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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权与后权:论清帝对皇后权威的控制与打压

本文发布于:2021-09-25 02:25:54
发布人:gary
新闻内容:

作者:毛立平,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教授

《清史稿·后妃传》载,清朝后宫“二百数十年,壸化肃雍,诐谒盖寡,内鲜燕溺匹嫡之嫌,外绝权戚蠹国之衅,彬彬盛矣”。乾隆帝也曾多次表示,本朝无“女谒”之弊。以上所述并非完全吹嘘,有清一代,除初期与末年在皇权不稳固的情况下有太后参政外,主体时段确未有女性参与政事的记载。不仅没有女性干政问题,相较于明代宫廷的频繁废后、宠妃跋扈、乳母擅权等史实,清代的确可以说是“宫壸肃清”。但是,学界对于清代后宫权力和秩序的研究还远远不够充分,目前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针对孝庄与慈禧两位太后对清代政治和历史的影响;二是讨论清代后妃的族群和出身问题,如蒙古族后妃及其家族势力,后妃与满洲贵族大姓之关系,康熙、乾隆朝民女妃嫔的来源和宫廷地位等。此外,清代后妃的地位在入关前后的变化也为个别学者所注意到。刘潞曾指出,入关前后妃可在一定范围内参与政务活动,像与皇帝一起迎接凯旋的将士,接待外藩蒙古来朝等;入关后经过近百年的“反复较量”,才逐步确立了男尊女卑的帝后格局。但对于清帝究竟采用何种方式或手段达到这种格局,尚未有学者进行深入讨论。

后权,一般指皇后或太后的权威或权力,与皇权相对应,是封建王朝女性权力体系的顶点。清代太后与皇后在宫廷内外的权力和地位既有共同之处,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受篇幅所限,本文只讨论清帝对皇后权威的控制与打压,对太后权威的掌控将于另文探讨。本文尝试从制度、礼仪、空间三个维度探讨清帝对后宫秩序的一系列规范和管控,指出皇帝逐步切断皇后与外界的联系,使得后权无法延伸至宫廷之外的任何领域,从而建立起一个封闭、隔离的内廷世界,有效遏制了后权对外事的影响和对皇权的威胁,确立了皇帝在宫廷内外独尊的地位。

一、从“母仪天下”到“恪修内职”:逐步切断皇后与朝臣的联系

皇后,对内廷妃嫔而言是位居中宫的领袖,对广大臣民而言是“母仪天下”的象征,正如册后诏书中所说:皇后“宜昭女教于六宫”,“应正母仪于万国”。因此历代册立皇后都要昭告天下,是公开而隆重的典礼。作为与皇帝齐体,共同抚育黎元的女主,皇后与皇帝一样应当得到天下臣民的忠诚和爱戴。尽管皇后身居内廷,但可以通过不同方式建立起与外朝的联结,比如接受大臣的贺笺就是其中之一。清初,大臣们常通过进笺等方式向内廷女主表达问候与庆贺,使皇后与朝臣之间一直保持着一种比较稳定的联系。

朝臣向皇后进笺庆贺,首先体现在节日庆典之时。清代宫廷节庆以三大节最为隆重,即元旦、冬至和帝后的生辰。从文献记载来看,三大节时大臣除向皇帝上表庆贺之外,亦须向皇后进笺。这一做法早在关外即已实行。“崇德元年定,元日进庆贺表笺,长至、万寿圣节进表庆贺,与元日同。”入关后,顺治朝于“八年定,元旦、冬至,直省文武五品以上官,各进贺皇太后表文一通、皇上表文一通、皇后笺文一通”。康熙四年(1665)时,礼部题请“今后每年元旦,直隶各省官员照例应进皇后笺文。至皇后千秋所进笺文,世祖章皇帝时未经赍进,无式可查,恭候上裁。得旨,元旦笺文依议行,千秋进笺世祖章皇帝时既未举行,着停止”。其时康熙帝刚刚大婚,皇后年龄尚小,礼仪尽量从简,至康熙十六年即“题准,皇后千秋笺文,照例赍进”。从此,直省文武官员在三大节时均须向皇后进笺。乾隆六年(1741)礼部奏称,“凡恭遇皇太后圣寿、皇上万寿、皇后千秋,及元旦、长至令节”,各省将军、都统、副都统等武职官员“向不表贺”,此系“大典未备”,请“照督抚例,恭进贺笺”,皇帝“从之”,将八旗驻防官员也纳入进笺范围。当然,并非所有官员都拥有向皇后进笺的资格,顺治八年规定为五品以上官员,至乾隆十三年(1748)册封皇贵妃那拉氏“摄六宫事”时,将可进笺官员的范围缩小为三品以上大员。

所谓“笺”,是官员进呈给皇后的礼仪性文札,与进呈皇帝的“表”相对应。《大清会典事例》载,“凡每岁元日、长至,在京王公百官、在外将军、都统、总督、巡抚、提督、副都统、总官兵,恭行庆贺。进表皇帝、皇太后,进笺皇后”。从实际情况来看,“笺”不仅适用于皇后,皇贵妃也可以接受“进笺”。前述乾隆十三年,在皇后崩逝、皇贵妃摄六宫事的情况下,规定“嗣后遇大节及庆贺大典,内外三品以上官,于皇贵妃前均进笺庆贺”。可见,“笺”是文武官员向后宫女主致敬的重要方式,是联结外朝官员与内廷女主之间的一座桥梁,也是后宫女主母仪天下的表现之一。清前期,皇帝还对表、笺的格式进行划一规定,如顺治八年专门颁发了“庆贺皇太后皇上表文、皇后笺文式样”;康熙四十四年,由于“朝鲜国王李焞所奏庆贺表、笺每岁更换,字句之间不能尽协,应颁定式,令其照式恭进。从之。”乾隆二十八年议定,“庆贺皇太后、皇上表文,本内及贴黄,纯用黄纸,面页用黄绫,黄签;庆贺皇后笺文,本内及贴黄,纯用红纸……面页面签……俱用黄绫”,并进一步明确,督抚、驻防将军、都统、提镇等官员“恭贺表文、笺文亦应用纯黄、纯红色,毋庸加签。”这些规定也在一定程度上规范和强化了进笺制度。

除三大节外,皇后生命中的其他重要仪式,官员也会以进笺等方式参与庆贺。如乾隆六十年曾特别下令,“册立嗣皇帝元妃为皇后”,“王公大臣以及外省督抚等”,毋庸“于朕前及嗣皇帝、皇后前呈进庆贺表笺”。这说明册立皇后时王公大臣进贺笺是以往通行之例,乾隆帝禁止官员进笺乃是特例。因此当乾隆帝薨逝后,嘉庆帝册立继后时,官员们就企图再度参与到册后庆典之中,不仅要给皇后进贺笺,一些外地汉官还恳请“进京叩贺行礼”,满族官员则“奏恳趋赴宫门,恭申庆贺”。

除进笺外,官员还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表达对皇后的忠心。仍以皇后的生辰即“千秋节”为例。入关前,皇后千秋庆贺虽未形成固定仪制,但从史料记载来看,相当隆重而公开。《清实录》载,崇德三年四月十九日,“皇后千秋节,内六旗王、贝勒、贝子等,各献金、珠、貂皮、牛、羊等物”。崇德五年虽然下令“凡遇元旦、万寿及中宫千秋节,内外诸王、贝勒等一应进献礼物,俱着停止”,但同时表明停止王公进献礼物的原因不在于降低皇后生辰规格,而是担心发生类似前代“诸侯违制不贡、召衅生乱”的现象,因而改为皇后千秋“赐和硕亲王以下、辅国公等以上银两有差”。入关后,每逢皇后千秋节,福晋命妇须进内行礼,大臣也要穿着隆重以示庆贺,部分官员还可为皇后呈递贡品。雍正六年(1728)题准,“皇后千秋节,王公百官咸蟒袍补服”。嘉庆四年改为“王公大臣文武官员俱着穿石青褂、挂朝珠”。至嘉庆二十年皇后四十正寿时,又准许“王公大臣官员仍穿蟒袍一日”,但“不准呈递如意、贡品”,只准内务府官员“穿蟒袍三日”,并“准其呈递如意、食品”。

皇后去世时的丧仪也是文武官员表达忠心的重要时机。除臣子应尽的服丧义务之外,清前期大臣们还往往请求赴京奔丧,以示臣子之义,乾隆朝孝贤皇后崩逝时这一含义就体现得格外明显。乾隆十三年三月,嫡后富察氏崩,各地官员闻讯纷纷奏请来京“叩谒孝贤皇后梓宫”。有趣的是,皇帝对于官员们的申请进行了不同层次的区别和回应,从中可以生动体现出皇帝心中对大臣与皇后关系的认知。乾隆帝认为,有些官员的请求入京,系“随众陈请,并非出于中心之诚”;而有些官员则“一闻哀信即沥诚恳请”,显然出于挚情。对于这些请求,皇帝亦给予不同的回复:督抚等文职官员事务繁忙,“原可不必仆仆道途”,而“如驻防之将军、都统等,公事尚简,与督抚自不相同”,理应进京凭吊。但督抚之中又有差别,“旗员之与汉员亦不相同”,“盖旗员地分亲近,沐恩尤为深重,一遇皇后大事,义当号痛奔赴,以尽其哀慕难已之忱”;“汉大臣则视此有间,原可不必奏请”。乾隆帝的这一系列区别透露出他对满汉大臣与帝后之间关系的界定:关系亲近的大臣,遇皇后之丧,不论从情感上还是礼义上,都应立即奏请来京奔丧、请安,“庶君臣之义,不致漠不相关也”。而对于旗人官员而言,奏请为皇后主子奔丧更是其应尽的本分,那些“迁延未奏者,现在亦交部查议”。由此可知,在乾隆初期,皇后丧仪是公开的、满汉大臣理论上都应参与的国丧。事实上,除奔丧一事之外,乾隆帝还藉由皇后之丧对“违制薙发”、“居丧不哀”的大臣大肆严惩。可以说,他利用皇后丧事在朝臣中特别是满洲大臣中,掀起一场对帝、后忠爱的教育运动。

然而,孝贤皇后的丧礼可能是清代皇帝倡导官员尽忠皇后的最后挽歌。从乾隆朝中期起,皇帝即着手进行一系列改制,逐步切断皇后与外朝官员之间的联结。此后,有关皇后的庆典和丧仪皆逐渐转为内廷之事,与外朝无涉。

如前所述,孝贤皇后去世后,娴贵妃那拉氏晋皇贵妃,摄六宫事,乾隆帝虽然允许官员于庆典时向皇贵妃进笺庆贺,但将进笺官员的范围缩小至三品以上。之后那拉氏正位中宫,朝臣庆贺之仪尚未有阙。但至乾隆二十八年,皇帝发出了第一道限制皇后涉及外事的谕令。该年,礼部进呈会试登科录本时,皇帝指出,之前每次进呈,“俱有恭进皇太后、皇后各一本”的旧例,“此系沿袭具文”,“不过循例进呈”,非“庆贺表笺”等“事关典礼者可比”,“况我朝宫闱肃穆,不惟一切政务从不与闻,即寻常细事亦无丝毫干与。似此相沿旧套,徒费抄写,自应停止”。从此,会试登科录本停止向皇后和太后进呈。

乾隆三十年,继后那拉氏因“断发事件”被摒居别宫,并于次年崩逝,乾隆帝从此未再立后,因而本朝不再有关于皇后涉外事礼仪的问题。但乾隆帝限制皇后与朝臣联结的脚步并未停止,乾隆六十年,针对即将册立的嘉庆帝皇后,他发出了第二项重要的限制举措,这一次,“事关典礼”的贺笺也被停止。该年末,即将禅位的乾隆帝发布谕令,“皇后寿节暨元旦、冬至,与外庭无涉,嗣后俱当永行停止笺贺,并以为例,以肃体制而垂法守”。与停止进呈登科录时尚且以摒弃形式化的“繁文缛节”为借口不同,此次停止贺笺的缘由直指区别“内外”。乾隆帝首次提出有关皇后的一切庆贺礼仪皆属内廷事务,“与外庭无涉”。之后他进一步将“内外之别”的范畴扩展延伸,不仅禁止官员在节庆时向皇后恭进贺笺,连册立皇后这样的大典,也在其一手策划下由普天同庆转变为内廷庆贺。

乾隆帝表示,自己禅位后,“为太上皇帝,嗣子为皇帝,其嫡妃自应立为皇后”。向来册立皇后皆颁诏天下,但此次册后,“乃宫廷一定礼仪,只当循照向例,祭告天、地、宗庙,用昭茂典足矣,何必撰拟恩诏布告天下!”与之前不仅皇后册立,连孝贤皇后去世乾隆帝都下令“布告天下,咸使闻知”的态度,可谓截然不同。对此,乾隆帝解释为:“皇后正位端闱,恪修内职”,其地位“非如皇太后之为母后,分应尊崇者可比”,“我朝家法,宫壸肃清,从不干与外事”,因此“皇后典礼,不特恩诏不必颁发,即王公大臣以及外省督抚等,亦毋庸因立后于朕前及嗣皇帝、皇后前呈进庆贺表笺”。即册立皇后不仅不再昭告天下,亦不准大臣进笺庆贺,以示皇后之责在于“恪修内职”,无需与朝臣发生任何联系。

乾隆帝的这一做法,将清代皇后地位降至历史新低。大概感觉这一改革过于激烈,数年后,当太上皇作古,嘉庆帝在册立第二位皇后时表示,“因思立后颁诏,乃本朝家法,载在会典,实亦古今同义。诚以皇后母仪天下,佐理化原,于册立之际祭告天地宗庙,并颁诏天下,以昭慎重”,恢复了册立皇后时颁诏天下的仪式。但是,“中外臣工庆贺表笺,及遇寿节令节奏上笺贺,钦尊圣训,仍行停止”,仍旧取消皇后接受王公大臣贺笺的权力。既然不许进笺庆贺,前文所述有些大臣提出来京、入宫庆贺的请求,自然也不能允准,嘉庆帝甚至斥责这些官员“有是理耶!”“俱着传旨申饬”。

此后,“内外之别”成为清帝格外留心分辨的问题。嘉庆十年(1805)岁末,礼部在具题庆贺元旦令节礼仪时,因将王公百官在皇帝之前行礼与公主、福晋、命妇在皇后前行礼之事一并奏请,而受到皇帝的严厉申斥。嘉庆帝认为,此举“殊属非是”,下令将礼部堂官“交部察议”,并明确“嗣后着将元旦令节公主、福晋、命妇等应否进内行礼,另折请旨”,不得再与皇帝接受大臣行礼于同一折内奏请,以示内外有别。

嘉庆十八年,礼亲王昭梿上书,建议仿照万寿圣节前后官员俱穿补服的先例,“皇后千秋令节,拟穿蟒袍一日”。皇帝先表示“勉从所请”,但又表示“实深愧愤”,并下令皇后生日“不必穿蟒袍,稍示区别”。紧接着嘉庆帝意味深长地说:“愿诸王大臣清夜扪心自问,究竟欲作何等人,成何等事业,三思而行,勿甘暴弃,朕亦无颜渎告矣。”

道光帝即位后,两位大臣(蕴端多尔济、广庆)在进折“叩贺皇太后万寿圣节”时,“一并缮折与皇后请安”。道光帝斥责此举“实属罕闻之事,以前内外大臣从未如此进折请安”,二人“甚属糊涂冒昧,不晓礼仪”,对其予以降职、罚俸的处分。

道光十三年(1833),皇后佟佳氏薨,在办理丧仪过程中,由于惇亲王绵恺与内大臣禧恩“引用百姓如丧考妣、四海遏密八音之说”,被皇帝斥为不妥,“令大学士、军机大臣会同礼部详查例案,悉心妥议具奏”。数日后,道光帝发布长篇上谕,首先根据所查乾隆朝孝贤皇后、嘉庆朝孝淑皇后丧仪成案,指出皇后丧仪前代已有固定规格,“后世子孙,总当恪遵成宪,不敢以私意紊典常”;其次详细考察了“百姓如丧考妣、四海遏密八音”之说的典故,指出这一说法出自《虞书》,用以形容百姓对尧帝的思念,将此用于皇后则“殊属不伦”:“况《虞书》二语,系指帝尧而言,并非指帝尧之后”,因而绵恺系“不学无术,信口乱谈!”道光帝对兄弟的这一番辩驳,其目的当然不仅仅在于皇后丧仪中的措词小节,而是通过这一问题再次在王公大臣中明确帝、后与内、外之间的轻重和区别。

经过乾、嘉、道三代皇帝的整饬和训诫,基本不再有王公大臣敢于与皇后发生任何公开的联系,对于内廷及皇后之事也小心回避,不再关心,这也是导致王公大臣之妻对作为国家“中祀”典礼的“亲蚕礼”参与毫不积极的重要原因,详见后文论述。延伸来看,直至咸丰帝崩逝,肃顺等顾命大臣不将两位太后放在眼里,其实也与前代皇帝一贯强烈主张后宫不得参与外事、不得与朝臣发生任何联系的风气一脉相承。

节选自《清史研究》202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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