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毛立平，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教授
《清史稿·后妃传》载，清朝后宫“二百数十年，壸化肃雍，诐谒盖寡，内鲜燕溺匹嫡之嫌，外绝权戚蠹国之衅，彬彬盛矣”。乾隆帝也曾多次表示，本朝无“女谒”之弊。以上所述并非完全吹嘘，有清一代，除初期与末年在皇权不稳固的情况下有太后参政外，主体时段确未有女性参与政事的记载。不仅没有女性干政问题，相较于明代宫廷的频繁废后、宠妃跋扈、乳母擅权等史实，清代的确可以说是“宫壸肃清”。但是，学界对于清代后宫权力和秩序的研究还远远不够充分，目前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针对孝庄与慈禧两位太后对清代政治和历史的影响；二是讨论清代后妃的族群和出身问题，如蒙古族后妃及其家族势力，后妃与满洲贵族大姓之关系，康熙、乾隆朝民女妃嫔的来源和宫廷地位等。此外，清代后妃的地位在入关前后的变化也为个别学者所注意到。刘潞曾指出，入关前后妃可在一定范围内参与政务活动，像与皇帝一起迎接凯旋的将士，接待外藩蒙古来朝等；入关后经过近百年的“反复较量”，才逐步确立了男尊女卑的帝后格局。但对于清帝究竟采用何种方式或手段达到这种格局，尚未有学者进行深入讨论。
后权，一般指皇后或太后的权威或权力，与皇权相对应，是封建王朝女性权力体系的顶点。清代太后与皇后在宫廷内外的权力和地位既有共同之处，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受篇幅所限，本文只讨论清帝对皇后权威的控制与打压，对太后权威的掌控将于另文探讨。本文尝试从制度、礼仪、空间三个维度探讨清帝对后宫秩序的一系列规范和管控，指出皇帝逐步切断皇后与外界的联系，使得后权无法延伸至宫廷之外的任何领域，从而建立起一个封闭、隔离的内廷世界，有效遏制了后权对外事的影响和对皇权的威胁，确立了皇帝在宫廷内外独尊的地位。
一、从“母仪天下”到“恪修内职”：逐步切断皇后与朝臣的联系
皇后，对内廷妃嫔而言是位居中宫的领袖，对广大臣民而言是“母仪天下”的象征，正如册后诏书中所说：皇后“宜昭女教于六宫”，“应正母仪于万国”。因此历代册立皇后都要昭告天下，是公开而隆重的典礼。作为与皇帝齐体，共同抚育黎元的女主，皇后与皇帝一样应当得到天下臣民的忠诚和爱戴。尽管皇后身居内廷，但可以通过不同方式建立起与外朝的联结，比如接受大臣的贺笺就是其中之一。清初，大臣们常通过进笺等方式向内廷女主表达问候与庆贺，使皇后与朝臣之间一直保持着一种比较稳定的联系。
朝臣向皇后进笺庆贺，首先体现在节日庆典之时。清代宫廷节庆以三大节最为隆重，即元旦、冬至和帝后的生辰。从文献记载来看，三大节时大臣除向皇帝上表庆贺之外，亦须向皇后进笺。这一做法早在关外即已实行。“崇德元年定，元日进庆贺表笺，长至、万寿圣节进表庆贺，与元日同。”入关后，顺治朝于“八年定，元旦、冬至，直省文武五品以上官，各进贺皇太后表文一通、皇上表文一通、皇后笺文一通”。康熙四年（1665）时，礼部题请“今后每年元旦，直隶各省官员照例应进皇后笺文。至皇后千秋所进笺文，世祖章皇帝时未经赍进，无式可查，恭候上裁。得旨，元旦笺文依议行，千秋进笺世祖章皇帝时既未举行，着停止”。其时康熙帝刚刚大婚，皇后年龄尚小，礼仪尽量从简，至康熙十六年即“题准，皇后千秋笺文，照例赍进”。从此，直省文武官员在三大节时均须向皇后进笺。乾隆六年(1741)礼部奏称，“凡恭遇皇太后圣寿、皇上万寿、皇后千秋，及元旦、长至令节”，各省将军、都统、副都统等武职官员“向不表贺”，此系“大典未备”，请“照督抚例，恭进贺笺”，皇帝“从之”，将八旗驻防官员也纳入进笺范围。当然，并非所有官员都拥有向皇后进笺的资格，顺治八年规定为五品以上官员，至乾隆十三年（1748）册封皇贵妃那拉氏“摄六宫事”时，将可进笺官员的范围缩小为三品以上大员。
所谓“笺”，是官员进呈给皇后的礼仪性文札，与进呈皇帝的“表”相对应。《大清会典事例》载，“凡每岁元日、长至，在京王公百官、在外将军、都统、总督、巡抚、提督、副都统、总官兵，恭行庆贺。进表皇帝、皇太后，进笺皇后”。从实际情况来看，“笺”不仅适用于皇后，皇贵妃也可以接受“进笺”。前述乾隆十三年，在皇后崩逝、皇贵妃摄六宫事的情况下，规定“嗣后遇大节及庆贺大典，内外三品以上官，于皇贵妃前均进笺庆贺”。可见，“笺”是文武官员向后宫女主致敬的重要方式，是联结外朝官员与内廷女主之间的一座桥梁，也是后宫女主母仪天下的表现之一。清前期，皇帝还对表、笺的格式进行划一规定，如顺治八年专门颁发了“庆贺皇太后皇上表文、皇后笺文式样”；康熙四十四年，由于“朝鲜国王李焞所奏庆贺表、笺每岁更换，字句之间不能尽协，应颁定式，令其照式恭进。从之。”乾隆二十八年议定，“庆贺皇太后、皇上表文，本内及贴黄，纯用黄纸，面页用黄绫，黄签；庆贺皇后笺文，本内及贴黄，纯用红纸……面页面签……俱用黄绫”，并进一步明确，督抚、驻防将军、都统、提镇等官员“恭贺表文、笺文亦应用纯黄、纯红色，毋庸加签。”这些规定也在一定程度上规范和强化了进笺制度。
除三大节外，皇后生命中的其他重要仪式，官员也会以进笺等方式参与庆贺。如乾隆六十年曾特别下令，“册立嗣皇帝元妃为皇后”，“王公大臣以及外省督抚等”，毋庸“于朕前及嗣皇帝、皇后前呈进庆贺表笺”。这说明册立皇后时王公大臣进贺笺是以往通行之例，乾隆帝禁止官员进笺乃是特例。因此当乾隆帝薨逝后，嘉庆帝册立继后时，官员们就企图再度参与到册后庆典之中，不仅要给皇后进贺笺，一些外地汉官还恳请“进京叩贺行礼”，满族官员则“奏恳趋赴宫门，恭申庆贺”。
除进笺外，官员还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表达对皇后的忠心。仍以皇后的生辰即“千秋节”为例。入关前，皇后千秋庆贺虽未形成固定仪制，但从史料记载来看，相当隆重而公开。《清实录》载，崇德三年四月十九日，“皇后千秋节，内六旗王、贝勒、贝子等，各献金、珠、貂皮、牛、羊等物”。崇德五年虽然下令“凡遇元旦、万寿及中宫千秋节，内外诸王、贝勒等一应进献礼物，俱着停止”，但同时表明停止王公进献礼物的原因不在于降低皇后生辰规格，而是担心发生类似前代“诸侯违制不贡、召衅生乱”的现象，因而改为皇后千秋“赐和硕亲王以下、辅国公等以上银两有差”。入关后，每逢皇后千秋节，福晋命妇须进内行礼，大臣也要穿着隆重以示庆贺，部分官员还可为皇后呈递贡品。雍正六年（1728）题准，“皇后千秋节，王公百官咸蟒袍补服”。嘉庆四年改为“王公大臣文武官员俱着穿石青褂、挂朝珠”。至嘉庆二十年皇后四十正寿时，又准许“王公大臣官员仍穿蟒袍一日”，但“不准呈递如意、贡品”，只准内务府官员“穿蟒袍三日”，并“准其呈递如意、食品”。
皇后去世时的丧仪也是文武官员表达忠心的重要时机。除臣子应尽的服丧义务之外，清前期大臣们还往往请求赴京奔丧，以示臣子之义，乾隆朝孝贤皇后崩逝时这一含义就体现得格外明显。乾隆十三年三月，嫡后富察氏崩，各地官员闻讯纷纷奏请来京“叩谒孝贤皇后梓宫”。有趣的是，皇帝对于官员们的申请进行了不同层次的区别和回应，从中可以生动体现出皇帝心中对大臣与皇后关系的认知。乾隆帝认为，有些官员的请求入京，系“随众陈请，并非出于中心之诚”；而有些官员则“一闻哀信即沥诚恳请”，显然出于挚情。对于这些请求，皇帝亦给予不同的回复：督抚等文职官员事务繁忙，“原可不必仆仆道途”，而“如驻防之将军、都统等，公事尚简，与督抚自不相同”，理应进京凭吊。但督抚之中又有差别，“旗员之与汉员亦不相同”，“盖旗员地分亲近，沐恩尤为深重，一遇皇后大事，义当号痛奔赴，以尽其哀慕难已之忱”；“汉大臣则视此有间，原可不必奏请”。乾隆帝的这一系列区别透露出他对满汉大臣与帝后之间关系的界定：关系亲近的大臣，遇皇后之丧，不论从情感上还是礼义上，都应立即奏请来京奔丧、请安，“庶君臣之义，不致漠不相关也”。而对于旗人官员而言，奏请为皇后主子奔丧更是其应尽的本分，那些“迁延未奏者，现在亦交部查议”。由此可知，在乾隆初期，皇后丧仪是公开的、满汉大臣理论上都应参与的国丧。事实上，除奔丧一事之外，乾隆帝还藉由皇后之丧对“违制薙发”、“居丧不哀”的大臣大肆严惩。可以说，他利用皇后丧事在朝臣中特别是满洲大臣中，掀起一场对帝、后忠爱的教育运动。
然而，孝贤皇后的丧礼可能是清代皇帝倡导官员尽忠皇后的最后挽歌。从乾隆朝中期起，皇帝即着手进行一系列改制，逐步切断皇后与外朝官员之间的联结。此后，有关皇后的庆典和丧仪皆逐渐转为内廷之事，与外朝无涉。
如前所述，孝贤皇后去世后，娴贵妃那拉氏晋皇贵妃，摄六宫事，乾隆帝虽然允许官员于庆典时向皇贵妃进笺庆贺，但将进笺官员的范围缩小至三品以上。之后那拉氏正位中宫，朝臣庆贺之仪尚未有阙。但至乾隆二十八年，皇帝发出了第一道限制皇后涉及外事的谕令。该年，礼部进呈会试登科录本时，皇帝指出，之前每次进呈，“俱有恭进皇太后、皇后各一本”的旧例，“此系沿袭具文”，“不过循例进呈”，非“庆贺表笺”等“事关典礼者可比”，“况我朝宫闱肃穆，不惟一切政务从不与闻，即寻常细事亦无丝毫干与。似此相沿旧套，徒费抄写，自应停止”。从此，会试登科录本停止向皇后和太后进呈。
乾隆三十年，继后那拉氏因“断发事件”被摒居别宫，并于次年崩逝，乾隆帝从此未再立后，因而本朝不再有关于皇后涉外事礼仪的问题。但乾隆帝限制皇后与朝臣联结的脚步并未停止，乾隆六十年，针对即将册立的嘉庆帝皇后，他发出了第二项重要的限制举措，这一次，“事关典礼”的贺笺也被停止。该年末，即将禅位的乾隆帝发布谕令，“皇后寿节暨元旦、冬至，与外庭无涉，嗣后俱当永行停止笺贺，并以为例，以肃体制而垂法守”。与停止进呈登科录时尚且以摒弃形式化的“繁文缛节”为借口不同，此次停止贺笺的缘由直指区别“内外”。乾隆帝首次提出有关皇后的一切庆贺礼仪皆属内廷事务，“与外庭无涉”。之后他进一步将“内外之别”的范畴扩展延伸，不仅禁止官员在节庆时向皇后恭进贺笺，连册立皇后这样的大典，也在其一手策划下由普天同庆转变为内廷庆贺。
乾隆帝表示，自己禅位后，“为太上皇帝，嗣子为皇帝，其嫡妃自应立为皇后”。向来册立皇后皆颁诏天下，但此次册后，“乃宫廷一定礼仪，只当循照向例，祭告天、地、宗庙，用昭茂典足矣，何必撰拟恩诏布告天下!”与之前不仅皇后册立，连孝贤皇后去世乾隆帝都下令“布告天下，咸使闻知”的态度，可谓截然不同。对此，乾隆帝解释为：“皇后正位端闱，恪修内职”，其地位“非如皇太后之为母后，分应尊崇者可比”，“我朝家法，宫壸肃清，从不干与外事”，因此“皇后典礼，不特恩诏不必颁发，即王公大臣以及外省督抚等，亦毋庸因立后于朕前及嗣皇帝、皇后前呈进庆贺表笺”。即册立皇后不仅不再昭告天下，亦不准大臣进笺庆贺，以示皇后之责在于“恪修内职”，无需与朝臣发生任何联系。
乾隆帝的这一做法，将清代皇后地位降至历史新低。大概感觉这一改革过于激烈，数年后，当太上皇作古，嘉庆帝在册立第二位皇后时表示，“因思立后颁诏，乃本朝家法，载在会典，实亦古今同义。诚以皇后母仪天下，佐理化原，于册立之际祭告天地宗庙，并颁诏天下，以昭慎重”，恢复了册立皇后时颁诏天下的仪式。但是，“中外臣工庆贺表笺，及遇寿节令节奏上笺贺，钦尊圣训，仍行停止”，仍旧取消皇后接受王公大臣贺笺的权力。既然不许进笺庆贺，前文所述有些大臣提出来京、入宫庆贺的请求，自然也不能允准，嘉庆帝甚至斥责这些官员“有是理耶!”“俱着传旨申饬”。
此后，“内外之别”成为清帝格外留心分辨的问题。嘉庆十年（1805）岁末，礼部在具题庆贺元旦令节礼仪时，因将王公百官在皇帝之前行礼与公主、福晋、命妇在皇后前行礼之事一并奏请，而受到皇帝的严厉申斥。嘉庆帝认为，此举“殊属非是”，下令将礼部堂官“交部察议”，并明确“嗣后着将元旦令节公主、福晋、命妇等应否进内行礼，另折请旨”，不得再与皇帝接受大臣行礼于同一折内奏请，以示内外有别。
嘉庆十八年，礼亲王昭梿上书，建议仿照万寿圣节前后官员俱穿补服的先例，“皇后千秋令节，拟穿蟒袍一日”。皇帝先表示“勉从所请”，但又表示“实深愧愤”，并下令皇后生日“不必穿蟒袍，稍示区别”。紧接着嘉庆帝意味深长地说：“愿诸王大臣清夜扪心自问，究竟欲作何等人，成何等事业，三思而行，勿甘暴弃，朕亦无颜渎告矣。”
道光帝即位后，两位大臣（蕴端多尔济、广庆）在进折“叩贺皇太后万寿圣节”时，“一并缮折与皇后请安”。道光帝斥责此举“实属罕闻之事，以前内外大臣从未如此进折请安”，二人“甚属糊涂冒昧，不晓礼仪”，对其予以降职、罚俸的处分。
道光十三年（1833），皇后佟佳氏薨，在办理丧仪过程中，由于惇亲王绵恺与内大臣禧恩“引用百姓如丧考妣、四海遏密八音之说”，被皇帝斥为不妥，“令大学士、军机大臣会同礼部详查例案，悉心妥议具奏”。数日后，道光帝发布长篇上谕，首先根据所查乾隆朝孝贤皇后、嘉庆朝孝淑皇后丧仪成案，指出皇后丧仪前代已有固定规格，“后世子孙，总当恪遵成宪，不敢以私意紊典常”；其次详细考察了“百姓如丧考妣、四海遏密八音”之说的典故，指出这一说法出自《虞书》，用以形容百姓对尧帝的思念，将此用于皇后则“殊属不伦”：“况《虞书》二语，系指帝尧而言，并非指帝尧之后”，因而绵恺系“不学无术，信口乱谈!”道光帝对兄弟的这一番辩驳，其目的当然不仅仅在于皇后丧仪中的措词小节，而是通过这一问题再次在王公大臣中明确帝、后与内、外之间的轻重和区别。
经过乾、嘉、道三代皇帝的整饬和训诫，基本不再有王公大臣敢于与皇后发生任何公开的联系，对于内廷及皇后之事也小心回避，不再关心，这也是导致王公大臣之妻对作为国家“中祀”典礼的“亲蚕礼”参与毫不积极的重要原因，详见后文论述。延伸来看，直至咸丰帝崩逝，肃顺等顾命大臣不将两位太后放在眼里，其实也与前代皇帝一贯强烈主张后宫不得参与外事、不得与朝臣发生任何联系的风气一脉相承。
节选自《清史研究》202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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