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清代满族家谱的史料价值及其利用（上）

新闻内容：

撰稿：杜家骥

［摘 要］ 本文先对满族家谱作简单分类，进而从以下几方面说明其史料价值：谱单及谱书的世系；人物传记及族人事迹的其他记载；满族女性资料及婚姻内容；对满族特殊习俗的某些反映；满族祭祀；宗规家训；家族渊源及流迁、驻防调动与旗人分布；对满汉关系、满汉民族融合等方面的反映。最后，从家谱的隐恶扬善、妄攀圣贤、某些内容记述的不准确，说明在利用满族家谱时的注意事项。

清代满族家谱① 本文所说的满族家谱，以八旗满洲之家谱为主，同时也兼及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家谱。关于清朝时期“满族”的民族称谓，满洲旗以外其他旗人是否也算满族等问题，此处不作论述，详见拙文《清代满族与八旗的关系及民族融合问题》，载《社会科学战线》2016年6期。又，本文介绍的清代满族家谱资料，着重取自清朝时期所修之谱，也利用清时期纂修、民国时又续修而移录的清朝时的资料。另外，民国时纂修的谱书中编入的清朝时的资料，为了佐证某些问题，也酌情引用。之多，在少数民族家谱中可谓一枝独秀，这是研究作为少数民族——满族历史的具有独特价值的宝贵资料。

从现在见到的满族家谱的数量来看，东北地区较多。也有学者专门作过归纳性研究，如李林《满族宗谱研究》、傅波等《满族家谱研究》、孙明《清代东北满洲旗人家谱的编纂》。东北满族家谱存留现今的数量仍很大，已搜集出版的，仅笔者所知，就有李林主编《满族家谱选编》，刘裕仁等《吉林乌拉档案史料丛编·满族宗谱编》，傅波、张德玉主编《满族家谱选》，本溪市党史地方志办公室编《辽东满族家谱选编》，何晓芳、张德玉主编的《清代满族家谱选辑》① 此“选辑”为“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所收大部分是东北地区的满族家谱，也有少量京师旗人家谱。，等等，其他恕不一一列举。清代东北地区满族家谱的较多纂修，或者还可称其为带有一定的普遍性，是非常值得研究的现象。从现在见到的谱书来看，京旗、中原城镇驻防旗人纂修之族谱相对较少，但从其存世的一些家谱来看，则有的部头比较大，如《镶黄旗弘毅公钮祜禄氏家谱》（又称《镶黄旗钮祜禄氏家谱》）、《正红旗满洲哈达瓜尔佳氏家谱》《佟氏宗谱》，其中《镶黄旗钮祜禄氏家谱》以京旗旗人为主，《正红旗满洲哈达瓜尔佳氏家谱》是以驻防西安的该家族之人为主，兼及京城等地的族人，则是以该家族居住在北京、东北的族人为主的族谱。这几部族谱部头大，内容丰富，价值较高。

一、满族家谱的类别

满族家谱种类较多，可粗略归纳为以下几种。

1.按世次辈份序列族人的谱单②关于谱单的再分类，可见孙明《东北地区的满族谱单形制》，载《历史档案》2010年2期。，与下述谱书之世系有类似之处，唯内容简单。谱单的数量较多。2.以世系表的形式列叙家族每一世（即辈份）之人及其简况的谱书。其世系，以横行（或横格）表示辈份，下一横行表示下一辈人，有的还在横行间以上下竖线（有的是斜线、曲线）标示父子关系，也即某人的儿子。世系的每个人之下，记载其简况，如妻、子女、过继、封爵、职官、披甲、出征等，有的谱详，有的谱简，同一家族的谱书不同族人也有详略之分，详者有的多达数百字、上千字，简略的只有名字③其世系有的仿欧式或苏式，有的为二者结合。。世系前多有谱“序”，叙本家族渊源、驻防调拨或迁徙定居某地，及修谱原因，等等。东北地区这类家谱的数量较大。3.单记族人生平小传，而按世次排列的谱牒，类似于清皇家宗谱中的直档《玉牒》《星源集庆》，以及后来据此而编修的《爱新觉罗宗谱》，一般也有谱序。4.综合性体例包括谱序、凡例、渊源（不少谱这部分内容是在谱序中记述）、谱图或世系、族人小传、恩荣录、封爵官宦、宗规、祠宇、墓图、祭祀等的谱书。这类族谱一般篇幅都比较大，如前列举几部部头大、内容丰富的家谱，东北地区也有这类族谱，如《（吉林）他塔拉氏家谱》。5.偏重于某些或某种内容的谱书，其中又以偏重祭祀，特别是萨满祭祀方面的居多，也有谱序及其他内容。

以上是就各类谱牒的主要内容特点而作的大致归类，为的是从其不同内容的多少，了解其价值，具体到每一部家谱，又有其不同情况，有的类别内容多些，如第2、3、5类。第4类中，也由于家族情况不同而在事项内容上有多少之别。第1类谱单，有的也有第2类中的内容。而以文字世系或表的形式列叙宗族成员，是大多数家谱的共同内容。

另外，有的族谱还记有一些特殊事类，如春节礼仪，丧服制度，本家族的家史，宗族大事记，为族人取名所定辈份之字，皇帝有关上谕，旌表文或碑文（有的与诰命、敕命书归入恩荣录中），族人科举仕宦、科举试卷文字，诗文，过继承继证书等。

满族谱牒之文字，汉文居多，满文者现存很少。清前期修的满文宗谱，很多在以后的续修时已译为汉文，而以汉文续修。有的在某些类目中如萨满祭祀，或保留满文，或以汉文音作满语。还有的在谱单、谱书的世系部分，将人名以满文书写，或满汉文并写。

二、满族家谱史料价值略举

（一）谱单及谱书的世系

满族谱牒中，谱单及谱书的世系，在内容上占很大比例，这部分内容，有的只记各代及支系族人的名字，如果族人有过任职、诰封(荣誉职衔，如男封光禄大夫，女封夫人、孺人之类)，一般都记载，如《章佳氏哈拉宗谱》《满洲苏完瓜尔佳氏全族宗谱》《那拉氏宗谱》《福陵觉尔察氏谱书》《佟氏宗谱》《镶黄旗钮祜禄氏家谱》《正红旗满洲哈达瓜尔佳氏家谱》等，都有这种记载，为我们了解旗人家族的入仕、任官情况及家族势力、族人身份地位等，提供较系统的资料。还可以与汉人家族作对比，看一看各担任什么官，又是通过什么途径入仕的，这也是研究满族史、宗族史的重要内容。

考察某些世家大族的势力，也只有通过该家谱才能了解全面。比如常说的康熙帝的外祖母家官宦势力很大，有“佟半朝”之称，那么具体情况怎样？有多少人任官，又任的什么官，在《佟氏宗谱》（佟达礼支系）中，就有全面记载，其他资料不可能全面记述某家族的这方面内容，尤其是任中低级职官的人，官方不为其立传，一般资料也不记载，而其数量又较多，缺了这部分，就无法见其全貌、整体数量，而族谱在这方面系统集中的记载，体现了其独特价值。

另外，族人有爵者，在谱单、谱书世系中也会有记载。皇家之外的旗人爵位，主要有公、侯、伯、子、男，另外是轻车都尉、骑都尉、云骑尉、恩骑尉，也可归入爵的系列，又统称为世爵世职。清代的旗人尤其是满洲旗人，立军功者甚多，而爵位主要是因军功所得，所以清代的有爵位者多是八旗旗人，尤其是公、侯、伯爵，绝大部分是旗人，汉人得此类高爵者较少① 见《钦定八旗通志》卷274的《封爵表五》至卷227的《封爵表八》，卷277的《世职表一》至卷309的《世职表三十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清史稿》卷168至卷173《诸臣封爵世表》一至五，中华书局标点本1977年。朱彭寿《旧典备徵》卷2《封爵考》，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有爵位者，在社会中具有较高的身份地位，有法律特权。另外，清代政策，凭爵可以选为职官，还可荫子为官。以爵选任武官，公、侯、伯、子（精奇尼哈番），可授为八旗都统、副都统。男爵（阿思哈尼哈番），可授为八旗副都统。子、男、轻车都尉（阿达哈哈番）、骑都尉（拜他喇布勒哈番），可授为前锋参领。骑都尉、云骑尉（拖沙喇哈番），可授为参领。世爵世职还可充任文官，如男爵、轻车都尉，可授为各部院郎中，都察院科道官，骑都尉可授为六部各司的员外郎。云骑尉，可授为六部主事。郎中、员外郎、主事，分别为正五品、从五品、正六品官。另外，凭爵还可荫子为官，公、侯、伯之子为荫生，可选为部院衙门的从五品官员外郎，子爵、男爵所荫之子，可选为六品、七品官，相当于汉人进士所选任的品官。清代不少旗人通过世爵世职任官或荫子为官，对清代政治产生较大影响，是满族史也是清代政治史中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而系统研究这一问题，家谱是不可或缺的资料。

族人任世职者，另一重要方面是世代承袭佐领官。清代的八旗佐领，不计包衣佐领、管领，也有一千多个，近四分之三都是世管佐领，佐领官由该佐领某家族的某支族人世代充任。充任佐领官，在族谱世系中有记载，据此可了解该家族对佐领的承袭情况、承袭人所在支系的变化，而官方则曾针对承袭导致的族人间的矛盾，对承袭原则制定制度，凡此，都是八旗制度应考察的内容。

这类用于承袭世爵世职的世系表的纂修也较多，这与其世职、爵位的承袭需要对世系关系作文字性的明确有关，也是官方的要求，为的是避免族人间因爵位、世职之承袭产生争执。

族人的任官、诰封、世爵世职，在谱中的人物传、仕宦表、恩荣录等部分也有记述，可互相参照利用。有的家谱有族人披甲、出征的简单文字，为研究八旗以丁抽兵、家族披甲人之多少以及旗人的军事职能等提供一些信息。

另外，有的家谱记族人妻妾姓氏，对了解、研究满族内部及与汉人的通婚，以及满汉关系、民族融合也有参考价值，详见后面的专题介绍。

（二）人物传记及族人事迹的其他记载

满族家谱的人物传记，有的简略，有的详细，都有价值，大多是官方不予记录的，可补官方文献资料之不足。

官方国史馆所作人物传记，都是官品、地位高以及有较重要事迹者。但研究历史不能光靠这些人的传记，而那些大量的不入国史馆人物传的人物，他们的情况是反映政治、社会全貌不可或缺的内容，对这些人物的记述，家谱是重要甚至是主要的资料，满族家谱也是如此。

《（辉发）那拉氏家谱》，有“人物传略”一目，传中人物大多属于中级官员，传文叙述他们从举人或其他资格选为低级官员始，一步步升调什么官职，都一一记述，如延庚，由举人选任知县、署知州、升知府。其高级官员，其初入仕时的情况也记载甚详，如麒庆，是由廪生考举人，选笔帖式，后来又考为进士，再授工部主事，进而逐步升任员外郎、郎中、詹事府庶子、翰林院侍讲学士、侍读学士、日讲起居注官、内阁学士、镶黄旗满洲都统、工部侍郎、热河都统。《高佳氏家谱》的“宗支谱”，也是这方面的内容。[1]848－851

还有的谱书，是在世系的人物之下，叙其生平、爵、职、履历等。如《讷音富察氏增修支谱》的“世系”，记：穆诚额，由官学生考补户部笔帖式，荐擢本部郎中，进而监察御史、鸿胪寺卿、内阁学士；良格，精通翻译，由官学生考用翰林院笔帖式，以后又考进翻译生员、翻译举人，进而荐擢礼部郎中、太仆寺少卿；傅良，由生员考取翻译举人，考中内阁中书，在军机处行走；岳色，由前锋从征云南凯旋，议叙，补用印房笔帖式，升杭州理事同知，此后逐步任刑部员外郎、郎中、翰林院侍讲学士、都察院副都御史。[1]447－453

上述这方面记录，为职官尤其是中下级职官的选任提供了较为详细的材料。而入国史馆人物传的官员，一般只详记其升调高职的情况，以前的任职经历不载。而要全面了解职官选拔的全部环节、选任制度的实际履行情况，这种家谱传记就提供了较为难得的参考资料，尤其是反映了满人入仕比汉人起点低、升迁快的具体情况，如上述富察氏家族的穆诚额，由官学生考补笔帖式，再升郎中，而汉人，则需考中进士，才授为低于郎中两级的主事，数年后才可能升为郎中。同家族富察氏的岳色，则是从一个没有学历资格的前锋兵，因参战议叙（即奖励），而任用为低级文官笔帖式，进而升中级官同知、郎中，最后竟升为都察院的副长官副都御史。凡此，都是汉人无法想象的。

其他方面的内容也有反映。如上述富察氏家族的双德，谱书世系该名下，记载他“设立满汉家塾，令族中子弟就学读书，并备饮馔。藉以成名者甚众”[1]448，反映了满人家族教育以培养族人仕进的情况。这种家族基层的内容，也是官方文献很少记述的。

同类形式记述一般族人事迹的家谱，不作赘举，见注中所列①还可参见《李氏谱系》，李成梁后裔的族谱；《沈阳甘氏家谱》，名臣甘文焜家族的谱书；《佟氏宗谱》，康熙帝外戚之家族谱书；《京都吉林宁古塔三姓等处厢黄旗陈满洲关姓宗谱书》等。以上宗谱《清代满族家谱选辑》均收录。。基层族人的日常生活、人际关系及其他内容，还可见下举之（六）宗规家训的间接反映。

即使官方修史已经立传的人物，家谱的该人物传记也有独特价值，体现在两方面。

1.修传者的记载重点、角度不同，家谱所记的族人内容，有其不同于国史馆所修该人传记的价值。以《镶黄旗钮祜禄氏家谱》的额亦都家传为例，就有清国史馆所修额亦都传没有的且很有价值的内容，尤其是努尔哈赤起兵至天命建元以前之事，事关额亦都者，该家传尤详，事关满洲草创期历史，可补官方典籍之不足。其中涉及其家族佐领的记述尤为珍贵，额亦都曾因战功被赐予三个佐领，这三个佐领在该家族中的具体情况，国史馆的额亦都列传对此略而不记。而此谱的额亦都传，则记这“三佐领隶公（家族人对额亦都的敬称）家，且诏无预上役，为公私属，供田虞，并采人参、备药物以奉公，下及诸子，各有分赡”。官方典籍如《清太宗实录》，几处有额亦都家有三个专管牛录的记载，因对“专管牛录”无具体解释，今人不得其详，而家谱中关于额亦都三个专管牛录的这一记述，使我们得知，这专管牛录实即分封功臣贵族，而给予的私属诸申，可为额亦都私家服役，具有一定的人身隶属关系，属于八旗分封制的内容，为我们了解当时异姓领主的八旗分封及八旗制度，提供了难得的资料。

2.官方传记、族谱传记，撰写上各有出发点、倾向性，在材料内容取舍上不相同，各具价值。官方修史，对立传人物的褒贬、正反面事迹的记述，难免不受皇帝意向、官方观念论调的影响，因此，材料的取舍影响我们对该人物的全面了解。比如阿灵阿为满族八大家之一的钮祜禄家族的重要人物，额亦都的后裔，袭公爵，任高官，但因为曾与人密议推举皇八子胤禩为皇太子等等原因，遭雍正帝忌恨，在国史馆所修《阿灵阿列传 附：子阿尔松阿传》中，除了记其出身、袭公爵、任都统、尚书等职官这些基本内容外，其余则是记其卑劣的事迹，如与其兄法喀不和，对法喀进行诬谤等。尤其是传中所引雍正帝的上谕，更代表了最高统治者对此人的评价：“本朝大臣中，居心奸险、结党营私，惟阿灵阿、揆叙为甚。……当年二阿哥之废，断自圣衷，岂因臣下蜚语遂行废立？乃阿灵阿、揆叙攘为己力，要结允禩等，同为党援，日夜谋为造作无稽之言，转相传达，以致皇考圣心愤懑，莫可究诘。此朕与阿灵阿、揆叙不共戴天之恨也……著将阿灵阿墓上碑文磨去，改镌‘不臣、不弟、暴悍、贪庸阿灵阿之墓’以正其罪，昭示永久”②《满洲名臣传》卷32，《阿灵阿列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这完全是一个反面人物的形象。

而该家族所修的《镶黄旗钮祜禄氏家谱》的《阿灵阿传》所记，则完全是另外一种形象，不妨移录于下，以作对比。

阿灵阿，生于康熙九年庚戌十二月廿四日未时，（以下任职、袭爵，同国史馆列传，略去……）辛巳年（康熙四十年），升领侍卫内大臣兼议政大臣，旋又兼理藩院尚书事，总理火器营及策妄阿拉布怛挠边。凡一切军机奏议，无不洽合上心，一时大臣无有出其右者。圣祖仁皇帝恩遇甚隆，常赐上方动用之件及上亲乘名马。甲申年（康熙四十三年），赐御书“崇先裕后”匾额，命原封敦郡王来悬。五十五年三月，得疾，即遣御医调治，期以必痊，复赐御制药，教以调养方术，又亲占易卦，爻象甚吉，特谕晓之。后病稍痊，随驾至边外，病之增减，命每日奏闻，仍不时遣内侍看视。因服药无效，不思饮食，二公主常有自制之饭，甚能开胃，圣祖仁皇帝命公主制以赐之。围内所得狍鹿等鲜物，常即时赐之。至热河，疾复作，乃命先回京，着随围所有族人护送。又谓山路不宜车行，自古北口坐备用船至京，令子弟每日一奏病势之增减外，仍常遣亲军侍卫驰驿看视，至家之日，遣内侍首领看视。时有西洋名医奉诏至京，即遣来看视。又着善能消遣人烦一内侍来，日夜扶持，至十月二十一日卒，享年四十七岁。圣祖仁皇帝闻之，深为悼惜，着左翼王贝勒等来吊，遣镶黄一旗大臣、侍卫致奠茶酒，赐上驷马四匹，银二千两，令分属九佐领官兵俱穿孝服。皇太后遣首领赐茶饭，妃嫔皆遣首领赐茶奠酒。至发引前一日，遣首领守宿。送灵发引之日，圣祖仁皇帝复命世宗宪皇帝（此指当时的雍亲王胤禛——引者注）率恒亲王、敦郡王、果亲王以及镶黄旗一旗大臣侍卫护送，又命果亲王福金公之幼女亦送至墓所，追谥敏恪，立碑墓上，赐恤葬银一千五百两，遣礼部大臣读文致祭，葬于里八台祖茔之东北新营。①《镶黄旗钮祜禄氏家谱·阿灵阿传》，嘉庆家刊本。

其家谱所记这些事迹，不会是凭空捏造，可见，康熙皇帝与阿灵阿的关系是十分密近的，诸如御赐匾额、御物，屡遣御医为其治病，甚至命公主作美食赐之，死后葬礼之规格隆重，都是皇帝“恩遇甚隆”、无限荣耀、风光之事，非一般人可比。而如果我们仅阅读国史馆列传资料，便不能对阿灵阿这个重要人物作全面了解，这也正是家谱传记资料的参考价值所在。官方、私家这两个传记截然相反的内容，应该说各有参考价值，但都不全面，有的带有片面性、偏颇性，这是利用时应注意的，以后还要专门谈这一问题。

（三）满族女性资料及婚姻内容

我曾见到几部满人族谱，所记女性方面的内容，比一般汉人家谱丰富得多。对族人所娶之妻，不仅记其生卒年、姓氏、葬处，嫁给本宗族时的时间或年龄，而且对其娘家所属旗分、父亲或祖父、兄弟的任官、职业等也记述。对本宗族之女儿的记载内容更多，如生卒年、齿序行次、出嫁情况，有的还记述夫婿的姓氏、职业、任官、谁之子或孙，所属旗分。有的家谱还记女儿的字号、出嫁年，甚至与夫婿生育子女的情况，都记在该女儿的名下。对女性尤其是对族中女儿的这种相对系统、详细的记载，在汉族家谱中很少见，因而十分难得，颇具珍贵性。以下列举笔者曾见到的几部。

《叶赫那拉氏世系生辰谱》，乾隆朝修。此后，族人又于原谱上添加文字而续记，至道光年间。此谱对主体人物常钧的所有妻妾全部列入，而不论其是否生有子女，这在汉人族谱中少见。这些妻妾，嫡妻，后人以其身份属于嫡母，简写作“母”，庶妾，有的写作“庶母”，有的写作“姨娘”，二者又有区别，生有子女者称为“庶母”，写作“姨娘”者，其下未记生有子女。该谱的最大特点，是对本族女儿的记载，与该族男子一样，各女儿都记生卒年、所生子女数、儿子的名字。各女的夫婿，也都记姓氏名字、旗属、科名出身、任职、生卒年。二人所生子女，是记在该女儿的名下，而不记男性夫婿名下，夫婿之其他妻室及所生子女则不记入，可见是以本家族女性为主。体现了该宗族对本族女性的重视。

《辉发萨克达氏家谱》，光绪朝修。此谱的男性之下，无论其所娶妻还是所纳之妾，都记其娘家姓氏、旗属或籍贯，有的还记其是谁之女、父祖任何官职等，另外是妻妾的生卒年、享年寿数、葬地。该家族的女儿，都记其排行、名字号、生卒年，以及出嫁之年、丈夫的旗属、科名、任职、生卒年、父或祖的名字和官职等等。其中对妾的情况、本族女儿出嫁的时间、未出嫁者葬于本家族墓地穴位等等的记载，在一般家谱中是不多见的。

《图门世谱》，此谱为满洲旗图门氏家族的谱牒。此谱对女性的记载，妻、妾用字不同，所娶之妻，谱中记作“配”，记其生卒年，某旗某姓某官之女。妾，谱中写为“副”，记其姓氏。女儿，全部列入，甚至包括殇者，这在一般谱牒中罕见。女儿成年者，则记其齿序（即排行）、生母、嫡出还是庶出，所嫁入的旗分、夫婿姓名，有官职者记上。

《家乘绀珠》，咸丰朝纂修，该族为伍弥特氏，正黄蒙古旗人。此谱中，男性的妻室，皆记生卒年、享年岁数，有的还记其“来归”即嫁到本族的年岁，以及生子之时的年岁。最详者，是纂修者花沙纳及其兄弟的子女，记他们的女儿，无论夭殇还是成年，全部记入，幼殇者，有的还记其死因。成育或成年者，记其生年，出嫁者，都记其出嫁之年、夫婿情况等。

《镶黄旗钮祜禄氏家谱》，为清初五大臣之一的额亦都家族的族谱。由于该家族制定有各分支族人平时搜集族人资料以备续修家谱的制度，因而此家谱对男性娶妻纳妾，所生子女，及本族女儿的出嫁情况，有比较系统的记载。这种对家族女性比较系统的记载，为我们考察该家族的婚姻提供了难得的资料。①关于《叶赫那拉氏世系生辰谱》《辉发萨克达氏家谱》《图门世谱》《家乘绀珠》《镶黄旗钮祜禄氏家谱》《（吉林）他塔拉氏家谱》的详细论述内容，参见拙文《满族家谱对女性的记载及其社会史史料价值》，《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七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

《（吉林）他塔拉氏家谱》（魁陞主修），此谱内容时间跨度较长，由入关前到宣统年间，宗族人口又较多，因而婚姻方面的记载相对也多。此谱于男性之下，记其妻室的姓氏、所属旗籍或民籍，以及他们的女儿嫁给某旗或村屯某人，为了解该家族婚姻情况提供了较多材料，这也是此谱较有价值的内容之一。

以上这类有女性记载的家谱，不仅仅是增加了半数人口的问题，正是因为有了这增记的另一半人口，才使婚姻、家庭、人口方面的很多情况得以完整体现出来，否则无从谈起。从家庭史方面而言，因成员比较完整了，还可考察其家庭结构，从某些谱中可进一步获知哪些人有妻又有妾，哪些人终身未娶，子女的嫡庶出身、家庭成员等级性，以及族中女儿出嫁情况、有无女儿终身未嫁者、出嫁者的夫家情况，以及由此反映出的门第联姻、婚俗等。②参见拙文《满族家谱对女性的记载及其社会史史料价值》，《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七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这类内容，在前举《叶赫那拉氏世系生辰谱》《辉发萨克达氏家谱》《图门世谱》《家乘绀珠》《镶黄旗钮祜禄氏家谱》《（吉林）他塔拉氏家谱》等家谱中有较多的记述。

婚姻，既是社会史方面的内容，有的家族的婚姻还有政治方面内容，有的婚姻资料则这两方面兼而有之。从家谱的婚姻资料中考察这些问题，后两种家谱《镶黄旗钮祜禄氏家谱》《（吉林）他塔拉氏家谱》因部头大，记载的时间段较长，男女婚嫁的内容较系统，因而价值较大。通过对婚姻双方诸种信息的了解，可以看出很多问题。③参见拙作《八旗与清代政治论稿》第十四章“八旗旗人的婚姻及其与政治相关之内容——以家谱为主的考察”的论述，人民出版社2008年。本文是从家谱的史料价值的角度作介绍。

笔者曾对《镶黄旗钮祜禄氏家谱》的婚姻情况作了全部统计，共得1385例，通过分类归纳，得出以下认识。

1.该家族与八旗下的满洲旗、蒙古旗、汉军旗及内务府包衣旗人都通婚，但有多少之不同。与满洲旗人通婚为1087例，占总数的79%，是通婚的主要范围。与蒙古旗人通婚115例，占8%。与汉军旗人通婚为183例，占13%，该家族娶汉军旗人之女为149人，占总娶进之女995人的15%，而嫁给汉军旗人的女儿为34人，占总出嫁女儿人数390人的9%，说明该家族与汉军旗人的通婚，娶汉军旗人女的比例，显著高于本满洲家族女嫁给汉军旗人的比例。其中所出嫁的女儿中，未发现有嫁给民籍汉人者。而族人男性所纳之妾，则有汉姓女，不少人未标旗籍，其中可能有非旗人的汉族女。八旗内部的满洲旗人与汉军旗人结亲，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满汉通婚，从民族血缘上讲，也属满汉民族融合问题，这种满汉通婚将在两方旗人之家繁衍混血后裔，即：一方面该家族男性娶汉军旗人女，生育满汉混血子女，另一方面，汉军旗人娶该家族女，生育汉满混血子女。这种情况的八旗内部的满汉通婚，在正蓝汉军旗人督抚张朝璘、张朝珍家族的家谱《张氏族谱》、正蓝汉军旗总督甘文焜家族之谱书《甘氏家谱》中也有反映，可查阅。

2.与同旗人结亲人数比例甚大。对额亦都的钮祜禄氏宗谱的婚姻统计数据显示，与同旗也即本镶黄旗（包括此色旗下的满洲旗、蒙古旗、汉军旗这3种旗）旗人的通婚人数，显著多于八旗的其他7旗：与同旗通婚470人，与其他7旗通婚总数才915人，平均每旗131人，与同旗通婚人数是其他7旗每旗的3.6倍。这种现象，在其他旗人家谱中同样可以见到，主要出现于在京之旗人家族中，如前举汉军旗人张氏家族，族人主体为驻京旗人，与本正蓝旗同旗通婚人数为83人，与其他7旗每旗的通婚人数为34人，与同旗人通婚人数是其他七旗每旗的2.4倍。甘氏家族，7支族人5支驻京，与同旗人通婚者共146人，而与其他7旗总计207人，平均每旗30人，即与同旗结姻者，是其他7旗每旗的5倍。造成这种现象，其原因主要是八旗以下制度：（1）京城八旗，同旗人居住在同一区域；（2）同色旗下的满洲、蒙古、汉军这三个固山（旗）是同一行政单位，很多事务是在同色旗内部办理，这三个固山之间有行政关系、三固山人之间交往与了解也较多；（3）较大的军事组织兵营也由同旗人组成，如护军营。所以就大多数的一般旗人而言，他们平日接触了解较多的，是本同色旗之人，而结姻乃儿女终身大事，无论是为女儿选夫婿、婆家，还是为儿孙选妻室，对婚姻男女当事人及其家庭成员、家境等情况了解是最重要的，同旗之人了解较多，因而结亲也较多。另外，结成姻亲关系后，往来也较多了，互相知根知底，有些人家还喜欢亲上作亲，姻亲之间有可能会继续联姻，进一步增加同旗人结姻的数量①参见拙文《满族家谱对女性的记载及其社会史史料价值》，《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七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结姻，形成姻亲关系，这种关系带有亲缘上的世代连续性，同旗姻亲较多，会形成姻亲势力，旗人家谱中反映的这种姻亲关系与势力，是否会造成某些政治影响？值得进一步研究。

3.钮祜禄氏家族与皇家及八旗高级官员多家通婚。额亦都家族与皇家之通婚，官方文献多有记述，毋庸赘举。而与旗人世家结为姻亲的较多记载，则是该家谱的独特价值，也是考察当时政治值得注意的问题。它结成官场上的政治性姻亲关系，对当时政治不无影响。仅举数家以供参考。

清初，额亦都第十五子索浑之女嫁图海，图海后来曾任大学士。额亦都之孙达达海，娶同旗觉罗吏部尚书科尔昆之女。康熙朝，奉天将军棠保住(或作唐保住，额亦都第十子伊尔登后裔)，与礼部尚书贝浑诺为儿女亲家，棠保住长子御前大臣瞻布，娶大学士马尔赛女。三子舒明阿娶大学士佛伦女。额亦都幼子遏必隆子孙为高官显爵者更多，除与皇家结亲外，多人与八旗高官显贵之家结亲：阿敏尔图，乾隆中期热河总管，有二女分别出嫁大学士阿桂、礼部尚书五灵安之家。爱必达，乾隆朝迭任督抚，与湖广总督、巡抚雅尔哈善、总督开泰均为儿女亲家。爱必达，与大学士杨廷璋是儿女亲家。阿里衮，乾隆时长期任侍郎、督抚、尚书，其妻为乾隆朝久任总督的马尔泰之妹。策楞，在乾隆前期亦多次任督抚，与吏部尚书托庸、吉林将军萨拉善、福州将军萨哈岱、大学士舒赫德、工部尚书纳穆扎尔均为儿女亲家。

高官显宦之家结为姻亲，形成政治势力，也难免结党营私，其对政治的影响值得注意，满洲世家大族族谱所记这方面的通婚资料，因而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还有个别谱书，将族中所娶女性之诰封、娘家人任官情况等作特别记述，以显示家族荣耀，反映了该家族之联姻、亲戚势力状况。如《牛胡鲁哈拉——郎氏宗谱》，便专立“外戚内家”一目，列叙族中诰封夫人、淑人、孺人者及其娘家父、兄弟等任何高官等[1]772-773。

《镶黄旗钮祜禄氏家谱》还记载，乾隆帝之生母，乃京畿宝坻县汉人彭氏所生之女，因而乾隆帝有汉人血分，这也是满汉通婚的重要史事②详细内容参见杜家骥《乾隆之生母及乾隆帝的汉人血统问题》，《清史研究》，2016年2期。

关于婚俗的反映，归入下一小节叙述。

（四）对满族特殊习俗的某些反映

仅举较有研究意义的两方面：婚俗、葬俗。先介绍某些族谱对特殊婚俗的记载。

古代的一些婚姻旧俗，如中表婚、姐妹同嫁一夫，姐妹嫁兄弟，以及收继婚等，在以前的社会阶段是司空见惯之事，人们也不以为非。随着社会的发展，某些婚俗会逐渐被摒弃而消失，所以以上结婚现象，今天看来已属特殊婚俗了。了解这些婚俗，对于全面认识当时人们的婚姻行为及相关问题，是有意义的。满族家谱中，就有不少这类特殊婚俗的记载。

中表婚，是姑舅子女、两姨子女之间的结姻。

《镶黄旗钮祜禄氏家谱》记载，遏必隆之子音德，娶正白旗汉军总督董维国之女，音德之子纳亲，又娶董维国的孙女。英赫资，妻为正白旗觉罗尚书七十五之妹，其子额楚之妻又为七十五之女。英赫资之女嫁汉军旗人副都统金无极，英赫资子德通之女又嫁金无极之子，是姑姑侄女嫁父子。以上均属中表亲。《（吉林）他塔拉氏家谱》所记常顺、舒章阿两家的祖孙三代，均娶富察氏之女，付谦、定柱父子同娶周佳氏之女，克蒙阿一家的姑姑侄女同嫁纪氏，都有可能是中表婚。而富平阿、富永阿兄弟二人同娶洪佳氏之女，富平阿之子永贵也娶洪佳氏之女，则不仅为中表婚，还属姐妹同嫁胞兄弟。

再如姐妹同嫁一夫，姐姐死后妹妹为姐夫续弦。《镶黄旗钮祜禄氏家谱》记载，噶尔炳阿，其发妻为“富察氏副都统大成之孙女”，此女死后，噶尔炳阿又“继娶大成之次孙女”。讷尔恒额原配是“二等侍卫德喜之女”，以后又继娶此女的妹妹。还有图敏、伍住二人，都是妻死后，以小姨“续弦”。姐妹同嫁一夫的现象，在前举两个汉军旗人的家谱中也有不少记载，如正黄汉军旗人金玉和的长女和四女先后嫁给了张朝璘。甘文英的两个女儿，先后嫁给了镶蓝汉军旗的府同知陈九昌。甘国疆，先后娶总兵周於仁的长女、次女，等等。还有不少，不赘举。妹妹为姐夫续弦填房，这种婚姻现象所以称之为是婚俗，是因为它在古代乃至近代很常见，其原因，一是女儿之母家对女婿及其家庭较其他人家有较多了解，没有恶劣情况或比较满意，便继续作为女儿的出嫁之家。还有是世婚习俗。另外一个更重要原因，是为照顾姐姐的遗留子女，以免其受非亲后母的虐待。① 参见拙文《满族家谱对女性的记载及其社会史史料价值》，《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006年刊。

（编者注：因篇幅问题，此稿分两期转载）（供稿：边溥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