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宗族的自治与国家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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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族作为由共同祖先界定出来的父系群体，是一个有组织的系统，以祖先崇拜聚合族人，强调共同体意识和互助精神，并有相应的规范。宋明以来的宗族制度包括祠堂、族长、族谱、族田等内容，其核心是祠堂族长的族权，宗族凭此实行一定程度的自治。“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宗族的凝聚，强调孝敬祖先。宗族的大规模组织化与普及化始于晚明，至清代进一步发展。这既是宗族自身的演进，也与清朝对宗族的治理密切相关。

一、孝治宗族

清朝皇帝虽然是满族，但对内统治以儒学为官方意识形态，奉“以孝治天下”为既定国策。清承明制首先表现在教化体系方面，早在顺治九年（1652），就将明太祖的“圣谕六言”颁行八旗及各省，即“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康熙九年（1670）向全国新颁“上谕十六条”，前两条即为“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强调孝治与宗族的重要性。“上谕十六条”模仿并超越“圣谕六言”的作法，标志着清朝统治者将教化作为治国重点。雍正帝则对“上谕十六条”逐条解释，成洋洋万言的《圣谕广训》，于雍正二年（1724）颁行天下，并在全国大力推行宣讲，形成了有特色的教化政治。

推行孝治离不开宗族，《圣谕广训》指出“笃宗族”与“讲孝弟”的关系是“宗族由人伦而推，雍睦未昭，即孝弟有所不尽”，把贫富、贵贱等矛盾的原因归结成忘为宗族，告诫人民都是祖宗的子孙，不要视为途人。《圣谕广训》还指出“笃宗族”的具体措施包括“立家庙以荐蒸尝，设家塾以课子弟，置义田以赡贫乏，修族谱以联疏远”。

清代各地特别是南方地区多聚族而居，强宗大姓皆有祠堂（又称宗祠、家庙、公堂等），供奉祖先牌位以行祭祀。祭祖为尽孝道，使族众凝聚在祖先庇佑之下。祭祀以昭穆世次为序，起到强化尊卑等级关系的作用。祠堂又是处理宗族事务的地方，一般由族长负责，族众繁衍，下设房长（或支长、分长）分别管理族众。

“国有宗庙，家有宗祠。”清代提倡士大夫修建家庙，规定品官于居室之东建家庙，一品至三品官，庙五间，中三间为堂，阶五级；四品至七品官，庙三间，中为堂，阶三级；八、九品官（在籍进士、举人视七品，恩、拔、岁、副贡生视八品），庙三间，无堂，阶一级，奉高曾祖祢四世，每年四季择日祭祀。官员们身体力行，纷纷修建家庙，以为民先。

宗族一般都有一定数量的公有财产——族田，用作祭祀、赡族和修谱、助学之用，于是有祭田、义田、书田等名目。清朝通过旌表乐善好施来提倡宗族设置族田，对“捐赀赡族”加以奖励。官府为宗族设置族田立册存案，载入志书，给予执帖，勒石保护。清律禁止盗卖盗买义田祠产，而且有祠产例不入官的规定，并给予赋税方面的优待。

宗族的义庄（义田的管理机构）、宗祠常设有族学（又称家塾、义塾、义学），用族田收入充当经费，接收族中贫寒子弟免费入学，并奖励学有所成的宗族子弟，以推行孝治，维护伦理纲常。族学教学内容，童蒙阶段以《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等为主，其后则教以四书五经等内容，为科举考试作准备，希冀族人得取功名后为官作宦，光宗耀祖，以扩大宗族影响。在旌表乐善好施中，义学作为善举也被表彰。

清朝大力倡修族谱，族谱成为了孝治教化的重要工具。有的族谱认为，修谱有“五义”：报国恩、述祖德、敬宗收族、训子孙、有无相通，“使子孙能推孝弟之心，以睦姻任恤也”。族谱通常将“上谕十六条”载于篇首，作为族人的总的指导，并载有族规家训这些宗族的成文法，以管束族人，维护族权。

宗族也表现为同居共财的大家庭，是以孝治家、宗族敦睦的一种象征。《圣谕广训》第二条中，号召人们学习唐代张公艺九世同居，宋代江州陈氏七百口共食。清朝旌表同居共财的大家庭，以此支持宗族制度，风教天下，实现孝治。累世同居即六世以上同居的家庭，实际是宗族共同体，旌表一般给银三十两，建立牌坊，常赐御书匾额“世笃仁凤”“敦睦可风”“敦本厚俗”等，有时还赐以御制诗，加赏上用缎匹，以示优异。笔者统计嘉庆至同治四朝旌表的累世同居53例，略高于前代。五世同堂实际是家族共同体，比较普遍，清代将其单独旌表。清代旌表五世同堂始于乾隆朝，《清实录》从嘉庆到同治四朝的年终汇题中，留下了旌表五世同堂的纪录，累计3217家，年平均41家。

二、宗族审判权与处死权

祠堂族长订有族规家训约束族众。一般来说，训范多从抽象的儒家伦理纲常方面教化族众，规约则是对族人具体行为的要求，体现祠堂一定的司法权力。族规家训的第一条往往是讲孝，要求族人移孝作忠，做官的族人平时工作要恪尽职守，不贪污，不结朋党，不苟和他议，公而忘私，到了国难临头，为君视死如归；对大多数普通族人来讲，则要忠君为国，遵守《圣谕广训》与法令，早完国课。

清廷希望宗族法规在国家法律框架内生效，对于宗族制订法规有所监督。有的地方，宗族法规须经官府批准，既承认祠堂对族众的管理，也防止族长滥用族权，一般以前者为主。如安徽合肥县杨氏曾于乾隆十九年（1754）建好祠堂，旋修宗谱，立有条规，并置祭产。后相传而下，习俗移人，不孝不弟、无视谱列规条、以少凌长、以卑犯尊之事屡有发生，不能合宗睦族，于是该族生员数人赴县求援。嘉庆十五年（1810）知县批复：“嗣后务遵祠规，父训其子，兄戒其弟，如敢不遵，许该族户祠长等指名禀县，以凭究治，决不宽贷。”随后该族将知县条示祠规刻石勒碑。杨氏祠规还有诸如祠长对匪类、不安分者率众牵入祠内责罚的规定。

江苏常州庄氏祠堂乾隆时所定宗约，反映出宗族祠堂拥有的审判权。该约规定：“族人相争，大干法纪，自难解免，倘属田土口争、一切家庭细故、族人可为调处者，不得速行兴讼，先以情词具禀宗祠，听族长、分长暨族之秉公持正者传集两造，在祖宗神位前论曲直，剖是非，其理屈与不肖者，当即随事惩罚，甚则绳以祖宗家法，令其改过自新。若再顽梗不灵，轻则鸣鼓共攻，解官求治，重则祠中斥革，谱内削名，断勿徇纵。”祠堂的审判权，是由在祖宗牌位前论是非的审理权和依据家法的判决权（包括将族人送官惩治、开陈宗籍）组成。祠堂族长在官府支持下，藉此审判权来实现对族人的管理。宗族秩序，是政府通过倡修祠堂、批准祠规以及对祠堂审判权的承认得以形成的。

清朝政府对祠堂族长行使族权的支持，还表现在族长依据族规惩处族人的相关法律政策上。祠堂族长对族众可以惩罚，甚至可以处死族人。清人魏禧认为，对于不肖者，“举族鸣其罪，纳诸竹笼，沉诸海而不为过”。据刘献庭《广阳杂记》记载，镇江赵氏宗族“有干犯名教伦理者，缚而沉之江中以呈官”。

雍正五年，江西永新县发生朱伦三同侄致死其弟案件，雍正帝认为：“从来凶悍之人偷窃奸宄，怙恶不悛，以致伯叔兄弟重受其累，本人所犯之罪，在国法虽未致于死，而其尊长族人剪除凶恶，训诫子弟，治以家法，至于身死，亦是惩恶防患之道，情非得已，不当按律拟以抵偿……嗣后凡遇凶恶不法之人，经官惩治，怙恶不悛，为合族所共恶者，准族人鸣之于官，或将伊流徙远方，以除宗族之害，或以家法处治，至于身死，免其抵罪。”于是九卿详议，定出凶人为尊长族人致死免拟抵偿之例。

清廷承认祠堂族长运用私法惩治族人以致处死的权力，尽管又对族权略加限制，规定“族人之诬捏殴毙者，将为首之人，仍照本律科断”。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仍导致族权的膨胀与滥施。如在江西一些地区，“私立禁约、规条、碑记，贫人有犯，并不鸣官，或裹以竹篓、沉置水中，或开掘土坑、活埋致死，逼勒亲属、写立服状、不许声张”，草菅人命，危及地方社会秩序。

乾隆帝即位后，下令禁止宗族滥权，并于翌年“定停族人致死族匪免抵之例”，将“旧例”删除。以后还有可否处死族众的讨论。乾隆二十四年，西安按察使杨纘绪鉴于宗族首领及尊长不能有效控驭族人，建议恢复雍正五年旧例。乾隆帝命刑部讨论，刑部以生杀大权不能操之族尊之手，应防籍口滥杀，否定了这一提议。乾隆帝限制宗族审判权，是要族法服从于国法，宗族不能随意处死族众，但对于族法是承认的。乾隆五年，他要求各省督抚稽察游民，“凡有此等无所事事、不守本业之人，其父兄族党者，令父兄族党严加管束，单丁独户，令乡保多方化导……不遵约束者，量行惩治”。“量行惩治”并没有严格标准，等于承认了族长对族人行使除致死之外的一切惩治权力。总而言之，清廷准许宗族依据族规惩处族众，表明清朝承认并支持祠堂族长的法律权力。

三、宗族的保甲乡约化

清朝是通过乡约来推行“圣谕六言”和“上谕十六条”的。顺治十六年严行设立乡约，每遇朔望，宣讲六谕原文。设约正、约副为讲解人员，由乡人公举六十岁以上，行履无过、德业素著的生员担任；若无生员，即以素有德望、年龄相当的平民担任。康熙帝新颁的“上谕十六条”，也在很大程度上借助乡约推行，如于成龙在黄州知府任上，汤斌在江苏布政使任上都着力推行乡约制度。

清朝也借助保甲维护基层社会秩序。早在顺治元年，清廷就令州县编置户口牌甲，规定“州县城乡十户立一牌头，十牌立一甲头，十甲立一保长，户给印牌，书其姓名丁口，出则注其所往，入则稽其所来”。顺治时期推行的保甲制，主要针对垦荒、逃人、海防、民族等问题，带有权宜之计的性质。

康熙帝“上谕十六条”其中一条即为“联保甲以弭盗贼”。康熙四十七年又重申保甲法，“弭盗良法，无如保甲，宜仿古法而用以变通。一州一县城关若干户，四乡村落若干户，户给印信纸牌一张，书写姓名、丁男口数于上。出则注明所往，入则稽其所来。面生可疑之人，非盘诘的确不许容留”，继续编立牌、甲、保十进制的保甲系统。

雍正朝不仅重视宣讲圣谕，也强化保甲制度的实行。雍正元年四月，巡视北城浙江道监察御史罗其昌上折奏陈京畿宜设保甲。具体七条建议中，第四条即将讲约作为保甲一环，并建议详加注解“圣谕十六条”，使百姓易知易晓。第七条还表达了将保甲与乡约合一的意愿。八月，雍正帝密谕各地督抚整饬营伍情弊、举行社仓备荒、设立保甲弭盗，决心力行保甲。推行保甲与设立社仓一起推行，反映出登基不久的新皇帝教养治国的理念，即以社仓养民，以保甲（包含乡约）管理教育人民。推行保甲是雍正初年的新政，有三年的试行期。

此后，很多地方官上折汇报推行社仓、保甲的情况。其中，雍正二年八月浙闽总督觉罗满保在福建的弭盗举措值得注意，反映出地方官推行保甲、乡约与治理宗族相结合的情况，这可能是导致雍正帝推行族正制度的重要原因。

满保所上第一篇奏折探讨以乡约教化约束宗族。针对当时福建盗贼问题比较严重的情况，满保提出应该“擒元恶而革风俗”。他认为，当地族大丁繁者无人管理，任其游惰，以致好勇斗狠；小族百姓互相依附，流为贼盗。故此，“消弭贼盗之源，全在责成教化，豫革其向恶之心而潜涤其已往之习”。具体措施有五点：各大姓人家俱为设立家规族约；选择二三纯谨善良人，令其每月朔望各率其一族长幼在各宗祠宣讲圣谕之后，即将家规族约反复劝谕，严加教训；如有不循教者，即会族众在各家宗祠以法处治，若再不遵，则送官严究；倘教化不先，仍纵族人为非，有犯则将其族房长一并枷责究处，另选充当；如能约束同族，改恶迁善，族风渐淳，无有败类，俟年终之时，地方官秉公考核，详请地方官给匾褒奖，赏给花红，以示鼓励。满保的作法是在当时雍正帝推行宣讲《圣谕广训》基础上提出的，实际上是在贯彻雍正帝移风易俗的理念与宣讲令，并因地制宜与福建弭盗结合起来。

第二篇奏折则是从保甲角度讨论宗族治安。当时福建山区乡村聚族而居地区游民增多，出现治安问题，族人不敢报官，互相容隐，为此建议“聚族而居者则责成房族长之稽查，杂姓分居者则严编保甲邻佑之连坐”。满保在雍正初年建议将乡约、保甲与宗族治理结合起来并不是偶然的，出于他对福建民情的认识与实践经验。

雍正四年试行保甲三年已过，清廷强力推行保甲，特别制定了在宗族中推行保甲的族正制度：“凡有堡子、村庄聚族满百人以上，保甲不能编查者，拣选族中人品刚方，素为阖族敬惮之人，立为族正。如有匪类，报官究治，徇情隐匿者与保甲一体治罪。”从雍正二年皇帝与满保交换意见至此，历经一年多的讨论与实践，自然会想到用保甲治理宗族，可以说雍正四年推行族正方案的出台，是水到渠成。雍年七年，严令全国遍设讲约所，宣讲《圣谕广训》。总体而言，雍正时期宗族受到保甲、乡约的影响而得以强化。

为维护地方社会秩序，加强政府对地方的控制，乾隆年间曾在福建、广东、江西较大规模地推广族正制，其原因是这些省份聚族而居，宗族械斗、健讼严重。乾隆朝以后，一些地区仍然程度不同地实行族正制，如嘉庆、道光时期福建延平、建宁、邵武三府实行联甲之法，各县村庄有聚族而居者，议立族正、族副。嘉庆末、道光初宗族械斗十分严重，刑部新定两条刑律：一条是针对纠众互斗之案，分别纠众人数和致毙人数定出的重惩规定；另一条是根据乾隆三十一年皇帝应广东巡抚王检的请求，决定除对宗族械斗本犯投律严惩外，将祠田分给族人的事例入律，并增加了惩办不检举械斗之族长、乡约的内容。道光时期，鉴于吏治不清、族正不得其人的实际情况，决定依靠原来的宗族组织和绅士，以稳定社会秩序，于是赋予族长、绅士以“捆送”“匪徒”的权力。

清朝推行族正制，使保甲、乡约进入宗族，宗族被进一步组织起来。而且，清代保甲与乡约二者本身也有融合与渗透的倾向。因此，我们不妨把这种情况称之为宗族的保甲乡约化。

（作者常建华，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