对汉人虽然有一定成见,但是当他发现这一违犯纪律的事件后，却不计满汉亲疏，不护其短，为严肃军纪、教令全军，他下令按军纪施刑，鞭死了这个军官，又割其尸肉送往各部队传观，以示警戒。 这些军纪看起来是很残酷的，缺少人性的。但是，在尚处于奴隶社会形态的女真部落，虽然他们不同程度地接受了明朝封建制度的输入和汉文化的文明滋润，仍不可避免地保留着某些奴隶社会的遗风。不过，努尔哈赤严格军纪，赏罚至公的品格是值得肯定的；同时，也正因为努尔哈赤的这种品格深刻地影响着“八旗军”，才使得“八旗军的”将士们能够奋力争战，“各欲建功，一闻功战，无不欣然，攻则争先，战则奋勇，威如雷霆，势如风发，凡遇战阵，一鼓而胜。”⑥

努尔哈赤严格治军的传统，不仅为其军队的发展壮大和赢得统一战争的胜利提供了纪律保证，而且为推翻明王朝、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的武德基础。“八旗军”的一些好传统，不仅反映了努尔哈赤的武德人格，而且反映了“八旗军”的性质、本质和建军规律。历史也表明，后来的“八旗军”之所以走向衰退、腐败，也正是由于丢掉了和背离了这些好传统。“八旗军”的成功与失败，发展与衰落，从对待传统的态度上来看，是很有重要史鉴价值意义的。

二、皇太极的武德人格特征

皇太极继位以后,在治军安邦的实践中，他不仅继承和发扬了努尔哈赤的好传统，而且将自己的贤德潜能发挥得很出色、很成功，形成了具有鲜明个性特征的武德人格。史书对他的人格评价多有溢美之词，其中对其武德武功的褒扬占有重要地位。

（一）共议众举出贤君 皇太极虽然是努尔哈赤的继承人，但是努尔哈赤生前并没有选定由他来接班。他是经过同室众宫亲和朝中文武官员共议推举的有贤德之君。努尔哈赤有子侄数十人，原拟立长子褚英为继承人，因褚英辜负了希望而被幽禁亡身。之后他决意不在生前立子。有一次，他的八个儿子进见他时，曾问他众子中将来可由谁继位。努尔哈赤没有直接回答,只是告诉了儿子们确立继承人的两个条件，即一个是标准,一个是办法。标准就是:不要选择那种恃强恃力的人，因为这种人往往依恃暴力行事，必得罪于上天。“尔八人可为八固山王，……尔等有才德能受谏者，可继我之位。”办法呢？，就是推选产生。并嘱托道：推选时，一定要合谋共议，谨慎择贤，特别要防止品德不端的人侥幸被荐举。嗣位后若发现才能浅薄，不能主持正义，甚至坐视不管，应经过众议，可以把他换掉，再从中“更择有德者立之。”⑦努尔哈赤逝世后，根据他的这些“明训”，后金朝中经过反复比较权衡，最后诸兄弟共推举皇太极嗣位。由此可见，皇太极的才能品德是比较接近努尔哈赤所确立的“贤君”标准的。

共议众举的宫廷“民主”式立君制，在皇太极身上发生了神奇的效应。在后来的治国治军中，皇太极不负众望，将他那人格的力量充分地扩展、发挥、外化开去，产生了积极影响，推动着他一步一步地走向了成功。

（二）敏纳群策 皇太极是以努尔哈赤的“有才能又善于接受劝谏”的贤君标准被推上皇位的。善于接受劝谏本来就是努尔哈赤的品格。继位之后皇太极更重视保持和发展这种品格。尤其继位初期，他的这种品格帮助他确立了“讲和自固”、“满汉一体”的“图霸制胜”国策。即位初期的后金政权已进入了辽沈地区，并安都于沈阳。兴盛扩张中的后金也潜伏着危机，而且愈来愈明显地暴露出来。这种危机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处在明、蒙、朝的包围之中；二是统治区尤其是新扩张的汉民统治区人民的奋力反抗；三是因长期战乱经济受到严重破坏。面对这种形势，若继续执行父王努尔哈赤的“诛戮汉人，抚养满洲”的基本国策势必加重危机。因此，寻求新的治国用兵方略已迫于时务。皇太极审时度势,发挥他敏于纳谏的人格优势，召集群臣讨论形势，虚心求策于下。朝中颇有些民主气氛，群臣各抒己见、讨论热烈，奏本源源不断。尤其是“讲和与自固二策”的奏本得到多数大臣的肯定。这“二策”无疑具有重要的国防伦理意义，是后金国防伦理观的集中反映和概括。“讲和”主要是对南朝明廷停止军事行动，和于汉民，和于边事；“自固”就是自我发展。皇太极敏慧、果断地从谏、纳策，确立为“图霸制胜”的基本治国方略。实践证明，这一决策是正确的，它使后金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迅速增强，为清王朝南下亡明进一步奠定了基础。

在执行“满汉一体”基本国策的过程中，皇太极做了多方面的争取汉民的工作，其中最重要、最有影响的是废掉金国国号,建国号为大清，在政权建设和制度上进行了重大改革。为什么皇太极要废掉金国国号呢？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汉族人民对金有成见，对女真族积怨日深。早在宋代时，汉族人民就遭受过女真人的金国兵马侵略的祸害。皇太极要“图霸制胜”，入主中原，就必须争取汉民、消除世代女真金国在汉民中的成见。为此，他一改先祖国号，一示大清国与前金无缘，并编造了“满洲”国名，表明本族与宋时期的女真族并无关系，还下令禁用“诸申”称呼族名，因“诸申”是女真族的旧号，极易引起汉人的疑虑和仇视。皇太极的这些改革，虽有悖祖宗之嫌，但符合满汉人民的利益，符合中华民族走向大联合、大团结的历史趋势，更符合他推翻明朝、独霸中国的意旨。

（三）    善御兵权 皇太极手握军国权柄，但他既不专断制将，又不放弃统御大权，而是把二者较好地结合起来，形成了颇有特色的统御之道。这主要是：

第一，用将不疑，授权以专。皇太极对部将比较信任,尤其是对远离宫廷征战沙场的边将，善于以信解除部将的疑虑,授以专权行事的权力，从而较好地调动了部将的主观能动性。如在即位初期,他就向出征部将明确发出谕示:前进事宜，尔等详加审酌，可行则行；如不可行,亦勿强行。又说:凡事相机图之；一切事宜，有当请命者，要“公同议定，遣使来奏，朕据所奏裁定。朕在都城，何能遥度耶!”⑧皇太极的御将之道是比较符合当时治军用战的规律和特点的，实际上是《孙子兵法》中所强调的“将受命于君”和“君命有所不受”两个方面较好的结合。⑨

第二，举封唯功，爱惜精英。皇太极举职用将，赐誉赏爵,不计门弟名微、出身贵贱,唯以武德武功厚薄为序。例如，皇太极即位第三年（1629年）,他率兵在攻打遵化城时，正白旗部队的一个小卒萨木哈图第一个登上了城头，为大部队登城取胜立了第一功。战斗胜利后，皇太极大赏有功将士,第一个受到慰劳的就是这个首先登城的萨木哈图，并授予这个小卒为备御世袭之职，赐予“鲁”（即勇士）称号，还赏有骆驼一峰、马十匹、牛十头、蟒缎十九匹、布二百匹,并指派官员亲自到萨木哈图家里进行抚慰。皇太极把那些立过大战功的人视为国宝精英，备加爱护，不愿意让他们再去打冒险牺牲的仗，明确规定禁止用这些有功将士作先锋登城拼搏。在用人赏赐问题上，皇太极不仅能打破门弟、出身偏见，而且能冲破民族间的成见，提岀无论满、汉、蒙族的将士，只要有一技之长，都一律录用，按其才能功劳大小赐职。而且还实行举荐和考试等多种办法来发现人才和鼓励人才竞争。

第三，刑上国亲，严纪立威。有一次，皇太极在举兵攻伐朝鲜及皮岛时，发现“王以下诸将以上”的皇亲显贵多有“违法妄行”的罪过，如私拉民人从军、纵兵枪掠、私娶降民妇女、违抗军令、私藏缴获、指挥失误、畏缩不前等，便“命法司分别议罪”。经刑部审议，认定犯律的有六十四人，其中包括皇太极的儿子、弟兄、驸马在内的皇亲国戚占四分之一，将官一级的占三分之一。这些犯律者被判处死刑的就有二十四人，被撤职的十三人，被鞭刑的五人,被罚银的二十二人。皇太极严纪立威，不避显贵,敢于从皇亲国戚入手，作为一个封建阶级的权力至上者，能够有如此品格，确是值得史书褒扬的。

（四）礼遇汉将，安俘善降 皇太极为争取明朝的汉族将士官民，釆取了招降安抚的措施，招降了一大批明军将士。他不计前仇，待之以礼，抚之以诚，耐心而宽容大度的襟怀，多为后人传为美谈。皇太极曾对明将祖大寿发誓表白自己的诚意道:凡大凌河所降明朝将吏城民，一律不杀戮，“有违此盟，天必谴之! ”⑩祖大寿是明朝镇守关外的重要边将，谋略高深，能守善战，皇太极久慕其才,很想招降他。皇太极得知祖大寿的族人居住在自己所控制地区的一个村庄,就派人把祖大寿的亲属接进城来。其中有祖大寿的两个儿子和一个侄子。皇太极对祖的族亲进行了抚慰，体贴关照，赐以金银贵物等。祖大寿开始时并不为之所动，立志报效明朝，在清军重兵困城无援时仍操守宁死不降的忠君之道；同时又将计就计、诈降清军，突出重围，欺骗了皇太极的感情。但皇太极不计背约负恩之怨，仍以诚相待，直至数年后，仍殷切希望能与祖大寿相见，并致书申明：“至于去留，终不相强。……将军虽屡与我兵相角，为将固应尔，朕绝不以此介意。将军勿自疑!”⑪另一方面，皇太极对已归降的祖大寿的子侄等族亲，不仅不歧视，而且给以“厚抚之”,分别授予了重要官职。后来祖大寿终因在锦州城被清军再次团团围困和皇太极情真意切的劝降声中，献城投降了皇太极。皇太极为除惶恐请罪的祖大寿的顾虑，恳切劝慰,并授祖大寿仍为总兵之职。这是皇太极实行“满汉一体”策略的成功范例。

注释：

①《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十。

②《满洲实录》卷一。

③《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一。

④⑤《满洲实录》卷四。

⑥《清太祖实录》卷二。

⑦《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四。

⑧《清太宗实录》卷一。

⑨《孙子兵法•九变篇》。

⑩⑪《清史稿•祖大寿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