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恒山 执笔
奉天维城学校，后改称奉天维城国民高等学校，系一所爱新觉罗氏子弟中等学校。
（一）
远在清咸丰、同治年间，清王朝在盛京举办宗室、觉罗学，吸收爱新觉罗氏子弟入学就读。戊戌政变后改称皇学（直至解放初，附近街道仍叫皇学胡同）。校址位于沈河区小南大街路西（今沈阳市第八中学校址），当时学校附近人烟稀少，树木成荫，校园甚为宽阔。后陆续建有商号、住宅，校园逐渐缩小，并被包围于各种建筑物之中。初建有宗室大厅、觉罗大厅，系旧式之宽大瓦房，为学生读书之场所。在光绪间年，又续建教学楼、宿舍楼三栋，均系砖木结构二层楼房，设有青砖为面并饰以红砖花纹的外走廊的瓦顶建筑，颇为清雅秀丽。这也是东北地区最早的二层建筑。维城校名之由来，据目前可考，因校内藏有康熙御笔“天潢维城”匾额一块，取其“维城”二字而得名。盛京改为奉天后，维城也就冠以奉天维城学校。在辛亥革命后，该校于民国初年停办，校舍为师范学校所用。
（二）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北，并建立伪满洲国政权，扶植爱新觉罗·溥仪“执政”，继而于1934年3月1日又改为傀儡皇帝。与此同时，一些爱新觉罗氏的遗老、军阀被委以要职，如宝熙、熙洽、吉兴等。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由族人发起，由溥仪以个人名义捐款（不是国库拨款）及董事们集资，于1934年8月14日，
在原皇学旧址成立奉天维城学校。
建校伊始，溥仪“御笔敕语”如下：
“胄子之教，始自虞廷。世变日新，教育益重，尔等皆世族之裔，务其奋勉向学，以蓄国家将来任使之材，朕有厚望焉。康德元年八月十四日”。
学校没有董事会，组成人员如下。董事长：宝熙、吉兴、熙洽、溥杰；董事：熙清、文启、文焕、玉德、升福、伊文、斌宣、莫得利、杜新岩、玉丕之、肇丕之，广礼、金松桥、金铭世、文礼、荣凯、景禄、恒顺、多玉和庆厚等。
学校设校长一人，始终由庆厚担任。机构极简，在校长领导下，设教务主任一人（教师兼）、训育主任一人（教师兼）、事务主任一人、舍监一人，教师十六七人。
奉天维城学校校长庆厚
在伪满的中等教育体制中，有公立与私立之分。维城既不是公立而又有别于私立，它在伪满政府登记为“财团法人”--奉天维城学校。虽属“私立”范畴，但享有公立学校之待遇（当时如私立沈阳国高、同文国高、兴亚国高等毕业生，不得报考建国大学等大学，而维城则可以报考。此种类型学校只有维城与南满中学堂）。可谓一种“特殊类型”的学校。
伪满时期维城学校的性质，与清代宫廷所办门的皇学迥然不同，系由溥仪等捐款所办的一所爱新觉罗氏子弟中学。
维城学校按当时的学制，在成立初期仍沿袭原中国学制，分初中、高中各三年。1934年成立时，即招三个年级的学生，分别为初中三年级（中一班）、初中二年级（中二班）、初中一年级（中三班）。
1937年，继续招收初中一年级（中四班）。还招收小学六年级一个补习班（补四班）。1938年，伪满教育改制，将中学改为国民高等学校，学制为四年，维城学校则改为奉天维城国民高等学校。这时除中一、二班已毕业，将高中一年级（中三班）改为国高四年级，初中二年级（中四班）改为国高二年级，初中二年级（补四班）改为国高一年级。与此同时，各国民高等学校均分科进行职业教育，各县城的国高多系农科，城市的国高多系商科，工科较少，而维城国高为土木工科。直至1944年，日本帝国主义为迫使维城逐步改变民族子弟学校性质，不允许溥仪及董事们继续捐款，学校经费无来源，只得除仍优先招收爱新觉罗氏弟子外，还扩大招收其他民族子弟二个班及少数插班生，以增加经费来源，维持办学。1945年初，日寇推行“教育一体化”，强行将奉天维城国高与南邻奉天大同学院（日本人田中办的私立学校）合并，成为省立奉天第十二国民高等学校，至此维城学校宣告结束。
维城学校从1934年至1945年初，共招收十一期学生，约二百七十余人。
（三）
维城学校在当时沈阳各公、私立中学中，是师资水平较高、仪器设备较好的一所中学。
该校所聘教师基本上都是各大学毕业生，如理化教师肇玉俊、数学教师王凤超（东北大学毕业生）、数学教师陈XX（北师大数学系毕业）、英文教师郑冷涛（北平大学英语系毕业）、史地教师博问（吉林师大毕业生）、土木教师班显信（奉天工大毕业）……。这些教师业务水平高，教学经验丰富，教学效果好。如肇玉俊当时在青年会补习学校教代数，颇受学生欢迎，在市内享有盛名，听课时有些学生不得不坐在窗台上或站着听，被誉为“肇代数”。
学校设备，由于建校初期经费充裕，专程派人从日本购进理化实验设备。其中有可供博物课实习用的矿物、动物、植物标本；有可供中学物理演示实验用的光学、声学、热学、电学……设备；有可供化学实验用的仪器及药品。这些实验设备不仅当时私立学校没有，就是一般公立学校也难以与之相比。改国高后为土木工科，又购进日本或德国制的平板仪，水准线及经纬仪等新式测量仪器多套。在测量实习时，可四五人一组实习，图书室还有一定数量的教学参考书。
维城学校的教学条件更为优越，全校共四个班,每个年级只一个班,在校生最多时达百余人。校舍有二层建筑四栋，还有不少一层的瓦房。各班均有固定教室，还有理化实验室、音乐教室、仪器室、游艺室、洗澡间等。还有供全校集会用的礼堂，礼堂楼上为宽敞的教师备课室。1942年新生入学后，要求全部住宿，共有宿舍六个每室二十人左右。校园内操场可供打篮、排、网球之用，还特在小南边门里路东购置一处更大的运动场（26,000余平方米），不仅有足球场、四百米跑道的场地，还有篮球场地等设施。
维城学校的教学，虽基本上按伪满文教部颁布的中学课程设置设课，但由于并非公立学校，所以课程设置有较大灵活性。在前期（中学）曾设有古文、论语、孝经等课，而后期（国高）因系土木工科，除设有制图、测量、土木工作法、建筑工学、道路工学等课外，为了学习土木工科的需要，还学三角、几何等课（当时国高一般不学）；特别是后期所有国高均学日语，不设英语，但维城却仍学英语。在各门课程的讲授中，有些教师不用部定的教科书，而用自编讲义或让学生记笔记，有的由于部定教科书质量低下，而另选教材或参考书（如代数）。所以，维城学校的教学质量不仅高于私立学校，而且也较一般公立学国高为好，每年考入大学（建大、师大、医大、军官学校）者有二三名。升学率较高（因为当时大学招生少，多数国高无考入大学的，而维城每年只毕业二三十名学生）。正因如此，往往有个别汉族学生在报考维城时伪报族属（42年新生中就有两名）。
学校对体育活动也颇重视，由于体育设施条件较好，前期校长亲自抓，许多学生爱好球类。足球队曾在市内比赛中夺得冠军，当时的《盛京时报》上曾有“小博问（维城队员）一脚定输赢”的报导。玉柱、玉奎亦曾获市网球冠军。再如全市国高运动会上，维城学生人数虽少，但组成的长途行军队（从东陵旧站到今人民体育场集体越野赛跑）亦曾名列前茅。在校内除体育课外还经常组织各种球类比赛。
维城毕业生，除少数考入大学，其余的人在当时谋职较易。1936年曾从中一级里动员几名年令较大者到宫内府当护军，以后日本人再不准维城学生进宫，均在社会上自谋职业。因在校系学土木工程，毕业后多从事土木建筑技术工作，亦有在其他各行业或机关学校任职的。维城校友，由于在学校学习基础较好，有的升入大学深造，有的在实践中锻炼提高，解放后在我国社会主义四化建设中，他们在党政、文化教育、工业、医疗、商业、运输各条战线上，担任着高级技术工作或领导职务，并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他们多数分布在东北各地。
（四）
维城正是因为是一所“特殊类型”的学校，所以学校大权始终未被日本人掌握，（当时公立学校校长或副校长皆为日本人，掌握学校实权），维城校长爱新觉罗庆厚，在前期还勤于校务，凡事必亲自过问，并带领学生出操训练。后期很少到校视事，校务多由台湾同胞何金生主持，这在伪满时期是少有的。教员中亦无日本人只有在何金生不在时,短期内曾有日本人任日语教师。教员中多系不愿日本人统辖下的政府机关或单位中任职，才来维城任教的，如肇玉俊虽有些公立学校聘请，他坚决不从，还有国文教员李殿堂（清代举人）竟辞去伪国务院官职，而来维城任教，类此情况不一而足。特别由于维城不仅无日本人控制，聘人又不受伪政府限制，加之更有“皇学”的“护符”，所以，一些有志于反满抗日之士，亦愿来维城任职，如1944年春，由教师班显信介绍到维城做堂役的小王（因以往的堂役多无文化的老头，而该人年轻又有较高文化素养，故称其为小王），系从关内派遣到沈的共产党地下工作者，来校工作数月后，被城内警察署特务逮捕，之后班显信则将辞职书压在教务主任办公桌玻璃板下，不告而辞。班在校任教时，一次率学生去“忠灵塔”参加祭典时，维持秩序的警察问：“为什么迟到了”？班老师素性把校旗扯下装进大衣口袋中，率学生退场；后虽被劝阻回来，又故意将校旗倒绑在旗竿上。另一次班老师率学生去南塔楂树，中午休息时，向部分学生讲述热河的八路军英勇袭击日军的战斗情景。后期还有一位教师叫陈涤非，也是我党地下工作者，他极力抵制奴化教育，反对搞“阶级服从”，深受学生爱戴。因当时日本宪兵搜捕某国高学生,陈老师很关怀地向学生讲：“你们要听我的话，把那些可能被人家抓住把柄的东西丢掉，宪兵队来人我对付他们!”“八·一五”后,他曾担任苏联红军城防司令部顾问和沈阳中苏友协负责人等职务，并带领部分学生参加革命工作。其中有的在解放战争中壮烈牺牲，有的为革命事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在维城还有国民党的地下工作者，如土木教师许承模，险些被日本人逮捕。还有史地教师爱新觉罗博问，被日本人逮捕入狱，备受折磨，险些丧生，直至日本帝国主义投降才出狱。有一次他在讲授日本史时，当讲到“天照大神”时，在讲台上说“天照大神不是人”，并围绕教室边走边说“不是人”，学生们都极为震惊，而当他重回到讲台时才说:“是神”，所以，维城学校虽然被人们称之为“皇学”，但由于有正直、爱国、进步教师的教育和影响，她的学生反而出现了不少不满敌伪统治，有一定的中华民族气节的青年。
维城学校的学生，除最后两期招各族子弟外，前九期只招收爱新觉罗氏子弟及少数蒙古王公子弟，入学时虽经考试，但无论考试成绩高低基本都被录取。学生来自东北各地，以辽宁为多。前几期招有少数女生，后来均为男生学生。有些是比较富裕家庭或官宦的子女，但多数系中层社会家庭的子女（一般公务人员或农村的中农）。在建校初期，经费充裕时，曾有奖学金制度，用以鼓励学生努力学习（80分以上为一等，75分以上为二等）.学生后期则基本上与其他学校一样，开学初学生只交学杂费、书籍费，伙食费（以1942年为例，半年要交伪满币100元，期末有结余时退回），不负担教学行政费用（如教师工资、修建费等）。在学习生活中，因均系爱新觉罗氏同族子弟，同学间比较和睦、团结，年纪大的主动关心年纪小的同学。当时极力推行“阶级服从”，下级生路遇上级生要举行手敬礼、上级生可以随意打骂下级生等，但在维城并未严格执行。学校的学习纪律、生活秩序较好。虽当时校际之间打架成风，而维城从不参与。1942年曾发生一次罢日语课事件，因当时国高二年级不满日语教师，一举罢课，时值“大东亚圣战”，罢工罢课是犯法的，特别又是罢日语课，事态严重，学校深恐日本宪兵追查，只好采取校内严加处理的办法，将为首者玉勤开除校籍，在礼堂当众用戒尺打该班每人手心两下，并向日语教师认错。
由于维城系爱新觉罗子弟学校，在学校生活中亦稍有特殊之处。其一,因均系同族,故在校学生均不冠姓，只以名相称（学生证、点名簿均不冠性），如遇二人名字相同时才冠姓以示区分。其二，要求学生在路经故宫太庙时或去东陵、北陵时，必须鞠躬致敬,在看“谱书”时,必先洗手、鞠躬后，方可查阅。其三，同学之间绝不允许用污秽的语言辱骂祖宗。其四，在校内开展活动或游戏，除按班级外，有时以“辈”字划分,当时在校学生中有:载、溥、毓、恒、启、涛、恺七辈,而以毓字辈为多,约占半数,故常以毓字辈为一方，其他各辈为另一方。最后，由于维城既为“皇学”在学生佩带之帽徽、校徽上有某些“皇室”的象征，如帽徽系椭园形，中间有维城二字,两侧为麦穗，上方为“国花”高粮花；校徽为圆形、外周呈同心圆，分别 为红、蓝、白、黑色，中心为黄色，城墙垛口状环中一个“维”字，钮扣是城墙垛口状环中有“维”字。此外还有校歌，歌词为“维城、维城，王道的先锋，道德与仁义，建国真精神，我五大洲种族，职业虽各异，人格皆平等；世界文野，吾辈皆有责任。要博爱，要息争，阐扬天赋的本性；合群策，合群力，共谋人类的和平”。学校生活反映民族特点的大致是这些。由于时代的变化，某些特点也随着逐渐淡薄了。
（五）
从上述创办维城学校过程，大致可见：
1 伪满时期举办维城学校，由溥仪为首的满族上层出钱办学，其主观上当然具有对满族子弟施以“恩惠”，以拢络满族群众的“民心”，并为其培养“国家将来任使之材”。但在客观上却为满族子弟创造一个就学机会，为我们中华民族培育了一些有用之材。
2 尽管伪满当局对青年学生施以严格的奴化教育，但由于当时维城学校的教师中，有些是具有革命的、进步的、爱国的思想，而学生又是经常直接接受教师的教诲与影响，所以在这所“皇学”中，受奴化教育却较少，反而接受了一些进步的启蒙教育。
3 由于爱新觉罗氏子弟能升入中学者较少，凡参加入学考试者均可录取。故学生水平参差不齐。但因所聘教师质量较高，教学热心负责，为此，学生在校期间提高较快，学习质量较好，升学率较高，就业后一般都能胜任工作。
4 维城学校既然是一所满族子弟学校，当时虽然在办学原则上与一般学校是一致的，共性是基本的，但在学校内部的教学上、生活上，还保持有如上述的一些民族特点。
由于维城学校的历史档案、文字资料至今保存极少，又因老一辈知情人士（如校长、教师）均已辞世，本文只是由当年在维城就读少数校友回忆所及加以整理，而且我们对办学详情知之甚寡。故此资料难免有挂一漏万和谬误之处，望知情者读后补充与订正，实为至盼!
于一九八三年八月，沈河区政协邀请原维城学校校友，座谈维城学校校史。出席者有肇玉峰、肇玉平、肇科夫、肇恒毅、毓伦、肇溥成等二十多人。
为本文提供资料者:肇审忠、肇玉栋、承丕、佐海峰、毓保、肇振洲。
匿名用户
宗谱网会员
宗谱网会员
边溥哲
匿名用户
匿名用户
匿名用户
匿名用户
辽公网安备 21010302000807号 辽宁满协(2022)第7号
咨询电话：18540068988 13998815316 邮箱：haiqing9876@163.com 官方网址：http://www.axjlzp.com
爱新觉罗宗谱网知识产权证书 版权所有Copyright © 2016 qingchao.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