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满人的姓与名（二）

新闻内容：

02  名字

满人取名，同样内容丰富，来源复杂，不妨作一概括梳理：

爱新觉罗氏命名，早期受蒙古文化熏陶。被清朝尊为肇祖的孟特穆，即蒙古人常用以取名的“孟哥帖木儿”（意为银铁）。太祖努尔哈赤诸子侄中，阿敏（蒙古语“气息”意）、济尔哈朗（“幸福”意）、皇太极（“王子”意）等，都是蒙古名字。

满人早期风俗朴而不雕， 因受渔猎采集传统影响，常取禽鸟、猎具命名。在努尔哈赤家族内，多尔衮词意为“獾”、固尔玛浑词义为“兔子”、博和托词意为“驼峰”、杜度词意为“斑雀”等。满人阿穆瑚兰，即“哨牲口的口哨”；伊斯哈，即“松鸭”；乌勒格善，即“一年的鹿”；纳辛，即“马熊”；那满，即“山羊”；噶鲁，即“天鹅”；萨克达，即“母野猪”；鄂硕，即“架鹰的三指皮巴掌”；尼鲁，即“披箭”；萨喇，即“箭桶”；苏纳，即“牵狗的绳子”；逊塔，即“顽鹰的网兜”；鄂费，即“打野鸡的脚套子”。不一而足， 俱详宗室奕赓：《清语人名译汉》。[11]

满人先世生活简朴，刳木为器。幼子命名，又有察哈喇（柳瓢）、萨马拉（大木碗）、阿卜萨（桦皮桶）之类。

新生儿的排行或身体某个部位或特征， 也构成名字来源。克勤郡王岳讬，意为傻公子、呆子；贝子傅喇塔，意为烂眼边；豫亲王多铎，意为胎。舒尔哈齐第八子贝勒费扬武（芬古），意为“老疙瘩”，即幼子，努尔哈赤第十二子阿济格，意为“小”。颖亲王萨哈廉，意为“黑”；贝子博洛，意为“凉帽”。

满人有用数字命名之俗。某人出生，祖父适值七十岁，因取名“那丹珠”（满语“七十”之意）。以后流行直接用汉语数字命名， 如祖父时年六十二， 即取名“六十二”。

满人早先命名，又有阿勒巴图（村粗）、阿礼（通天鬼）、阿彦托克托（灯笼）、阿勒哈（闪缎）、鄂勒和达（人参）、僧库勒（韭菜）之类，无不随意为之。

满人早期命名直露率真， 与其古朴的生活相得益彰，即便译为汉字，初期亦不以粗陋为羞。成书于崇德年间的《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努尔哈赤作弩儿哈齐，多尔衮作多里哄。顺治九年修《清太宗实录》初稿本中，努尔哈赤孙萨哈廉作“查哈量”，侄拜尹图作“摆音兔”，女婿达尔汉额驸作“打儿汗额夫”，宗室篇古作“偏俄”。以后受汉文化濡染，始将寓意平安吉庆、福禄寿喜一类美好、雅驯的字眼运用于名字中。

满人命名，原有自身传统与特色，入关前已受到汉文化影响。清初皇室中取汉名者，最有代表性的当属顺治帝福临，取“福之将至”意。但因实录等官书中皇帝御名为避讳而缺笔，所以“福临”的满文究竟如何书写，无从得知。福临第二、五、七子分别命名福全、常宁、隆禧，均带有祥瑞之意。康熙帝自幼习读儒家经典， 深受汉文化影响， 他给十三子至十六子命名，源于《礼记》和《诗经》。《礼·中庸》载：“国家将兴，必有祯祥”。“祯祥”被认为是吉事的征兆。《诗·小雅·鸳鸯》称：“君子万年，福禄宜之”。“福禄”二字，多用为吉庆颂祝之词。十三子名胤祥，十四子名胤祯，十五子名胤禑，十六子名胤禄。玄烨没有将十五子命名为“胤福”，是避父亲福临的名讳。胤，意为后代，与下一字配合，寄托了玄烨对后辈的良好祝愿。根据同时期碑刻， 宗室中镇国公 “构孳”（godzi）、“果色”(goose)，也是汉名⑧。汉人民间，起名“狗子”的男孩俯拾即是，“构孳”是否脱胎于“狗子”，尚不敢断言。“果色”又名“高塞”，为清太宗皇太极子，清初著名宗室诗人。肃亲王豪格的儿子取名富寿（fuseo），封和硕显亲王。既富且寿，取的都是汉语里的吉祥字。在碑刻中，他们的名字不仅满汉对应，而且是汉名在先，满名只是汉名音译⑨。

以汉文福寿、吉祥、康泰等吉祥字命名，在清代成为满人习尚。顺治九年（1652 年），取中满洲状元麻勒吉，授弘文馆修撰，改名氏曰马中骥[12]。诸如文元、永祥、崇善、富祥、贵福、德昌、景和、寿山、福海之类， 都是满人中流行的名字。这类字词使用频率很高，为避免重复，只好用不同组合加以区别。乾、嘉名臣、国子监祭酒法式善，字开文，号时帆，本名运昌，高宗弘历特改名法式善， 满洲语黾勉上进。光绪年间，礼部侍郎宝廷，郑亲王济尔哈朗八世孙，其二子一名寿富，号伯福；另一子名富寿，号伯富。

满人入关后易患痘疫，婴儿多早殇，取佛保、众圣保、众僧保、众神保、观音保、菩萨保、韦驮保等带有宗教色彩名字者屡见不鲜。康熙十四年《清故淑女黑舍里氏圹志铭》 记辅政大臣索尼长孙女黑舍里氏生前取法名“众圣保”⑩；又康熙四十四年阿进达墓碑载：阿进达殁后，其妻生一遗腹子，祖母“捧负珍如掌珠，锡以佛名众僧保”，[13]意在祷祝神佛保佑婴儿顺利成长。这些命名改用汉语，远比满语易说易记，但仍带有满俗特色。

在汉文化影响下， 满人命名呈现由满化向汉化的演变，此等事例在碑文、契约文书、家谱中俯拾即是。笔者在《清前期北京旗人满文房契研究》一文中，曾就当时北京旗人中的姓名情况， 作了初步概括�7�6。指出，在汉文化涵濡下，满人取汉名或满洲式汉名不再是罕见现象，如契书中“贾宝宇”、“大嘴”之类，都是汉名；八十一、八十四、佛保，则是满洲式汉名；婴儿出生时按祖辈年龄数命名，是满洲旧俗，最初，数字命名使用满语，以后为简便起见改用汉语。则反映满汉习俗的陶融。

通过康熙年间碑刻， 可以看到满人姓名存在几种并行不悖的类型， 反映了清前期北京地区满人命名的多样性：一类为地道满语名字，诸如萨什库、瓦尔大、舒禄、阿思哈、卜达、克什兔、乌尔兔、鄂那海、色勒、都赖、法保、立哥、阿你妈、聂尔兑、厄义兔、八兔、那尔布等皆是。一类为满洲特色汉名，如七十四、四十二、三进保、长寿、存住、常寿、常保、常有、福海、奴才、药师保、花子、老米、关保、三达子、黑达子、六十五、贵禄、老哥、保住儿、丫头、索住、观音保、伽蓝保、二哥、进保、常在、来住等。一类为冠汉姓满名，如王花子、刘保住、刘索住、白阿林兔、王白呀喇、赵拉达里、李五十八、赵六十八、鲍六十七、王克什礼、李五十、刘八十、张六十八、王二吉兔、白八十一、程六十儿、马二吉兔、王八十等。镶黄旗满洲人恒斋，由部外放，辗转至四川成都后生一子，因起名成都。则说明满人命名亦具有一定随意性。

乾隆帝一向把维系满洲命名传统视为保持 “国语骑射”的一个重要保证，屡屡颁行谕旨，对臣属的汉式名字加以“纠谬”。有宗室名“望瑞”，弘历认为他的名字用汉文联写，竟成汉人名字，下令更改[9]238。又有满人叫“何督”，认为其名与汉人无异，命改“和都”或“赫督”[9]246。乾隆帝规定满人取名只准用两个字，不准用三字，以与汉人相区别。贵州按察使喜崇福进京谒见，乾隆帝指责说，“‘喜崇福’三字，竟似汉人名”，命他改为尼堪富什浑。又传谕八旗满洲、蒙古，嗣后旗人内有似此用汉人名者，永行禁止[9]255。嘉庆年间，有觉罗名“觉罗太”，颙琰（嘉庆帝）严斥他“指姓命名致蹈汉人习气”。

一般情况，汉军旗人自清初以来多用汉姓汉名，但内务府汉姓人或汉军世家， 因与满洲皇室贵族关系密切，几代以后，亦有受满俗影响而取满名者。内务府汉姓人高斌一族，因与乾隆帝结亲而地位显赫。从第三四代起，高氏族人多改满洲名字。又如汉军李氏一族，明末辽东总兵、宁远伯李成梁之后，入清之初即有用满名者：李恒忠，满名宜哈纳；恒忠长子荣祖，满名立都；第三子显祖，满名塞伯理。老二房第八世献祖（一忠子），满名代都（戴都）；李鈊（献祖长子），满名华色（花塞）；李钥（献祖次子），满名尹寿。老一房第十世向文，满名色冷（献箴第四子，又写色稜）。其满名之由来，初由清帝所赐。恒忠的满名，是任侍卫时太宗皇太极所赐。其子显祖的满名，是任侍卫时世祖福临所赐。老二房的献祖，年幼时亦曾担任侍卫，其满名是否皇帝所赐已不得而知。其实，至少在清前期，在满洲化的汉军家庭中，给新生儿取一个满名，并非寥若晨星的现象。值得关注的还有汉军郎氏，《郎氏宗谱》（又题《牛胡鲁哈拉家谱》）载自明末至清光绪年间始祖郎玉以下十代世系。第七世廷辅、廷佐、廷弼、廷相，均以军功发迹，成为汉军名宦巨族。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很大程度上保持汉人传统和文化特性的世家，却在宗谱封面上特意署上《牛胡鲁哈拉家谱》七字。按：“牛胡鲁”即满语“nioheri”的音译，汉义为“狼”，转义为“郎”。郎姓，是满洲八大姓之一，载在《八旗满洲氏族通谱》，渊源有自，但汉人郎姓与之风马牛不相及，却偏要使用这样一个满洲姓。其用意，实在耐人回味。以上情况，与满人不同，不妨说是内务府汉姓人或汉军人在一定程度上涵濡满文化的表现。

03   字与号

清代满人除本名外，又加表字（或称“字”）。表字即人在本名外所取的与本名有意义关联的另一名字。人们相互间为表敬重，以表字相称，不直呼其名，益显彬彬有礼。满人受汉人影响称表字后，称名系统趋于繁缛。此即文康《儿女英雄传》第二十九回所指：进关后不过百年，风气已为之一变。满人彼此相见，不问氏族，先问台甫（犹言尊字、大号，即初次见面，向对方请问表字的敬辞）。久而久之，不论尊卑长幼远近亲疏，一股脑子把称谓搁起来，都叫别号（即名和字以外另起的称号）。

安平郡王岳乐有子二十人，其中五人封爵。他们中间无杰出的军事统帅， 却涌现出一些痴迷于诗琴书画的高雅之士。岳乐儿子玛尔浑，自称古香主人，著有《敦和堂集》。他画的钟馗，被大学问家孙星衍收集。其弟吴尔占，号雪斋，也能诗善画。岳乐女六郡主，远嫁蒙古，三十岁即抑郁而亡于草原，据说也是诗画兼工。她曾画一幅梅花，半株生机盎然，半株几近枯萎， 为悲叹自己命运不济而作， 引起时人的同情。女孩子能同兄弟们一起吟诗作画，足见这是一个文学艺术氛围浓郁的贵族家庭。

满洲文士， 除表字外， 常用别号表示本人的旨趣、嗜好。清初满洲诗人鄂貌图，字麟阁，一字遇尧，开风气之先。高塞，清太宗皇太极第六子，雅好文学，号“敬一道人”。宗室岳端（或作袁端，蕴端）字兼山，又字正文，号“红兰室主人”，又号“玉池生”、“东风居士”，因是岳乐第十八个儿子，又自称“长白十八郎”。宗室博尔都，字问亭，号“东皋渔父”。饶余亲王阿巴泰第三代孙文昭，字子晋，号“芗婴居士”、“紫幢轩主人”，又自称“北柴山人”。雍正以降，满洲贵族中取字、号者蔚成风气。

在满洲子弟中，从清初开始，因为与汉士人频繁往来、唱酬应和，还出现了取双名和别号的习气，这也是满洲旧俗中所没有的。嘉庆帝曾忆及幼年情况，一次， 乾隆帝见他拿一把折扇， 上面的题画诗句落款，有“兄镜泉”三字，询之是十一阿哥手笔，“镜泉”即十一阿哥自取别号。乾隆帝立即为两子讲了一番道理，说做这种附庸风雅的事，殊非皇子所宜，皇子读书，只应该讲求大义，使之有益于自己身心，这些寻章摘句的作法都是“末务”，年幼之人怎能学如此虚伪的东西！乾隆帝声称自己当皇子时从来不私取别号，有过的一个别号还是皇考（指死去的雍正帝）赐的。我国家以“国语骑射”为本，子子孙孙万勿效法汉人恶习，云云。为了防微杜渐，他还命将这番话写出来贴在皇子书房墙壁上，让他们触目儆心，永志不忘。从这件事不难看出，即使对生养深宫的皇子，民间的字号习尚也有莫大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